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业：分分合合的角逐
时间：2021-01-18 16:04: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电信行业走过的异常艰难的30年，既是科技革命与传统思维交锋的30年，也是开放融合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与保守垄断的旧丛林法则交锋的30年。
“有多少帝王天子恋繁华，
到头来兴亡盛衰不由他。
只看那始皇大业千秋梦，
转眼秦砖换汉瓦。
莫道是沧海桑田多变化，
到头来楚河汉界由谁划。”
韩磊的一曲《千古英雄浪淘沙》，唱出了秦砖汉瓦的历史变迁，也点出了楚河汉界由谁划的疑问，印证了中国人对“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规律的认同。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中国已经告别了楚汉争锋的时代。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加强了在科技与人才方面的交流及经济与文化方面的融合。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科技革命正在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的核心力量。
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方式与竞争行为，却仍然无法改变各行业内企业之间“盛衰交替、分合演化”，电信行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政企一体，到上世纪90年代的电信独大，再从2D。3年前后移动、电信、联通、网通、铁通、卫通之间的“六邦争雄”，到现在电信第二轮重组之后的移动、电信、联通三足鼎立，其间经历了太多的盛盛衰衰、分分合合。而主导这场演变的核心力量，不外乎是体制、资本、竞争格局等几个关键要素。
政企分离、联通成立、移动剥离、电信分拆重组、3G牌照发放，中国电信行业走过了异常艰难的30年。这30年，既是科技革命与传统思维交锋的30年，也是开放融合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与保守垄断的旧丛林法则交锋的30年。
1978—1986年 计划与市场
电话初装费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通过民间集资实现了基础产业的前期融资难题。
“现在广播找人。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这是冯小刚经典贺岁电影《手机》的情节：1969年，男主人公严守一陪着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他死磨硬泡好不容易让看电话的老牛接通了三矿，之后从电话另一头，传来三矿广播找人的大喇叭声。
这一画面正是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落后的通信设施最真实写照。
其实，电话引入中国时间并不算晚。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就在掠夺中国土地和财富的同时，向中国强行殖入了近代的邮政业和电信业。在西方列强的控制下，1900年，南京首先开办了磁石式电话局。
但随后由于连年的内战以及社会动荡，中国通信事业长年处于停顿状态，以至于直到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每200人中拥有话机不到一部，比美国落后75年。
那时，中国的电信网络规模小且技术手段简单，通信状况基本可以用三句话形容“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为了让通信水平的发展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通信行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
1980年以前，中国电话资费由月租费和通话费组成，因其用户基数小导致收益过低，从而使电话业成为一个盈利甚少乃至亏损的产业，其发展只能依赖国家投入。
由于电信行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的产业，其发展必须以大量资金投入为代价。但当时国家财政一直处于不理想的状况。1977、1978两年，中国的财政尚略有赢余。然而到了1979年，财政赤字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额，为170.6亿。虽说1980年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财政赤字仍旧高达127.5亿。
一方面是发展电信产业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紧张的真实窘境。当时，整个国家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外资引进尚未形成气候，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现代化资本融通手段也还没有兴起，为了解决制约通信行业发展的初期投资这一关键问题，国家不得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电信发展的早期经验，通过放松价格管控来实现通信行业的自力更生。
1979年国务院出台了165号文件，同意收取电话初装费。1980年国家特别批准市话企业收取电话初装费，从而使之成为电话资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两年后国家又对邮电部门在财政上实行所谓了的“倒一九分成”优惠政策，即：邮电部门利润或所得税只上交10％，非贸易外汇收入亦仅上交10％。
到了1985年，国务院提出了“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地发展邮电通信事业。从此以后，各地的邮电局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通过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及地方企业的集资，筹集资金发展通信……
一系列文件与指导意见的出台，拉开了中国通信行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帷幕。收取初装费的决定出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邮电通信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对于尽快完善我国的电信网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以广东为例，“八五”期间，广东收取初装费总额128亿元，占同期电话网总投资的4.2％。这使广东电话的普及率明显高于台湾地区、韩国同期的增长幅度。
但过高的初装费也极大地限制电话用户的总容量，阻碍了电话普及的步伐和通信行业的整体发展。当时，电话初装费大多都在5000元／部左右，而且电话资费也非常高。据长沙黄花镇一个粟姓鞋业经销商反映，他们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装一部电话，初装费花了6000元，而且每个月的月租和电话费还要七八百元，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一笔偏高的家庭支出。
因此，到后来初装费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发债券、银行贷款、发行股票等融资方式来实现，认为“初装费”是一种掠夺行为。而一些老百姓也以“坐公交车买了票，还需要交买车钱”为例质疑“初装费”的合理性。
从整体效果说，收取电话初装费和当时的其他经济政策一样，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特殊时期的阶段性产物，它在中国投融资体系还没有完全健全的情况下，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通过民间集资实现了基础产业前期的融资难题。
但这一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通信行业的发展机制，这个时期的体制改革还只是停留在中央对地方以及邮政部门的权力下放，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中国(基本)通信业(主要指电话)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这一事实。
那个时期，邮电部既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订者和监督者，又是国家唯一授权的承担投资、“关心”利润的经营者。这种双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电信体制转型的进程。
1987—2000年 分拆与上市
以分拆和海外上市为主导的电信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