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
时间：2021-02-18 20:14: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以2010-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实证考察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问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分析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这一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对企业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而董责险所发挥的“监督效应”可以强化股权激励的治理成效，进一步缓解代理冲突。
关键词：保险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股权激励；管理层持股：代理成本
一、引言
对企业所有者而言，将企业委托于管理层经营的策略会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具有信息优势的经营者倾向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企业长远利益，所有者与经营者间代理成本的问题成为焦点。为了减少代理成本，企业所有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约束和控制代理人行为，大致从内部激励与外部监督着手，股权激励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便是内部激励与外部监管的有效措施。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激励政策与代理成本
Mehran（1992）认为报酬和股权激励能够使管理者更优化地运营企业从而缓解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这使的管理者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一致，从而抑制代理问题的出现。Jensen和Murphy（1993）指出实施管理层持股计划，让管理层参与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能更有效地实现管理层与所有者的利益协同，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黄建柏（2013）等发现在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中，给公平偏好的经理人授予适度的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抑制控股股东掏空的作用。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H1：股权激励政策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
（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股权激励政策与代理成本
Kahchev（2004）认为董责险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对冲由于管理层及利益相关者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所带来的风险。Griffith（2006）和BakerGriffith（2007）认为，董责险可降低高管由于行为不当而对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进而降低代理成本。
郑志刚等（2011）首次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董事责任保险条款的设立有助于提高代理效率，并与公司治理机制存在交互效应。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H2：董责险的引入可以对冲股权激励政策的潜在风险，进一步降低代理成本。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6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共2965家）为样本，为保证研究准确性，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2）剔除财务数据缺失或不完整的公司；（3）剔除期间新上市企业；（4）剔除ST、PT类上市公司；筛选后得到2722家上市企业共1 1917个观测数据，并用Statal4.0对所选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
股权激励：即管理层持股数量与发股股数之比；
董责险：以上市公司当年是否购买董责险作为衡量董责险变量的指标；
2.被解释变量
代理成本：代理冲突分两类：“所有人一管理人”之间的冲突；“大股东一小股东”之间的冲突。本文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解释第一类冲突，用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解释第二类冲突。
3.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现金比率、企业成长性、资产收益率、发展能力、上市年限以及Tobin Q值，此外以行业和年份为虚拟变量。
（三）研究模型
模型中，Mholdrate表示高管持股比例；Conf表示两种代理成本。Do表示是否購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Mholdrate*do为交乘项。方程（1）检验管理层持股式的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的关系，方程（2）验证董责险作为调节变量是否对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间关系产生影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按管理层是否持股分为管理层持股和管理层无持股两组。在管理层持股的分组中，管理费用率和其它应收款比率的均值都比管理层无持股分组中对应的数值小，而资产周转率的均值较高。这三个变量反映的结果一致，即管理层持股使得企业的代理成本减少，初步验证了高管持股比例与两类代理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二）相关性分析
高管持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高管持股比例与其他应收款比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因此，影响两类代理成本的变量与高管持股比例间的相关性也较强，高管持股比例与两类代理成本之间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进一步验证了高管持股比例与两类代理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三）回归分析
交乘项与管理费用率的回归系数为-0.009，高管持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的回归系数为-0.006，加入董责险这一调节变量后，董责险可加强股权激励政策的治理效应；交乘项、高管持股比例与资产周转率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且交乘项与资产周转率的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说明购入董责险的企业经理人工作效率更好，代理成本更低。交乘项、高管持股比例与其他应收款比率均显著负相关，且购入董责险相关关系更强，说明董责险可以起到抑制大股东占款现象。综上所述，三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均有力证实了管理层持股对降低两类代理成本起到积极的治理作用以及董责险作为调节变量强化了股权激励对代理冲突的治理。
五、稳健性检验
方法一：指标敏感性检验。
其中：Pfce：年末企业股票的收盘价；Shale：CEO持有股数；Option：CEO持有期权数；Cashpay：CEO薪酬。
用该指标与董责险以及两类代理成本衡量指标重新进行回归，结论基本不变。
方法二：Suest检验。先将总样本按是否购买董责险分为两组，分别对管理费用率、其它应收款比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进行回归，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然后进一步判断两组系数是否存在差异，验证董责险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效果，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分组回归的结果差异显著，董责险的作用再次被验证。
六、结论
本文选取2010-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11917个样本观测值，在实证研究股权激励对代理冲突治理作用的基础上，引入董责险作为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水平越高的公司，代理成本越小，而董责险的引入有效对冲了股权激励政策的潜在风险，增强了股权激励对企业代理问题的治理成效，更好地缓解了代理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