国际大变局下的大国战略选择
时间：2021-06-28 04:01: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的转折时期。这是那种只有用大历史的尺度才可以度量的“变局”。从有近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以来，这种“变局”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东方的中心地位让位于西方；第二次是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20世纪成了美国支配和主导的世纪；第三次就是现在，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亚洲强势复兴，西方主宰和美国的中心地位不保，旧的国际体系处在深刻的动荡和变革之中。
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确证
引起这场国际大变局的基本动因是：
首先，国际力量对比的旧平衡被打破。发展中世界的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抓住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整体实力迅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序，到2007年底，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15名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已占了6个。据英国一家权威研究所的报告称，自2004年以来，美国、加拿大、欧盟这三大传统西方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已从60％降至2008年的52％，预计2009年会降至49.4％。也就是不足一半，这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一次。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50年，“金砖四国”将全部跻身于世界前6强。最近几年，四国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9％，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中国按国际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已与日本持平，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2001年已是世界第二。发展中世界与发达世界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与之相适应，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又处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交集地带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呈现出强劲的复兴势头，正在超越大西洋，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新的中心地带。实力的消长表明，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其次，国家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战略格局是力量的结构，也是利益的组合。自有国际政治以来，国家行为都是在利益对立中显现的，一部分国家的同盟关系也是为了同利益相左的另一部分国家相抗衡的需要。“零和”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常态，对立和对抗始终是国家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交织，在各自对立的利益之外，大大增加了共同利益。一国利益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国利益的实现，损害别国的利益往往也会伤及自身。合作共赢成为国家间谋取利益新的行为模式。国家的合作与对抗并存，“非零和”成为国家关系的常态。国家利益关系这种高度两重化的属性，对建立在以利益争斗和实力对抗基础上的现存国际体系产生了极大的颠覆效应。
第三，国际政治重大议题变换。邓小平早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改变意味着世界潮流的转变。这已经预设了国际大变革的逻辑。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激荡，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凸显，全球治理的任务空前紧迫，开始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大议题。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不再仅仅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议程，而日益成为一个国际主义的议程、社会与生态的议程、人类和自然的议程、国家政治和地球政治的议程。讨论和解决这样的汉题，任何单一国家都无能为力，必须加强国际社会的整体合作。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必然要求合作的国家关系和世界潮流。摒弃旧观念，转换新思维；变革旧手段，谋求新方式，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昔日以强权、争夺、对抗、冲突、战争为基础，以两极分化、统治与被统治、不平等、单一性为特征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在解决人类巨大而紧迫的新课题面前，已显得十分无力和不合时宜了。
第四，触发和推动历史大变动的国际重大事变发生，以往引起国际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历史事变往往是世界范围的危机和大的战争，没有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和随后爆发的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发生老欧洲的主导地位被美国领导的“新世界”所取代，也不会催生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这一次大变局虽然也是由重大危机触动的，但危机并没有导致大的战争。变革主要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两个连续性的和平事变交替促成的。第一个事变是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两极体制瓦解，市场经济普及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由此大大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为新旧力量的消长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大变局的深层动因；第二个事变是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力量，暴露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制度矛盾和社会弊端，为新兴力量走上世界舞台和推动变革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上述四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国际重大关系的变化陆续发生。我们看到，在加强对世界经济的国际管理方面，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G20组合无可挽回地取代了原来代表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G8集团的位置。
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在国际金融论坛上遭到了强烈质疑，取代美元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被提了出来。欧元和人民币的区域货币地位得到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布局开始发生调整，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上升。根据IMF最新批准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投票权重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投票权重则从40.5％上升为42.1％。
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放低霸权姿态，在短短几年之内，将美中关系的战略定位，从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调整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再发展为“利益攸关方”，直到“战略再保证”，连续跳跃了四个台阶。联系到美国先前接连放出的“G2”、“中美国”和“中美共管”世界事务的口风，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正朝着同中国加强合作而不是加深对抗的方向发展。
欧盟国家断然中止了持续多年的内部扯皮，一致批准了加强政治联合的《里斯本条约》，27个国家选出了共同的总统和外长，向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一切，都是在亚洲崛起对欧洲的地位构成挑战的形势下加快的。
日本在10年前还在带头抵制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东亚共同体”倡议，站在亚洲联合的消极立场上。而今天，新上台的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重拾“东亚共同体”话题，将其作为日本偏离“脱亚入欧”和过分“依附美国”的传统政策，改行“重返亚洲”政策的重要宣示。
上述种种事实所释放的强烈信号显现出同一个指向，即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和中国在崛起，它们迅速增长的地位和力量开始为西方世界和霸权国家所正视，它们在当今世界事务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得不被承认，它们正在进入到世界政治舞台的突出位置，开始参与对世界事务的掌控和真正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旧的世界体系和力量格局被迫适应这种变化而发生深刻改变。
这场大变动，说它是西方统治世界500年以来、美国支配世界100年以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毫不夸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