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模式解释好|中国好模式公司
时间：2020-07-16 07:26: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0年11月2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给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
中国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达
对外传播：您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目前的对外传播?
郑永年：对外传播就是要别人接受你的信息，需要别人理解你，这跟商业里的推销产品一样，只不过对外传播推销的是国家。推销产品要知道是什么产品，推销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也就是要明确什么样的自我认同，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很难推销。现在“产品”是什么还没搞清楚，对外所强调的只有产品的功能方面，而这些是表面性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外界对中国模式讨论多起来了，因为大家对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感兴趣，这是学术上、政治上都应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基本上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就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一直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就好像西方是“苹果”，中国是“橘子”，西方看着“苹果”来认识“橘子”，“橘子”本身没有话语。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不能看着苹果来认识橘子，所以要有自我认同，这就是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但现在大家讨论中国模式还比较肤浅，都是说中国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所说的只是具体做法和具体政策。可以说，现在没有中国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这是对外传播最头痛的事情。
对外传播：那您觉得中国的自我认同应该是什么?
郑永年：明确中国的自我认同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比如怎样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新加坡是个小国，很难成为人们聚焦的模式，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很大。大家知道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但到底怎么不一样，大家不知道。现在中国说“中国特色”，那么特色是什么?说“中国国情”，那中国国情是什么?这些都没有说清楚。官方、民间都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这是最糟糕的。现在西方主流社会想了解中国，只能通过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来了解，但这些专家有些往往受意识形态影响比较严重，会看着“苹果”来论述“橘子”，所以需要一大批人来研究中国、解释自己，这非常重要。
中国有很多好的经验，比如经济发展、少数民族政策等。中国的外宣想把好的方面介绍给西方，但效果不好，问题主要在于没有自己的话语，借用别人的话又说不清楚。作为技术层面的外宣，现在经常忙于救火，比较被动，就是因为中国目前缺少一整套理论把自己说清楚。
对外传播：您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说，面对“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尽管对外作了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无济于事。您认为解释无济于事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一套理论把自己说清楚?
郑永年：面对“中国军事威胁论”，我们说自己不是一个侵略别人的国家，这是口号式的东西。你说我就是爱好和平，这说不清楚。要说清楚我为什么爱好和平。西方的对外宣传有很多理论在背后支撑，而且西方的整个体制和系统都在支撑外宣。中国的外宣缺少知识体系的支撑。
中国最值得对外说明的
是它的开放性
对外传播：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缺少适合对外传播的核心价值，您认为中国可以向西方阐明并且能够让西方接受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郑永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开放性，这是普世价值，可以贡献给全人类的，最值得对外说明。近些年西方看待中国更加客观，主要也是由于中国的开放。中国文明不是宗教性的，不是排他性的，而是世俗文明，是开放性的。改革开放30年实质就是开放，不仅对外开放是开放，对内改革也是开放。经济改革就是向所有社会群体开放国家的经济过程，农业改革就是向农民开放，政治改革更是开放――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修改宪法、确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等等。现在强调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就是开放。扶贫就是开放。贫困怎么产生的?就是穷人被排除在经济发展过程之外。中国可以在改革开放上大做文章，尤其是开放，因为这是代表整个中国文明的。
对外传播：现在一般提到美国，别人就想到“民主自由”。您希望将来有可能外界一提到中国，就想到开放?
郑永年：中国文明是非常复杂的现象，需要大家总结。大英帝国给世界贡献了“自由贸易”，美国贡献所谓的“自由民主”，中国带给世界什么?我自己体会开放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最大的普世价值。从外宣上来说，中国不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也不用否定西方的普世价值，你否定西方普世价值，同时也否定了自己的普世性，其实中国很多东西也是普世的。
对外传播：您曾经说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您是否认为这种价值观是能够让国际社会都认同的?
郑永年：中国的开放核心就是人本主义，邓小平说的把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就是人本主义，这就是别人能接受的。中国的人本主义比西方早了很多个世纪，从儒家开始就有人本主义。其实中国很多价值早就是普世的，比如文官制度、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都是西方学中国。民主自由是普世的，只是在中国表达方式不一样，不能说我们不需要，你们需要。对外传播不要太过分强调中国的不同，每一种文明都有很多普世价值，只是在不同层面和不同历史阶段表达不一样。
要说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竞争
就是民主
对外传播：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您认为从对外传播的角度，中国共产党应当重点回应和阐明哪些问题?
郑永年：中国和新加坡类似，也是一党执政，但中国共产党是开放的政治体。我们讲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党。党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性，也是党未来发展的方向。西方的民主是外部化的，中国的民主是内部化的，现在中国提出了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最成功之处就是开放，而且中国共产党本身作为一种开放的政治过程，一直在与时俱进，比如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现在的党是组织，是可以民主化的，是可以开放的，我自己感觉这是中国最成功的方面。只有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政党，才能超越党派自身的利益以及避免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党以后也要继续开放，不能成为封闭的既得利益集团，党要向全体公民开放。
对外传播：最近境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和图书都显示，现在西方能够比以前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但还是抱有“一党执政、没有全民选举就是不民主”这样的成见，您认为应当如何对外说明以改变这种刻板印象?
