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悲剧：阐释的困境
时间：2021-04-07 12:04: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毋庸置疑古希腊戏剧作为戏剧的伊始，对后世戏剧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古希腊悲剧在这层含义上又比稍后发展的古希腊喜剧走得更远。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古希腊悲剧在身份上有着特殊的双重性。其一，作为戏剧的萌芽，古希腊悲剧本身还存在着许多待完善的可能性;其二，从其完满性与纯粹性来看，它无疑又是悲剧艺术一个无法逾越的巅峰。加之其真正的繁荣时期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间的久远使我们无法获得更多可靠的阅读资料，其中还存在着语言的问题，各时期学者阐释的再解读问题，凡此种种，无疑都为现在我们的解读带来了问题与困难。或者换个角度思考，也许面对这些困难的“冒险”本身也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古希腊悲剧无法穷尽的丰富性。
古希腊戏剧起源于宗教，是一种仪式化的戏剧，可以说在中世纪以前的戏剧都是泛宗教戏剧，而在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剧之后，才出现了现在意义上的戏剧。当代阿提斯希腊剧团的著名导演泰左鲍罗斯认为：古希腊戏剧是不能用理性分析的，因为它仅仅是仪式。三大悲剧家中最晚出现的欧里庇德斯的剧作中可以窥见人物的影子、社会批判者的雏形和心理分析的端倪，而原初悲剧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则更接近于祭神的仪式（1）。在泰左鲍罗斯的表述中，“古希腊戏剧是不能用理性分析的，因为它仅仅是仪式”显然十分重要，它的意义在于不仅仅从概念上重述了戏剧的起源问题，而是涉及如何解读古希腊悲剧的层面。如果说，我们将宗教性与仪式性关联到现实的解读过程中，那么其中“理性”一词的概念就十分值得深思了。到底是怎样的理性，什么意义上的理性，而分析又意味着什么，是对方法的否定还是对精神的否定。如果将此看作是我们解读古希腊悲剧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明确“理性”的具体所指便是解决的第一步。笔者认为这里的“理性”牵扯到了两层含义，一个是从精神上，另一个是从方式上。
理性的精神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这里的“理性”指的应该是现代人的理性思维。
具体观照到戏剧欣赏领域就出现了理性精神的第一层含义——现代人的观剧模式。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理性的思维（戏剧欣赏模式）去分析古希腊戏剧，原因很简单，从戏剧史的角度看，我们最初的戏剧活动是由仪式和狂欢行为转化而来，而仪式性和狂欢的娱乐性都是场面的行为，所以在古希腊戏剧中，叙事不可能成为主角，场面才是真正的主角，那么我们传统的因性格——命运（戏剧性戏剧）而建立的观剧模式在这里就行不通了。古希腊戏剧中几乎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人物，没有所谓的人物性格，我们也就无法从性格顺利地推导出合乎逻辑的人物结局，故事性（意义）以及情节（因果律）被大大地减弱，执意运用这种思维来面对古希腊悲剧，结果就会对文本阅读产生巨大损害。我们会觉得毫无兴致可言，故事简单化、概念化，人物单一化，几乎也没有人物动作可言。有人甚至认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更加类似于一场带妆的诗歌朗诵。而翻译过来的古希腊悲剧，常常附有许许多多的注释，本意是疏通当代读者面对古代文本时理解的窒塞，但在提供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同时，无意中又为阅读欣赏添置了新的障碍。以重印罗念生先生所译的《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中的《阿伽门农》和《俄狄浦斯王》为例，剧本正文和释文所占页数分别是42/22，42/23，而这些注释往往还不包括对于古希腊神话背景的完整叙述。
这些都造成了文本阅读中的阅读无趣现象。首先即便是在众多注释中我们大概了解了人物的所谓前史、故事的背景，更多时候我们还是无法理解人物做出选择的动机和原因;其次勉强得到理解，依据现代理性的阅读/观剧模式，我们无法得到启示，或者说无法从古老的剧作中得到新鲜的赋予现实意义的启示;最后繁复纷杂的文本解读过程本身又使阅读古希腊悲剧丧失了许多审美情趣。
之所以要重提悲剧的起源，它的意义在于强调仪式性的同时，更加强调了古希腊悲剧的特殊性，泰左鲍罗斯继而告诉我们：“古希腊戏剧的台词不是人物之间的对话，演员同台上其他演员说话，但话不是讲给台上其他人听的，而只是通过这个形式，将声音传给奥林匹斯诸神。典型的古希腊悲剧并没有缜密的情节结构，而只有极简主义的形式，它的发展轨迹呈螺旋上升状，逐渐抵达高潮，而高潮的表现则是哀号恸哭，全戏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这一刻，灵魂脱壳似的对神的倾诉，以及随后清明的心境。”（2）想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倾诉的状态，我们应该将目光关注到戏剧与生活的关系上。容易忽视的是，古希腊时期更明确地说古希腊民主时期的戏剧与生活的关系与我们现在是大大不同的。那是古希腊悲剧的黄金时代。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在《古典学》一书中深情地描述了这种“关于最盛大的一场演出”。那时戏剧活动与城邦生活是浑融无间的：“观众从曙光初现时就开始整天坐在那里，全神贯注，进行思考，这是他们作为雅典公民的义务。”（3）换言之，那时的戏剧艺术集中表达了雅典城邦精神世界的特征，“戏剧对雅典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公元前5世纪这个民主城市的固有关键体制。”（4）如果说这能很好地证明雅典公民与戏剧的关系，那么在布洛凯特的《世界戏剧艺术欣赏》中从政府的角度也给了很好的佐证：政府给戏剧家薪俸，供给他们演出需用的服装和演出的场地。因此，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戏剧演出是由富绅或政府资助的，并且被视为重要的宗教与民俗仪典（5）。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时期的戏剧艺术因为宗教的参与成为城邦生活紧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戏剧之于生活的概念十分不同，现在戏剧只是我们诸多文化的需求之一，应该说在更多的地方它与宗教行为已经关系甚微了。
时代不同，戏剧本身之于生活的意义不同，这促成了我们不应用现代观剧思维来看待古希腊戏剧的前提。同时也将我们导向了另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解读古希腊悲剧，或许单单依靠文本阅读是不够的，更为有效的方法还是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上去。确切一点，我们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悲剧剧本本身，还应该是在古希腊悲剧为我们建构的世界中，一直处于悲剧人物之后的，那个伟大同时令人着迷的神话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