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滞胀风险及其宏观政策选择】 滞胀风险

　　［内容摘要］我国经济的深层隐患不仅是通胀问题，更是通胀、停滞与失业并存的“滞胀”问题。相关分析表明，滞胀的风险来自于“投资拉动、出口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货币超经济发行、流动性过剩、收入分配失衡、外部输入性以及不合理的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叠加作用。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的内生型增长是今后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滞胀风险；宏观政策；内生型增长
　　
　　作者简介：孙迎联(1967―)，女，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1102)，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经济伦理学。
　　
　　 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高通胀、经济增速下降和高失业率的三重压力。从经济的近期走势看，“物价上扬，经济下行，失业率高企”的格局清晰可见。由此已引发关于中国可能会发生经济滞胀的普遍性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是在有效内需相对不足、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现有理论难以对此进行有效解释。因此，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滞胀因素，对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实际情况，及时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滞胀特征
　　经济学中，滞胀特指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交织并存的状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消费物价指数（CPI）自2009年11月起，由负转正并一路上扬，到2011年7月同比涨幅已达6�5%，创2008年7月以来的37个月新高。从消费品大类看，2011年7月，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幅度最大，达到14�8%，其中猪肉同比上涨已高达56�7%。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自2009年12月由负转正以来，也持续走高，到2011年7月同比上涨高达7�5%。实际通胀可能比数据反映的还要严重，因为，CPI不论如何定义，本质上都是对各种价格进行某种形式的加总。［１］我国的CPI统计中，房价的权重被严重低估，被严格控制的食品价格占了消费价格权重的1/3。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和商品与服务质量下降的成本，那么实际的CPI指数，会远远超出目前的数字。
　　伴随物价的持续上涨，却出现了GDP增速放缓和失业率高企的现象。我国经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是10�3%，而目前的增速不仅显著低于10%，而且还存在下滑趋势。2010年第四季度增长9�8%，2011年第一季度增长9�7%，第二季度增长9�5%。2011年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9%，环比回落1�1个百分点，表明当前经济虽然继续增长，但增速回落态势仍在延续。如果考虑被低估的通胀因素，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将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低很多。从失业率看，目前我国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虽为4�2%，但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没有反映我国当前真实的失业率，因为它仅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登记的“在岗职工”统计而来，既没有涵盖1�5亿农村富裕劳动力，又排除了下岗职工和隐性失业等大量的城市无业人口。如果考虑这些人群，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将大大超过4�2%。温家宝在2010年3月22日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代表时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多达2亿人。
　　种种证据表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已具有一些明显的“滞胀” 特征，虽然就此得出滞胀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存在滞胀的风险是肯定的。2011年以来，为应对通胀，央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三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但物价上涨的趋势仍在持续，经济下行压力却在加大。特别是在当前欧美债务危机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可能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同时，劳动力成本与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商品价格上升等诸多推动通胀的因素并未消除。因此，我国现阶段存在一定的滞胀隐患。如果掉以轻心，未来一个时期，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或将进一步恶化，甚至不排除发生滞胀的可能。
　　二、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滞胀风险因素分析
　　我国经济为何面临“滞胀”风险？经济学分析滞胀成因主要沿着总量和结构分析两条主线展开。就总量分析而言，主要有“政府福利增加说”、“政府扩张货币供给说”、“供给异常说”等；［2］(139-140)从结构分析来看，有“市场不完全说”和“部门不平衡说”等。［3］(236)这些理论主要是以失业来说明经济停滞。失业固然是经济停滞的重要特征，但毕竟只是个别特征，不能完全说明经济停滞。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去分析滞胀。更重要的是，现有的成果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为样本，并不能合理解释我国当前的滞胀迹象。比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增加福利性财政开支，但目前我国福利性财政支出的总量偏低和结构不合理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西方国家那种因救济充分而自愿失业的现象即便存在，也不具有普遍性，不能解释当前我国的失业问题。再如，我国的工资增长率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即使目前的“民工荒”迫使一些企业提高了工资，但工资水平并没有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没有象西方国家那种工会化的寡头行业推动工资增长的现象。当然，从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看，货币供给量确已偏多，而且也存在着市场竞争机制不健全和经济部门之间发展失衡的问题。因此，“政府扩张货币供给说”、“市场完全说”和“部门不平衡说” 对我国当前的滞胀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还很不够，货币供给量为何如此之多？为何有垄断高价现象？部门间发展不协调的原因是什么?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算完成了解释工作。
　　事实上，我国当前的滞胀迹象是多重滞涨因素不断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投资拉动、出口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也有收入分配失衡和社会保障不力的原因，同时还与市场机制不健全、经济政策扭曲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等因素有关。
　　在众多滞胀因素中，对滞胀的产生起着基础性作用的是“投资拉动、出口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通常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由于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并持续走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05年的39%上升到2010年的54�8%，2009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创纪录的95�2%。2005年至200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年均值分别达到21�03% 和2�33%。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和2009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负值，但2010年，我国出口又取得高增长，全年出口增长31�3%，达到近五年来的最高点，出口的GDP贡献率也由负转正，为0�8%。
