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伦理视角分析全球环境治理困境
时间：2021-04-12 20:00: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环境问题，或者说环境的破坏和治理问题并非始自今日，应该说，环境的全球治理进展很快，在环保意识、环保科技、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进展并不足以使得全球环境治理取得实质结果。那么全球环境治理出现困境的症结在哪里?
对此问题的回答，当前主要有以下视角：国际制度、国际结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和治理缺失、现代科技的异化，还有人从分割的民族国家利益出发，更为具体的归因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应该说上述各种观点都从某一个角度对国际环境治理的困境提供了考察路径。但都没有找出症结的本质所在，因为循着这些路径进行完善和推进，其逻辑结果并不会如愿地走向全球环境好转。本文正是从环境伦理视角出发，探寻现有环境治理困境的伦理价值根源，在对现有各国各种环境伦理价值观念加以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弊端，并尝试建立新的认知模式，从而期望能系统而全面地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困境的伦理根源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西方环境伦理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迄今已经形成两大流派，一是人本主义环境伦理学，二是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前者的理论基础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优越地位，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来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其社会实践的原则是人类拥有开发利用、管理维护自然环境的主体权利；后者则扩展了伦理道德的适用范围，将之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扩大到人之外的环境领域，将传统的环境范畴的自然界价值提升至与人类平等的地位，人类保护环境不再是出于实现本身的价值和利益，而是出于对环境的尊重、关怀甚至敬畏。
据此我们可以把人类环境伦理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环境伦理正式产生之前绝对人类中心主义阶段、相对人类中心主义阶段和未来共同体主义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人类并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仅仅将之作为实现人类价值的外部工具，凭借感性偏好而不考虑后果地对待自然环境，其逻辑后果是无限制利用开发资源，并将人类的活动轨迹毫无节制地抛给自然环境。
第二个阶段中，人类在受到自然界和环境的报复和惩罚后，开始注意到环境的脆弱性，意识到对环境的无限制利用和破坏将最终损害全人类的利益，并逐步建立起保护环境的理念，但并没有摆脱自我中心倾向，其环保的根本目的仍然在于可持续开发自然环境和资源，从而维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支配地位，实现人类价值和利益。其逻辑后果是，在一个并未实现人类共同体集体价值和利益诉求的国际社会里，对虚幻的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害可能，并不是以制约部分人的群体的贪婪。
第三个阶段中，人类真正把自身从宇宙支配者、最高价值的天国，拉回地球众多客观存在的普通一员的现实，将自我融入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之中；人的价值作为生物的类的价值，融入人类共同体之中。此时人类对自我价值和利益的追逐将伴随着对其他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尊重和共生，人类共同体观念化为自觉的、无意识的习惯，同时不管是基于类的价值还是基于个体的价值，都深刻地融入地球所有类和个体之中。这样，人类将不再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而认识和处置自然环境，而是真正形成共同发展分享价值的地球生态格局。
根据以上人类环境伦理类型和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认为，当前人类社会处于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环境伦理决定了全球环境治理范式的传统性质，即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没有变。前文所述全球环境治理的困境都是从该问题的某一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尽管有其道理，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没有改变环境伦理的传统认知模式，自然就在实践上无法实现超越，无法达到环境的全球治理。
首先来看联合国作用问题。批评者主张联合国应该发挥更加充分、实质性和领导性的作用，推动更加完善、有效的国际制度的建立。而奥兰·扬从问题结构角度探讨了为什么国际政治议程的问题比其他问题难解决，他在分析图宾根学派关于“问题或冲突”的性质(预先)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奥斯陆西雅图学派把重心集中在行为体的行为偏好上，从博弈理论出发解决问题的方法后，对“成功的前景并不抱乐观态度”，认为即使人们建立了国际环境治理的国际制度，也“并非所有……体制的有效性令人满意”。追根求源，问题还是在于当前国际环境治理的结构，是以传统环境伦理观念出发的安全理念为基础，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解决路径，不可能跳出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地悲剧的桎梏。
其次来看技术异化和环保科技的引进、扩展问题。科技本身是一种知识工具，具有中性性质，既可以带来正面效益也可以造成负面后果，它的发展史说明，人类完全能够控制负面后果而促进正面效益，关键要看在何种伦理观指导下开展科技实践。问题有两点，一方面发达国家并不因自己技术的先进而放弃生产和消费有损环境治理的商品，只是将之转移到居于产业链末端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出于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或者说知识的独占价值，这些国家在技术的援助和转让上态度非常消极，这说明科技发展本身无助于实现环境的全球治理，资金问题具有相似的境况。
再次考察人口问题。不可否认，当前地球人口绝对数量和新增数量上，发展中国家都占了更大的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控制人口是实现环境治理的唯一途径，也不意味着它是当前最重要的途径。以气候变化为例，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正在迅速发展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球范围的人口增长之所以毫无节制，正是经济发展伦理、生活方式伦理等战胜和压制环境伦理的结果。
第四与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关系相联系。现代环保主义认为，应该变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为现代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无污染或少污染、技术含量高的技术和产品，以此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的不良影响。但在当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模式下，实现各个群体(主要是民族国家)范围内而非全人类范围的生活、生产需要，必然以争夺和消耗全球范围的资源和能源为前提，在“经济增长的浪潮”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并认为社会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
第五个观察视角是从国际社会无政府性质和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出发的。现有观点认为，正是国际社会的这种性质和结构，导致环境全球治理的困境。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即使是排除无政府国际结构这种因素，一国范围之内，也并未全部实现环境的良好治理，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在环保意愿、环保政策、环保举措等方面仍需做大量工作。1982年美国瓦伦县居民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将该地作为有毒垃圾掩埋场地，即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是寻求环境治理的最终解决，而是将之转嫁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
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解释，把当前国际环境治理的困境主要归因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双方在温室气体排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