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浅尝辄止的多党制试验
时间：2021-06-01 12:04: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山不容二虎，哪怕一公一母”，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几千年的王朝统治和近现代的党治皆是如此。但在二者交接的历史缝隙中，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多党并存的时期，让我们能够略窥多党制之门径。
民国始建，党派初兴
1911年10月3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后的20天，清廷根据资政院的请求，宣布解除党禁，承认结党合法性，赦免政治革命嫌疑犯。但让步来得实在太晚，帝制崩塌在即。
汹涌澎湃的革命、改良势力已经不再需要清廷的官方确认。
两个月后，皇权败亡，民国成立，中国政治舞台上顿时出现了“组党”热潮。一时间，会、社如过江之鲫，党、团如春草怒生。“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名大姓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于是乎，吵吵闹闹，喧喧嚷嚷；小党谋合，大党欲分；内引外联，合纵连横；林林总总，生生灭灭。那真是一个立党无门槛、参政无忌惮的年代。”
据统计，从1911年底至1913年底，新成立的政治性公开党、会、社、团，有案可查者多达682个。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由同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北都督黎元洪派军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还有社会党、公民党、大中党、工党、自由党等，不一而足，大概只有“共产党”“绿党”“茶党”没被抢注了。
后世常将这一时期政党喷薄而出的现象谓为“乱象丛生”，但这种“乱”只是从封闭社会猛然跨入自由社会的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脆弱的过渡状态，属于自然的政治变化。事实上，经过短时间的政见统和，较大的政党已经在形成，只是历史没有给它们足够的发育时间。
革命之后革命党的转变
民初实力最强的政党是国民党，该党虽是由同盟会转变而来，并尊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实际上是由青年英杰宋教仁筹建并领导。
宋教仁被称为“议会迷”，是民初政党政治的主要设计者和主持者，是革命党之中从制度破坏转为宪政建设、令革命党变为参政党之最得力的法制专家、最关键的组织能手，也是当时最耀眼的政界明星。他认为，“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度者，则莫如政党政治”；“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奋斗”；政党应以公开合法的手段相互竞争、“相摩相荡”，而不宜搞人身攻击，更不得互害互杀。
当时唯一能在思想上与宋教仁相呼应的是共和党的领袖梁启超。梁是立宪派核心人物，也是个议会迷。他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明确提出“政党内阁”的主张，他认为，要实行“政党内阁”，则必须有“两大健全的政党”为前提，“政党政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而梁启超之所以加入共和党，目的便是要缔造一个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大党。
宋梁二人虽属不同阵营，但思想上却最为接近。梁漱溟先生晚年回忆民初往事，说第一届国会竞选期间，宋教仁曾专程跑到天津拜访梁启超，以英美式两党轮替执政相勉励。“梁若执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
1912年冬到1913年初春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盛况空前，22省登记的选民有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最终，国民党赢得参众两院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宋教仁踌躇满志，国会召开之前，他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无奈天妒英才，1913年3月，宋教仁于游说途中被暗杀于上海火车站，他的政党内阁之梦随之破灭，中国人也和宪政失之交臂。
政党内阁并非各派共识
袁世凯与宋教仁有明显的直接冲突，袁虽已当上民国大总统，但对宪政民主的内涵并无深刻领会，当国民党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并要组织“超级内阁”时，他如梦方醒，感受到了总统职权被架空的危险。作为封建旧官僚的代表，他确实有理由铲除宋教仁，这也与他之后解散国会和国民党的行动逻辑连贯。
但与宋教仁的政党内阁蓝图存在分歧的不仅仅是旧官僚，放不下暴力的革命党同样与之不能相宜。也正因此，史学界对于孙中山的怀疑始终不断，孙的亲信陈其美则有可能就是刺杀宋教仁的直接指挥者。
事实上，同盟会早已有分裂的势头。脱离同盟会组建统一党的章太炎就公然宣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言下之意是：若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便证明其标榜天下为公是假，立党营私才是真。章太炎的追随者、革命元勋陶成章就被孙中山陈其美一派暗杀。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的行为同样令孙派反感。孙派认为，不仅应该保存同盟会的名号与人马，更要保存革命团体的破坏性能力和革命者之间的秘密组织方式，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实际上，这正是“打天下坐江山”思想的体现——以己派夺取政权作为革命胜利的标准。
无奈宋派顺应时势和大局，在党内超过孙派占据多数，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甚至也被同盟会改选为由汪精卫出任（但汪精卫拘泥于旧式伦理固辞不受）。种种难堪际遇，逼使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功成身退”。
以俄为师，以党治国
宋案直接引发了二次革命，孙中山以宋教仁之死为由讨伐袁世凯。孙言：“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有决者，只有武力。”但二次革命很快被实力强大的北洋军镇压，孙中山流亡海外。在国内，袁世凯则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
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同党人心涣散”，1914年7月8日，孙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并改变原来国民党三权分制的结构为一人独裁。他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将其立党思想放大到国家，他说“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920年他更是郑重声明：“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
1924年，孙中山以俄国共产党为蓝本，改组国民党。他说，“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在阐述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时强调：“‘以党治国’是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取向的政治模式，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
作为俄共的学生，新成立的国民党与宋教仁的国民党大相径庭。之后，蒋介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将一党独裁贯彻全国，中国再也没有机会体验多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