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外国经济研究,顺应和推进世界格局变动
时间：2021-06-27 08:01: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年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去西方中心”的新阶段。而在东方，随着东亚国家经济的成功。兴起了“东亚思潮”。面对这种情况，为推进西方经济问题研究，我国学者应该进行理论创新，突破“西方中心论”；应该摆脱自由主义的束缚，清除其政治经济和学术影响；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西方社会科学；去西方中。心；东亚思潮；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1)02-055-05
作者简介：郑彪(1953—)，男，浙江金华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现状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方面由美国全球化战略决定，总体上社会科学发展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服务于其地缘政治利益；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思想界毕竟有强大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传统，所以近三四十年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趋势。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去西方中心”的新阶段。
这种“去西方中心”的倾向，实际上是世界体系格局的重心持续东移的历史进程在西方思想学术领域的反映。西方文化，也称西方基督教文化，形成的时间相当晚。亨廷顿临终前在其最重要的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坦率地承认，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兴起比起中华文明，甚至比阿拉伯文明都要落后很多，是在公元8世纪前后开始发端，到18世纪才最终形成。而“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个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通过暴力建立起世界霸权的同时，也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文明发展在吸收了世界许多种文明的基础上，到18世纪形成，而发展到19世纪达到顶峰。其主要标志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欧洲灿烂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至于科学技术，直到现在仍然在迅速发展，但它与西方文明不是一个概念，这里不做讨论)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已经从自身的殖民史和资本主义制度弊端中看到了西方文明的没落。19世纪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特别是美国灭绝印地安人的大陆开发，让欧洲文明人感到绝望。一百年前在西方最享盛誉的中国学者辜鸿铭，不仅是中西文明交流产生的杰出成果，更是西方有心人精心培养出来的文化奇才。早年精心培养了他的布朗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深邃的文化洞察力，以及高度正义感和责任感的英国富翁，他对辜鸿铭说出了他拯救人类的崇高文化理想：“我计划让你在德国学科学，再送你去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学成之后，送你回中国，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学深学透。然后，将中国学术思想与欧洲学术思想融会贯通，得出正确的结论，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人的生活!要知道，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经变成野兽国家。他们依仗轮船、火车、枪炮，杀人放火，疯狂侵略别的国家。最惨的是非洲的黑种人，成千上万地被抓走，当作奴隶卖给美国。美洲的红种人，快被杀光，灭种了!我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做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20世纪是西方文明加速没落而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世纪。被称为现代德国心灵重要表征的大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1918年在维也纳出版，在西方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轰动。20世纪前三十年里了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明的自信。斯宾格勒指出，一种文明一旦出现了帝国主义，就是恺撒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文明就要谢幕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无论其政府采取何种宪政结构，权力最终都会落入恺撒式人物手里。这是因为“金钱以民主的形式获得了胜利。”甚至“政治简直就是金钱的独占范围。但是，当金钱摧毁了那一文化的旧秩序，混乱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因素，渗透到生成的各种成分中——这就是恺撒类型的人物。在他们的面前，金钱的势力崩溃了。帝国时代，在每一支文化中都一样，意味着心智和金钱的政治的终结。血统的力量，未受破坏的身体的力量，恢复了其古老的统治的地位。‘种族性’涌现出来了，纯粹而不可抗拒——强者取得胜利，渣滓则沦为他们的战利品。”斯宾格勒接着说：“恺撒式的强人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文明时代的一切，最终都将在战争面前灰飞湮灭，人类的历史重又进入它的野蛮时期，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循环。”至于19世纪以来由欧洲国家人为地建立起来的“西方中心论”，斯宾格勒对其荒诞给以了无情的嘲笑和批判：“这简直就是一个太阳与行星的怪想体系!我们选定一小块领地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并将其当作中心的太阳。所有的历史事件皆从它那里获得其真实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据它的角度而获得判定。但是，这一‘世界历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斯宾格勒的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发挥：按照“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中国和埃及的几千年的遥远历史便被缩小为纯粹的插曲，而我们的几十年的短暂历史则被肆意夸大，如巨型怪影般傲然耸立。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和假象，是我们西方人的自欺欺人；我们之所以把西欧历史和文化当作中心，其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就生长在这里，可我们能以这样的理由来构造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吗?假若可以这样，那中国的历史学家岂不也有理由建立另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将十字军、文艺复兴、恺撒、菲特烈大帝等等只是一笔带过吗?
从那以后，“西方的没落”就成为20世纪的历史趋势和历史话题，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危机所证实。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趋势为20世纪下半叶的科技革命、冷战和苏联解体所引起的全球地缘政治灾难所掩盖。斯宾格勒的思想和观点终因不合垄断资本的利益，不能成为意识形态“主流”，而且被历史淹没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斯宾格勒思想的“幽灵”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在东方，就是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东南亚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以及中华复兴起步而兴起的东亚思潮。
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功彰显出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突出地表现为形成了一种“东亚思潮”，或称“东亚共识”。“东亚思潮”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随着东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东亚在世界三大经济体中三者有其二，也随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东亚国家普遍认为该地区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美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正在得到根本改变。东亚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将拥有与自身经济、政治力量相适应的话语权。
其次，东亚国家不仅普遍相信自己的经济成功得益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儒家文化，而且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