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建川博物馆的底色:建川博物馆

时间：2020-03-30 07:28:46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大邑县安仁镇，在四川成都西南40公里，地名取仁者安仁之意。五十年前，这里因为大地主刘文彩而闻名全国，如今，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私人博物馆所在地。从2004年开始，安仁镇已建成开放博物馆15座，收藏文物800多万件，其中121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还有17个馆准备建设或者即将开放。
　　博物馆的主人叫樊建川，自称“樊哈儿”。“哈儿”是四川话里“傻子”的意思，最有名的“哈儿”，便是1939年率八十八军出川抗战的范绍增。四川人讲究“袍哥义气”，“哈儿”不要紧，要耿直，要有胆识。小镇上的人说，今天，这里几乎所有的产业，都与樊建川的博物馆有关。
　　樊建川和他的建川博物馆，正在走中国从未有人走的一条路。
　　
　　“太平世”常有，私立博物馆不常有
　　让时间先倒退回到中国社会危机加深的19世纪末。越是这样的时代，越容易出现善于“做梦”的理想家。康有为“设计师”在前人基础上精心打造了一个理想国“太平世”，这里面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音乐馆赫然屹立，这些公共文化设施就是“太平世”的重要标志。
　　于是，光绪信了这位设计师，开始鼓励民间举办博物馆。在此情形下，才有了响应号召，又娱乐自己娱乐大众的张謇。与南通博物苑创办同时，国内一些收藏家也在个人收藏的基础上创办了博物馆，这时候的博物馆扎根不稳，社会危机四伏，新旧文化碰撞。
　　至今，“太平世”或易得见，从光绪帝开始鼓励举办的民间博物馆却始终式微。
　　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开办了国立历史博物馆，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于是一批省立、国立博物馆纷纷开始“尝鲜”，但是私立博物馆却孤苦伶仃，鲜有所见，目前所见资料仅1926年在苏州沧浪亭举办的私立苏州博物馆。抗日战争以后更别提了，包括人在内，一切毁于一旦，刚刚发展初期的博物馆事业遭遇毁灭性打击。
　　实际上，中国私立博物馆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开始于20世纪90年，经历了新中国的重建和改革开放，人们久旱逢甘霖一般吮吸着新的文化艺术气息，民间收藏旺盛。先是1990年，原内蒙古博物馆馆长文浩与夫人荷云利用个人多年积蓄，在呼和浩特西晓东营村创建了敕勒川民俗博物馆。接着，上海四海壶具博物馆、广东中山蝴蝶博物馆，相继对公众开放。这些在当时恐怕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私立博物馆。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将博物馆“推向市场”，博物馆社会化提上了日程。因此，博物馆举办主体开始多元化，但在1997年之前还没有一个政府承认、正式挂牌的私立博物馆。
　　
　　“我们不说话，让历史说话”
　　终于，私立博物馆等来了樊建川。
　　十几个博物馆扎堆在安仁古镇，主题从抗战到民俗都有，樊建川给它们取了一个名字叫“聚落”。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这座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达15000平方米的博物馆首次向世人开放。
　　2010年9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纪录片，名为《建川博物馆的非常记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的抗战历史历来所述不多，这部每集不到38分钟的纪录片，以一个博物馆的收藏为线索，拉开整个抗日战争的画面。那是一片总面积500亩的博物馆，里面收藏的文物来自整个中国内地，内容之丰富，几乎令人瞠目结舌。
　　印着《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彩瓷砚台、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课桌椅、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日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请柬，有游击队的土制手枪、地雷，有防空的警报器、修建成都新津机场用的碾子……最大的展品，是一座30吨重的日军碉堡，它保留在天津，樊建川看到之后，高价买下，花了数万元运回四川。
　　在聚落的东南边，樊建川修建了一座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有219尊国共抗日将领和牺牲者的群像雕塑。他们按照抗战所处战区位置，矗立在广场上。
　　在樊建川的收藏中，最多的也正是与抗战有关的文物文献。然而樊建川的志愿不止于此。在博物馆建设之初，他就规划了三个系列：抗战、“文革”和民俗。后来又陆续增建、追加，博物馆的规模越来越大，要建的馆舍越来越多。
