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要博采众长
时间：2021-06-01 20:03: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借鉴、博采兼容，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智慧，从异彩纷呈的外国政党文化中撷取精华，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教训中汲取营养，从丰富生动的党建实践中获得生机。
关键词：党的建设；吸收借鉴；博采兼容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7-0012-05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我们党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用科学思想、科学制度和科学方法治国理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牢固确立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宽广胸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借鉴、博采兼容。不仅要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智慧，而且要从异彩纷呈的外国政党文化中撷取精华；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而且要从丰富生动的党建实践中获得发展。
一、善于从中国历史上“盛世”治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
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所谓“盛世”。在史称“盛世”的历史时期，往往经济发达、政治昌明、文化进步、社会安定。总结历史上“盛世”出现的原因、背景及其作用，有以古鉴今的意义，对于我们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历史上普遍公认的最为著名的“盛世”，有所谓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乾之治”等。其所以被称为“盛世”，必有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如汉初统治者的拨乱反正、与民休息；唐太宗的以古为鉴、居安思危；唐玄宗的选贤任能、良法善政；清代康熙、雍政、乾隆三朝的从严治国、乾纲独揽，等等。中国历史上“盛世”治国中，有这么三条历史经验是颇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
第一，保持清新开明的政治空气，实行以民为本、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对“民”的认识。中国古代常常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是“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高明的统治者一般都能深明其中的内涵。唐太宗常说：“治天下者以民为本”，“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正是有了“以民为本”的认识，所以才有“与民生息”的政策。汉朝初年，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民更始”。“顺流与民更始”就是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顺应战乱之后百姓的需要，制定与民休息的政策。汉高祖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议，减轻田赋，定田租每年十五税一，招还流民，领回原有的田宅；释放战争中自卖的奴隶，恢复他们的身份。汉惠帝时，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国，他一切遵守萧何所定的法令，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鼓励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免除力田人终身徭役。汉文帝则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二年。汉景帝即位，收民田租三十税一。这样的治国之道使汉初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吏安其官，民乐其业”［2］的繁荣景象，保证了汉朝的勃兴。唐初，魏征向唐太宗进谏，说：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魏征认为：对于国家来说，静则安，动则乱，欲求长治久安就要使民安静。汉之所以振兴，在于与民休息；隋之所以速亡，在于反静为动，徭役不休。现在正值大乱之后，百姓急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他劝唐太宗薄赋敛，轻租税，不夺农事，少兴土木兵戈，不随意动用民力，让其安心生产。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这种以民为本、与民休息的政策，顺应了社会发展，合乎了民心民意。
第二，建立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任用贤能之臣治国。《礼记•礼运篇》提出用人要“选贤与能”。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强调用人“尚贤”，“尚贤”是“为政之本”。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他曾对魏征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魏征回答道：“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3］魏征的意见颇具启示意义。为官择人须“才行兼备”，才差一点，“不为大害”，如果误用德行坏的人，“为害极大”。唐太宗就是坚持“才行兼备”的用人标准，注重任用贤能，在《贞观政要•任贤》中，所用贤能大臣就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等八人。正是因为有这些贤能大臣的辅佐，唐太宗才得以实现“贞观盛世”。清朝的雍正帝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看法。为了在政治上打开新局面，他不惜打破原有定制，用人“只能才技，从不拘限成例”。正是由于他们用人得当，除旧布新，所以才有政治较为清明、国力较为强盛的局面。
第三，整肃吏治，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各种腐败之中，危害最烈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治民先治吏，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经验。这是因为，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相伴而行。贪官能腐蚀政权肌体，激起百姓忿恨，从而危及政权的生存，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对此是清醒的。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并强调“清洁于货”是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即用官时必须考虑“清廉”之节。汉代的“察孝举廉”，也是把孝和廉作为居官的首要政治条件。司马懿在谈到如何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时也强调过“清固为本”的居官原则。为维持官僚队伍的清廉，不少朝代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朱元璋时甚至规定，将贪官枭首示人，剥皮充草，树于公堂，以儆来者。清朝康熙、雍正时，也曾注意严惩贪官污吏，吏治较为清明，有过“康乾盛世”。然而，由于封建官僚政治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通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腐败现象一直同封建社会相始终，根本无法消除。在封建社会，可以有个别清廉的官吏，却不可能有整个政权的清廉，这也是封建统治者不能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重要原因。尽管统治者试图通过突出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的目的在政治实践中远未达到，但强调道德教化这一手段对治理贪官、反对腐败所起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其中有些东西在今天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二、善于从外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中撷取精华
政党政治中治国理政的一些共同特点，决定了不同政党之间是可以相互比较与借鉴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客观规律的高度，通过对不同政党之间的比较和借鉴，获得了对无产阶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有益的经验。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都是政党政治，不存在政党或者禁止政党活动的国家已寥寥无几，因此有人称当代为政党政治时代。尽管世界政党现象错综复杂，各国政党的产生、发展都有其特殊性，但认真研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各国政党也有共性。关于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定义中便可找到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这个定义就是概括了政党的三个方面的共性之后得出的。可见，中外政党是有共性而言的。既然有共性，就有可比性。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外政党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各种政党共同遵循的规律。从政党政治的发展来看，通过对不同执政党之间的比较和借鉴，从中获得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提高执政绩效，巩固执政地位，是一个普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