　　从投资的效应看，投资越多，需求越大，越易引发通胀。这是因为：其一，投资增长会引起资本需求的骤增，导致资本品价格上涨，从而使工业产成品的价格上涨，并引发消费品价格上涨。由于一些消费品又是工业生产的原料，所以通货膨胀螺旋产生。其二，货币购买是投资最终的实现手段，在投资资金来源以信用为主导方式的条件下，投资膨胀必然刺激银行信贷的增长，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为说明近期投资对通胀的拉动作用，我们选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1月到2011年2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inv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增长率，对不公布的每年1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行缺失值处理，并对采集的样本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通货膨胀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其回归方程为cpit=-3�342506+0�859966 cpit-1+0�280393 cpit-2+0�121422invt-2（调整后拟合优度达0�962521，F统计量为 197�9 ，AIC值为1�48， SC值为1�68）。由此可知，固定资产每上升1个百分点，通胀就会在第三个月上涨大约0�1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投资拉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往往会埋下经济回调或衰退的隐患。因为投资往往集中在某些能够快速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和部门，随着投资总量的不断积累，会造成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将使经济增速减缓。近年来，我国投资一直集中于“铁、公、机”等基础设施项目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对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和吸纳劳动力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较少。倾斜式的投资增长不仅会直接通过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利润率降低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质效，而且还会通过降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同时，过度的投资已触及到资源供给、环境质量、生态容量等经济持续发展约束因素的上限，使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效应进一步凸显。
　　其实，产能过剩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只是被当时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所形成的强劲外需所掩盖。一旦外需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又会重新显现并威胁经济增长。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的急速下滑就是很好的例证。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与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所导致的外需不足也有很大关系。
　　不仅如此，过度出口必然扩大经常项目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的激增，由此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态势。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8月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就达到643�05，较上个交易日骤升146个基点，创出汇改以来的新高。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同时，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却接连下调甚至被取消，再加上美元贬值引发的原材料、燃料、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又进一步压缩了出口的利润空间并迫使企业裁员，从而使失业率攀升、经济下滑。同时，激增的外贸顺差在我国现行外汇政策下最终以人民币的形式进入国内流通范围，演变为流动性过剩，并被房地产、金融债券等具有虚拟资本性质的领域所吸收。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必然造成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国内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又吸引大量海外游资的流入，形成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既能助长通胀，也能支撑经济增长，一旦其破裂或缩小势必影响经济增速。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9年起国家一系列调控政策挤压了资产泡沫。然而，必须注意到，由于我国农产品价格一直低于国际水平，致使农产品又成为继股市和楼市后游资炒作的新目标。在我国CPI 计算中，农产品占了30%，2009年以来由投机炒作引起的农产品全面涨价，自然成为我国当前CPI上涨的又一推手。
　　如果说“投资拉动、出口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滞胀风险形成的基本原因，那么，导致这种经济模式的根源――收入分配失衡，就是根本性的滞胀因素。
　　一方面，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导致消费需求的疲软。世界银行相关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的20%人口之间的平均收入之比为10�7:1。美国的这一比例是8�4:1，印度是4�9:1，日本是3�4:1。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18。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就一直大大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甚至有学者估计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而一般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凯恩斯理论, 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穷人的消费倾向一般大于富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收入集中于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手中，结果就是降低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使社会消费水平下降。为说明这一问题，本文选取我国2000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数和居民最终消费率两个指标进行对比。
　　 由上图可知，居民的消费率与基尼系数呈现负相关关系。如2000年至2006年、2009年至2010年基尼系数不断上升，消费率也不断下降。对2000年至2010年居民消费率和基尼系数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Y=1�248797-1�549106X，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达0�88，这说明近十年来居民消费率能被居民收入差距解释的可信度为88%，其它随机因素仅占12%。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个数k=1，样本容量n=10，取α=0�005，查F分布表，得到F=72�79> F0�005（1，10），表明该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9�995%的水平下是显著成立的。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率影响十分显著，基尼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就下降1�55个百分点。这表明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的确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是造成我国目前消费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GDP虽快速增长，但劳动收入的GDP占比却呈下降趋势，而资本报酬和生产税净额占比总体上却呈上升趋势。1996年至2007年，劳动者报酬的GDP占比由53�4%下降到39�7%，而生产税净额占比由12�8%上升到14�8%，企业盈余占比由21�2%上升到31�3%。尽管2007年后，政府采取的系列措施使劳动者报酬的GDP占比有所提高，2009年这一比例增长到46�65%，但还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66%的平均水平。由于我国居民还不是除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要素的主要拥有者，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并不由居民直接或间接(通过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的方式) 掌握。因此，在劳动者报酬的GDP占比过低且总体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即使企业的营业盈余的GDP占比不断提高，GDP的增长也不可能使我国居民形成收入永久性稳定增长的预期。再加上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居民还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低迷。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90年代以来政府的消费率总体上呈稳定态势，最终消费率偏低是由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引起的。