郑永年：政党只是组织竞争的一个方式、一个手段，民主跟政党的数量没什么关系，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制，而是竞争，把民主跟多党制联系起来是根本不了解民 主是什么。西方是各个党之间竞争，而中国共产党通过选拔和选举竞争，既有上级选拔，又有老百姓选举，比西方竞争更激烈，但我们没把这种竞争说清楚。
全民选举并不意味着能把最优秀的人选出来，西方民主也不是谁跳出来就可以当选的，如果统计一下西方政治家的背景，会发现大部分不是富豪就是贵族，平民很少，比如美国的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选举成了几个家族的事。而中国很多官员来自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这些都要说出来，才能让西方信服。
把中国模式解释好
才是真正的软力量
对外传播：您曾经写过不少有关中国模式的文章，您认为中国在对外阐释中国模式时应着重什么?
郑永年：把中国模式解释好非常重要，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很重要，西方发展到现在出现很大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找非西方的新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说清楚。如果把这个说清楚是非常大的贡献，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力量。
任何模式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政治最为核心。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自我认识很重要，中国不会走与西方一样的路。现在外界都承认中国取得的成就，但是不理解成功是怎么来的，所以就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而中国自己也没有解释清楚。现在谈中国模式的人大多对之不了解，只是因为这个词流行起来了，大家谁都想谈。
对外传播：那您认为应该怎么解释中国模式?
郑永年：中国怎么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家就想知道中国是如何实现的。中国有很多经验需要去总结。但是，中国对外宣传成就时一般只告诉人们所成就和结果，没有过程，这些成就怎么来的、怎么产生的都没有解释。比如，中国脱贫是个好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没有过程，只有枯燥无味的数据。没有过程就没有角色，西方媒体就特别擅长讲故事。比如说，我们当教授的既要为学生写推荐信，也要看很多别人的推荐信，中国教授写的推荐信一般只是说这个学生多么用功、成绩多么好，都是结论性的话。外国教授写的推荐信有细节、很生动，看了以后让人了解学生。推荐信应有血有肉，让人了解到活生生的―个人。外宣也是这样，不能机械地解读，要避免意见太多、结论太多。过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13亿人口的中国肯定是多元的。中国的对外宣传要侧重过程，要有细节，但不见得只有―个声音。
要向人家说明成功是怎么来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中国几千年历史可以作为背后逻辑。要避免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特色，因为中国自己还解释不清楚什么叫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国情。用西方那套东西来解释中国模式，按照他们的逻辑，肯定是不行的，但我们又没有自己的说法，只能用他们的说法。现在，有些公正的外国学者知道用西方的东西无法解释中国，因为中国的行为确实是不一样的。拿出一套让人能够接受的说法是中国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注重培养中国学者
和国际意见领袖
对外传播：您对未来几年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是如何判断的?
郑永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会越来越大，会成倍地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现在也面临非常好的机遇，中国成为一个实验室，以前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此外，西方是实用主义取向，由于中国和生意联系在一起，国外主流社会对中国非常感兴趣，需要大量有关中国的知识，这是中国最大的机会。但这种知识不是现在套用西方话语的知识。
对外传播：所以您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要会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中国?
郑永年：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没有人去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怎么走过来的，是非常大的话题，但没人去做。中国本身没有社会科学传统，要做研究，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光有人家西方的概念理论，而方法论反而在其次，所以我说中国学者要放弃西方的概念和理论，用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讲出中国的故事来，讲出中国的概念来，这样大家才可以沟通，否则没法沟通。科学方法大家是一样的，大家认同的，背后有一致的逻辑性，所以可以沟通。
对外传播：现在国外智库、高校等研究中国问题的热度也很高，您如何评价这些研究?
郑永年：西方学者客观现实看待中国的增多了，意识形态的减少了，这跟中国的开放有关，以前，研究者只能去香港访谈一些中国大陆来的人，现在可以直接来大陆调查。越开放越真实。
西方学者还是会受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要完全去除文化、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可能，就像我们看莎士比亚肯定跟英国人看莎士比亚不同。问题出在自己，自己都没有说法，要西方人完全放弃他的意识形态偏见很难很难。当然，西方有些学者也尽量中肯。西方也比较多元了，有些人捧中国模式比中国人捧得高得多。现在国际主流社会要认识中国没有途径，由于语言等因素，只能通过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这就很麻烦。中国学者要帮助西方了解中国，必须从自己的立场，踏踏实实研究中国。
对外传播：我们应当怎样通过与国际意见领袖的沟通影响国际舆论?
郑永年：中国现在比较重视大众层面的对外传播，应该更加重视主流社会，注重培养国外精英、意见领袖，比如给学者、教授、博士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客观认识中国，不一定要为我说多少好话。中国肯定有做得成功的地方，不要害怕说不好的。有人写负面的，也有人写正面的，都没关系，学者、媒体联合起来说中国好或坏都不大可能，要把心态摆平。中国不用要求别人都说你好话，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就行了。这些精英、意见领袖能够影响舆论，学者、教授也能够影响他们的学生，如果学生毕业后到媒体去工作，那也能影响舆论。
对外传播：像您这样既了解中国也了解西方的学者与西方交流可能效果比较好?
郑永年：我2012年将出版一本有关当代中国的教科书，是应西方一家很大的教科书出版商邀请写的。以前西方有关中国的书大都是让西方人或者在西方出生和生活的华人写的，但现在发现他们需要了解中国的人来写中国，所以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了解中国又可以跟他们沟通。2011年我还将与西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者一起来中国共同探讨西方的外部多元化和中国的内部多元化，这样直接与西方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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