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的公安文学
时间：2021-05-14 00: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据科勒的考察，后现代这一术语的最早用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奥尼兹(1934年)、费兹(1942年)、汽因比(1947年)等人的著述中，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欧文·豪和哈利·列文开始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现代主义运动的令人沮丧的衰弱。自此，批评论争逐渐展开。到了70年代后期，“尽管对究竟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这一领域的特征还争论不休，但‘后现代’这个术语此时已一般地适用于二次大战以来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了，这种现象预示了某种情感和态度的变化，从而使得当前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后现代主义”：一种历史观念的概括》)。关于后现代较为有影响的解说可以以詹姆逊和利奥塔为代表。
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概括了“后现代的以下构成性特征：新的无深度感，它在当代‘理论’和一个全新的形象文化或幻象文化中得到了延续；随之而产生的历史感的衰弱，不仅是指我们与公众历史的关系，而且关乎我们个人的时间感的新形式，这种时间感的‘精神分裂症’结构(按照拉康的说法)将决定时间型艺术的新型句法；一种全新的情感基调——我将称之为‘紧张感’——我们最好把它作为向更为古老的崇高论的回归来把握；所有一切与一种全新的技术结成深刻的构成性关系，这种技术本身就是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形象”。
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利奥塔是这样表述的：“用极简要的话说，我将以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
程文超说：“中国远远没有进人后现代社会。岂止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中国还有很多很不‘现代’的东西。我们同样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并不等于没有‘发生’后现代。在今天的中国，从生活方式到生活态度，从人生到艺术，不难看到后现代的幽灵。后现代在中国的‘发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特殊语境和20世纪世界文化的大语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王岳川看来，论者在后现代在中国问题上，相当谨慎地区分了“进入”“发生”的词义差别。认为后现代在中国趋势已经“发生”了，这种发生不是西方思潮的“进入”所致，而是中国语境与世界大语境互相作用而“发生”。既然已经“发生”，我们就得应对。那么，在后现代语境中，公安文学路在何方?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公安文学
公安文学的定义是什么?这似乎是应该探讨的话题。由于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与兴起于20世纪后半期、至今仍然盛行不衰的文化研究的影响，当代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家早已开始对“文学”以及文学的“本质”采取一种历史的、非本质主义的开放态度，并且强调“文学本质”各种界定的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不是寻找一种普遍有效的定义。他们不是把“文学”视为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概念，而是转向把“文学”视作一种话语建构。
文学没有一成不变的定义，公安文学同样如此。但是，公安文学作为文学流派是存在的。所谓文学流派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由思想倾向、艺术倾向、文学见解、创作风格或相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结合而成的文学派别。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不少文学流派，如花间派、西昆派、江西派、茶陵诗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明朝)、竟陵派、桐城派等都是古代的文学流派。法国的“七星诗社”以及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等都是西方的文学流派。尽管目前学院派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承认公安文学这一说法，在公安系统内部来说，它也可算是一个不太古老的“神话”。因为，在1985年，《蓝盾》与《水晶石》杂志和《人民公安报》联合发起公安文学大奖赛，第一次举起了“公安文学”的旗帜。1988年公安部“金盾文学奖”的评选，正式启用了“公安文学”的提法。1999年，《文艺报》和《人民公安报》联合发起公安题材文学征文，使公安题材走向全国。那时候，公安文学着实是火红过一阵子的。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体制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竞争，带来了经济繁荣。同时，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文学显得异常尬尴：一方面面对的是芸芸众生，另一方面又得面对由市场经济带来而显得格外重要的货币。正如当年文化人从事创作不能不顾忌诸多政治因素一样，那时的撰稿人已少有不考虑是否卖得出去的问题。一部作品是否能出版，已不再取决于你是否耗尽了心血或作品本身具有何等价值，而取决于市场需求，取决于是否能够带来利润。于是文化人的自由创造成了受到市场需求支配的不自由的制作，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成了面向书商和市场的订货式的批量生产，文化人已开始把写作当做“写字”的行业来操持，作家也因此成为“写字师傅”。作家单纯为金钱而写作，以一味地追求销量为目的，以搞笑来招揽读者，醉心于欲望的宣泄，躲避崇高，拒绝神圣，远离宏大叙事，沉溺于猥琐与鄙下。于是，小说中的人性阳光面被掏空，人性的低劣阴暗处处可闻，不再让人读出温馨，其审美功能也随之消失。
2000年金秋，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在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借德里达的话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
国内外的文学现状如此，生不逢时的公安文学走向凋敝萎缩也是必然的。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后现代的侵袭。
后现代文学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后现代理论家。在后现代研究中，他总是保持着一种不断变革西方话语的探索精神。起初他将后现代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现象，后来逐渐认识到，后现代不仅是西方的产物，而且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现象，可以在某些局部以变体的形式进人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詹姆逊将后现代理论推向第三世界文学，极为关注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使具有强烈西方中心色彩的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逐渐演化成具有更广泛的全球意义的后现代性这个概念。
赵一凡在《欧美新学赏析》中首先界定了后现代的基本倾向：“所谓‘后现代’在知识层面上指示人们对上述话语和宏伟叙事的怀疑否定，即不再相信那些历史性的伟大主题和英雄主角，也不去期望找到返回宏伟叙事的道路。像前沿科学家一样，人们开始心甘情愿地承认知识局限、断裂、反悖并且缺少稳定，于是各自玩自己的语言游戏以建立局部决定论。或干脆倾向操作性创新。”论者注意到，后现代主义对宏伟叙事的否定，无限地延伸了局部的话语游戏和文本操作性，反过来使后现代缺乏整体性把握世界的能力和表述对世界进程的完整的理念，这进一步导致了后现代的“表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