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阐释与人文情怀

时间：2021-04-09 00:00:4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刘明华先生在学界是以研究唐代文学及其思想史尤其是杜甫研究见长的。最近，由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作序，中华书局隆重推出了他的一部新著——《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后文简称《文》著)。此著系刘明华先生主持的华夏英才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的结题成果。全书除前言外共分十章，实属十篇学术长文。其中，第一、二章是先生独创；第三、十章系合作；其余部分是作为项目参与者的部分研究生多年来在老师指导下所完成。傅先生称这一成果“是研究与教学的综合成果，这当为高校教学提供值得思考的成功经验与积极范例”。该书以几个重要作家、作品或某一重要文学现象及文学公案为纲，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下观照、考察其丰富的文学意味或文化意味，发掘、透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和人文情怀。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加以细致探讨，在20世纪前半期，只是少数几位学者所做的开拓尝试，并不多见。如20年代周作人、茅盾、苏雪林等人对中国神话的研究；30年代之后闻一多、郭沫若等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文学文化学阐释的雏形。80年代以来，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学者们更是青睐有加。诚如傅璇琮先生在给该书作序时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应当注意探索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探讨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艺术构思。这种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是近二十余年来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进展，也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而刘明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把文学视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把文学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作整体考察，这确能提供一种高层次的方法更新的体制。对此，刘先生深谙其道。其早期著作如《杜诗修辞艺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从修辞学角度研究杜诗的艺术成就，并通过艺术形象考察作者的生活、性情、思想，力图发掘诗人的内心世界；《社会良知——杜甫：士人的风范》(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从忧患意识、批判精神、重建意识、民胞物与思想和影响揭示杜甫作为士人的“社会良知”；《丛生的文体——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审视唐宋文学中诗、词、文、小说、批评五种文体的演变與唐宋文学史的进程，既深入探讨了唐宋文学的发展轨迹，又细致分析了当时文人的创作心态。这些著作充分体现了刘先生早期古代文学研究所具备的创新思路和探索勇气，并为《文》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诚如刘先生“前言”所说，《文》著注重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文学公案进行“文化学解读的个案研究”，这是《文》著最为鲜明的特点。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文学主题的研究及作家研究，这毕竟是文学研究中无可替代的主流。但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开垦文学研究的领地，借鉴、更新或综合不同的研究方法，也是一个渐进的和必然的趋势。而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文学进行阐释，尤其是对一些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公案进行文化学解读的个案研究，《文》著在这方面十分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著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文化学解读的个案研究”的成功范例。
　　首先，《文》著全书十章采取的都是文化学阐释的路向，所论对象均为作家、作品或某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及文学公案。如首篇《理想性·神秘性·历史真实——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多重解读》分别从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等角度对《桃花源记并诗》进行了多方位、多层面的阐释，充分开掘了《桃花源记并诗》的现代性意义和多维历史内涵，丰富了传统文学研究的世界，提升了文学文本的历史价值和文学研究的品位，充分说明了一篇杰出的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世世代代对其无限阐释的可能性，显示出文学的文化研究令人信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而第二篇《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中国式人道主义的典型情感》则从以往研究中涉及但未能深入的“民胞物与”观念出发，论析杜甫的人道主义情怀，并全面引证、分析杜诗，将一代“诗史…‘为情造文”的光辉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得出的结论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与人道主义内涵相通，充分体现了古代文学文化阐释研究的魅力。其他如从李白、杜甫交往及杜甫对李白的怀赠之作研讨两者的交往、友谊(第三篇)；从李白、杜甫笔下女性题材比较两者的女性观念(第四篇)；从道家思想与李白的超越追求研讨李白人格理想的文化特征(第五篇)；从唐代贬谪制度和量移制度考察唐代士人的复杂心态及其相关作品(第六篇)；从乌台诗案考察政治高压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和中国文字狱盛行的政治文化背景(第七篇)；从乐禁制度考察宋词独立于音乐的文体演变过程(第八篇)；从接受心理考察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变迁和定位(第九篇)；从文化阐释学角度揭示《春秋》三传的话语解读模式(第十篇)等，都试图对一些特定的文学现象、文学人物、文学事件，进行文化视野下的阐释，并力图有所创获。
　　其次，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阐释，既要拓展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社会风习、文人生活等层面，同时要注重具体切实的实证性研究，要有大量的事实作基础，避免虚夸浮论。如《量移制度下的贬谪文人的心态——特殊文人群体的文学心理解读》就以详尽的史料考证了量移的对象、种类、始见时间、唐代量移实施的程序、具体项目、唐代量移实行的原因及其与唐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文章史料翔实丰富。图表清晰人微，结论切中肯綮，为分析、论述量移制度对唐代贬谪士人心态的影响奠定了厚重的事实基础，充分体现了史料实证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阐释的优势，从而最终避免了虚泛空论。而《乌台诗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比兴传统与文字狱》则更是典型的“小题大做”，全文引用大量历史记载材料，并结合宋代盐法、青苗法、助役钱、水利法、减刻公使钱等相关法律及朝政，论述苏轼独具特色的人生经历、心理变化与文学创作，为乌台诗案的重新解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比兴传统与文字狱的内在关联将苏氏乌台诗案由特殊的个案上升为一般的理论，使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为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屡兴文字狱的行径找到了较为圆通的阐释武器，既增添了古代文学作品研究的理论深度，又与该著最后一章第四个小标题“政治批评与比兴传统”的论述要旨相映成趣。其他如《南渡乐禁与宋词的案头化——对词的诗化的政治背景解读》等，也从南渡乐禁的时间、对象、范围、原因及乐禁解禁的时间人手，结合相关词题、词序研讨了乐禁影响下词作创作实践和创作思想的新变，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发当前词学研究者之所未发，很有借鉴意义。
　　第三，《文》著对作家、作品或某一重要文学现象、文学公案的个案研究充满了人文情怀。一方面，作者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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