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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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杜葆彝，生于1907年10月12日，小时候在孝义兑镇高小、汾阳河汾中学上学，二十岁河汾中学毕业，毕业后在家管理农事。
1925年，我母亲让拉骆驼相面的相面，相面的说：“你遭的男人是好念书，没功名，士农工商都不行。”我父亲听后，就发奋要学习士、农、工、商以外的做人本事，从此在家发奋学习士、农、工、商以外的法律知识和练武功。早晨练武功，上午、下午在家学习法律。他把民国大理院的判案全部买了回来，在家学习。1933年，他算了一卦，卦象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时正值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国难当头。但孝义县以高锦春为首的士绅们向老百姓摊派上钱，油漆彩画城隍庙。我父亲认为，现在国人应该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抗击日寇侵略，不应该拿老百姓的钱去油漆彩画城隍庙，美化死人。于是写了一纸状子，呈到阎锡山名下，阎锡山批示让他们立即停止这一行为。这些士绅只得把他们已经刻在城隍庙牌匾上的名字全部刮掉。这一事，让上柱濮村杜葆彝的名字全县闻名，应了卦象所说。
我的老爷爷杜秀成是走榆林的生意人，为人忠厚、老实。他从当相公伙计开始，升成掌柜，后来又领了北姚村雷锡武的本钱成为领本掌柜，最后又成了连东代掌。1900年60岁时告老还家，榆林义胜号每年给他2000大洋养老，直至78岁去世。因此我们家的财产大部分是我老爷爷熬赚下的。
我的爷爷杜唐鉴生于1882年，卒于1920年，是孝义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是由英国人李提摩泰任校长的山西太原西学专斋毕业举人，任过河曲县县佐、宁乡县(中阳县)知事、长芦盐大使等职。我爷爷生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我父亲是长子，我爷爷去世时，我父亲十四岁。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秋天，我父亲在汾阳开了天玉公面铺，冬天日本人打进汾阳城。1938年春天，我父亲不愿在鬼子占领下做生意，从汾阳回到孝义。当时我母亲在智峪里住，已有一个儿子、五个女儿，我哥哥15岁，大姐12岁，二姐九岁，三姐七岁，四姐五岁，五姐刚生下。我父亲是学法律的文化人，深知当亡国奴的耻辱，为了不当亡国奴、抗击侵略者，毅然抛妻撇子，扔下小家，按他的话就是若别人赶走日本鬼子，自己不去，以后胜利了无颜在世上活人。
1938年夏天，父亲在我们村上柱濮参加了曹诚任团长的抗日决死二纵队三团三营，任文书上士。当时决死队三大队(三营)、九中队(九连)在上柱濮村住。营部在东院窑房上的杜秀杰家东窑里住，营长是李国祯，九连部在我母亲的楼院窑房上住，九连长李子玉是孝义西巷瞎树根的儿子。两个月后，八路军六八五团从铺头一带换防到柱濮，团部在下柱濮，二营营部住在我母亲窑房上，营长周长胜还和我八姑定亲。我父亲跟上决死队三营营长李国祯离开上柱濮到大窳村一带活动。1939年12月政变后，他们到交城山一带打日本，走上抗日的道路。我父亲在决死队任文书上士时，孝义南营里薛振声是采买上士。解放后，我父亲曾在孝义碰上薛振声，他还记得我父亲是红胡子。薛振声任过北京市人事局局长。
在决死队，我父亲办过几件好事：
有一次，日本人来扫荡，部队匆匆转移。我父亲爱抽烟，没走多远，想起他的一包烟忘带了，就返回驻地取烟，发现油印机没带走。他想到油印机是部队的重要工具，不能丢掉，就把油印机扛上去追赶部队。他刚走到村东，就听到村西头响起枪声，日本人已经从村西进村了。我父亲安全地把油印机交到营部。
又有一次，我父亲和一个排长，带四个战士出去活动，在路上发现前面鬼子来了。在怎样撤离的问题上，我父亲和排长发生分歧：排长要从沟里走，我父亲不同意，要爬山头。我父亲说咱们大部队发现鬼子还是爬山头，现在人少，更应该爬山头。又说，愿意爬山头的跟我走，愿意走沟里的跟排长。其中两个人愿意跟我父亲走，他们爬上山头没多远，就听到沟里有枪声，排长他们遭遇到了日本鬼子。最后我父亲平安地把两个战士带回了部队。
还有一次，营长派我父亲跟另一人去领军饷，领上军饷后，一人一半带在身上。那人见钱眼开，让我父亲和他一起开小差，我父亲不干，最后那人开了小差，我父亲把军饷带回了部队。
我父亲在决死队做了几件好事，领导就找他谈话，让他参加共产党。我父亲说，我这一运犯“截路空亡”，来决死队是躲难来了。说了这话，领导以后再没有和他谈话。后来父亲告我们，他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受约束。
1939年冬天，决死二纵队在介休净化村的一次行动中，我父亲和一部分战友被日本人俘虏。当时是夜晚，我父亲解手，发现日本人来了，回到住处告诉战友们，大家马上转移。我父亲来不及跑就藏到房顶上，把身上的文件、材料都藏在房顶的脊里，到天亮被日本人发现而被俘。
被俘后，晚上日本人让他们睡在冻人房里，不给生火，只给几个草袋子，冷得无法入睡。我父亲提议大家互相摔跤，用这一办法，度过了寒冷的夜晚。
白天，日本人来了，在门外架起两排刺刀，让决死队员出去，有些人不出去，马上就被刺刀捅死了。我父亲心想迟死早死反正是个死，就从鬼子的刺刀下走出去。后来好多人都出来了。日本鬼子枪上亮着刺刀，押上俘虏上路。我父亲心里思谋鬼子肯定要枪毙我们了，一边走一边猜测要去哪里。他估计的地方没有被处决，又到了一个地方还未执行，最后又到了一处，才知道是日本人换防带上他们走。
日本人把俘虏来的难友们，抓到太原附近修铁路。干活休息的时候，日本兵让劳工和他们比赛摔跤，日本兵在地上划一个圆圈，他站在圈里，让劳工们一个一个和他摔跤，如能把他摔出圈外者，奖两盒纸烟。我父亲在家练过铁砂掌，是站好骑马式，两手掌交换往绿豆缸里插掌。一开始，日本兵抱住了我父亲的腰，我父亲处于不利的姿态。他提起两掌，猛一下从日本兵的两臂中间插了下去，往外一分，把日本兵两臂分了开来。然后，站好骑马式，两掌交换往外推，没有几掌就把日本兵推出圈外。我父亲赢了日本兵两盒烟。
每天的饭是日本人吃剩的冷大米，不给菜。当劳工不到半年，我父亲得了夜盲症。1940年春天，难友们和他商量逃跑出去，我父亲晚上看不见路，难友们说我们拉上你走。于是大家利用晚上解手的机会逃跑了出来，重新回到决死队。可是，跑同来的人决死队不重用了，让我父亲去开荒地磨豆腐。我父亲对此想不通，被俘前领导很重用，营长干什么都带上他，书写东西，因营长李国祯是老红军不识字。我父亲想，我家好多地扔下不管来打日本，抗日抗的开了荒地了，还不如同家种自己的地。1942年秋天，他从晋西北决死队逃跑回家。由于汾阳、孝义沟子军还占着，所以我父亲白天在树林里休息，晚上往回跑，饿了吃地里的生玉米，渴了喝河水，走了七八天才从交城山回到孝义。村里有人听说我父亲从决死队同来了，就报告沟子军说“叛军”回来了。沟子军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