　　樊建川阐述博物馆的宗旨说：“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我们不说话，让历史说话！”、“嘘！别压过历史的声音”――博物馆随处可见的铭牌，记录着这里的细微变化。如果说前些年收藏和展览可能还带有一些樊建川自己的好恶，现在则更多的是存留、呈现，尽量不带个人色彩地去保有时代的原貌，让参观者自己去感知、思考、评判。
　　“藏品的分布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不以编年为顺序，也不会像传统的博物馆那样严肃，这里更为关注的是普通生命，整个建筑群落会试图营造出一个真实的场景，再现社会生态。”
　　
　　一个人的博物学之不可忘却
　　文坛巨匠巴金晚年奔走呼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源于他对十年“文革”的忏悔与反省。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巴金认为自己“由人变成了兽”，也被迫参与了罪恶。所以他呼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
　　作为巴金的四川老乡，樊建川是将“呼吁”付诸于实践的“中国第一人”。“文革”文物是他最重要的收藏，总数有30多万件。其中包括8000件瓷器、10万枚毛主席像章及20多套制造像章的原始模具、10多万件票证、2万多张宣传画，以及数以千计的玻璃镜子、座钟表、收音机等“文革”时期的生活用品。
　　樊建川说，他之所以对收藏“文革”文物如此痴迷，是因为“文革”不仅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噩梦，对他本人也有着抹不去的沉痛回忆。樊建川从9岁到19岁的十年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目睹他的父亲──一位南下干部，被抓进批斗大会，戴高帽、跪瓦片、游街示众。而他本人在“文革”中下过乡，当过知青，曾经饿得晕倒在地，送到乡卫生院紧急抢救，才侥幸活过来。
　　“社会动乱、家庭震荡和生活苦难，使我过早地成熟起来。‘文革’结束后，我在第三军医大学教书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文革’文物。”樊建川说，他收藏“文革”文物实行的是“垄断性”收藏，只要是有价值的“文革”文物，他一定不会放过。他甚至用整节火车皮运回从外地搜罗来的“文革”文物。樊建川已从房地产开发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上千万元收购“文革”文物。
　　樊建川认为，“文革”的性质中央已经有明确的结论，“我作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的大量‘文革’文物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但民间收藏的大量内容还是民间生活和民俗、艺术方面的，而官方的权威史料略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不适宜建立全方位反映‘文革’的博物馆。而建立‘文革’时期的艺术品陈列馆，理由和史料都是充分的。”
　　“文革艺术品陈列馆”包括1个广场和12个分馆，分别是“记忆”（1966～1976）雕塑广场和“文革”瓷器馆、像章馆、票证馆、镜鉴馆、座钟馆、知青生活馆等。
　　现在展出的，都是些比较“软”的文物，当时的瓷器、钟表、印章。在仓库里，他收藏着8吨的“文革”检讨、两万本日记、50多万封信件。虽然不是巴金希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博物馆”，他仍以一种不那么尖锐的方式，首开先河，开始正视和记录那一段历史。
　　
　　一条漫长迂回的路
　　从今年3月份首届中国私立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公布数据显示，在中国内地已经有400多家私立博物馆登记注册。这些分布在天南海北的私立博物馆主人，面临着全世界所有同行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在捍卫公共性和人文精神的同时，在经营与发展上获得良性循环。
　　在400多家私立博物馆之外，更多的是轰轰烈烈开场，冷冷清清谢幕。大多数私立博物馆依靠拥有者不断注入资金，还有一些沉溺于私立收藏的炫耀，或者与特定阶层举办私立沙龙，甚至在财富的支持下，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人文主义的灵魂。
　　“杭州地摊新斩获：南京汽车老牌照，第501号，教练车。这件文物的关键是年份，民国26年，即1937年，这正是南京大屠杀之年，它附属在那辆汽车上，目睹了这场旷世悲惨。也许它往前线运过枪支弹药，也许它往城内拉过难民伤员，也许它就是“十三钗”故事里那辆将女学生输送出城的卡车。它沉默，就是它了。”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馆奴”樊建川仍在奔走，像张謇一样拥有雄厚的财力和超越时代的眼光，去创造历史上的奇迹已经难上加难，但是每个时代依然有这样的人在步履维艰中捍卫着博物馆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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