　　要弥补消费不足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失，就只能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一方面，政府主导下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体系，这就直接表现为银行信贷的增长以及货币供应的增长。过去30年来的数据表明，由银行信贷增长引起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前者的增幅往往是后者的一倍左右。另一方面，扩大出口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又成为基础货币迅速膨胀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平均增幅在20%以上，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幅则更高。［4］高速增长的货币投放量刺激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低通胀的局面是因为从上世纪80 年代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到90年代的证券、教育、医疗再到最近十年来的房地产，总有不断实行商品化的领域来吸纳超发货币，使物价指数保持平稳，并拉动GDP的增长。但是，当几乎所有的领域已经实现商品化，尤其是教育、医疗费用和房价已大大超过社会承受能力，难以再找到可以吸纳货币，拉动经济增长的领域时，滞胀就如期而至。可以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高通胀、低增速的现象就是30年黄金发展期结束的信号。
　　还应看到，当前我国滞胀风险的形成还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一是关键性经济领域的行政垄断所致的垄断高价拉高社会价格总水平，垄断行业的高工资、福利拉大行业收入差距；二是政府压低劳动力等资源价格而形成“低价工业化”模式，造成国际贸易的持续顺差、劳动报酬的GDP占比持续下降以及“土地财政”造成的畸高地价推高房价，导致房市投机行为；三是缺乏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造成劳动者报酬难以提高和财税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四是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保障不力或保障缺位造成居民预防性储蓄过高，消费不足；五是股改和房改导向的偏差带来的制度红利导致相关投机性需求爆发；六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全球通胀压力等。
　　正因为有上述问题才使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就发生了传统理论认为的只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才会发生的“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等现象。这既从源头上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引起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失灵，从宏观决策上滋生通胀因素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内需不足、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出口依赖和流动性过剩等诱发滞胀的因素就会如影随形，滞胀或将成为经济的常态。
　　三、滞胀风险下的宏观政策选择
　　理想的经济增长是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的增长。前段时期，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低迷，“稳增长”被当作首要任务并已基本实现。而“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导致了目前我国滞胀风险因素积聚增长。因此，应该紧紧围绕着“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的目标来选配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就货币政策而言，一方面，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应以汇率政策为主，不宜频繁加息。因为持续加息往往会在减轻通胀压力的同时，损害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况且，近期美欧债务危机加剧，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依然充满阴影，这就决定了美联储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 国际流动性环境将依旧维持宽松局面。在此情况下，加息会强化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遭致更多的热钱流入。而适当加快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不仅有利于减少为冲抵外汇而被动发行基础货币数量，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也通过减少出口起到了增加国内供给从而平抑物价的作用，同时又能相对低价地进口更多的商品来缓解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信贷结构的调整，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方面倾斜。
　　在财政政策上，不仅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税率等方法，改变目前税收“逆向分配”的状况，而且要根据经济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完善税收结构。比如为房地产调控征收财产税；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征收资源税、能耗税、排放税、碳税等；为稳定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价格而免除或适当降低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单位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并通过实行特定领域的结构性增税来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同时，要规范政府的投资范围，确保财政投入方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在避免出现用大量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加大对“三农”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支持环保产业、循环和绿色经济、服务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要支持解决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涉及民生的问题。
　　根据我国产业结构失调的现状，未来产业政策的重点应在于：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创新农业的发展业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降低农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开展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实施品牌战略，扩大中高端市场份额，加强资产重组，打造企业集团，增强工业竞争力；促进消费性、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按照地区的资源和区位优势、经济与产业基础，实行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实现错位发展，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分工合理、层次分明的产业结构。
　　 在以上基础上，还需加快制度供给层面的改革：加快要素市场建设，减少资源垄断和要素价格的行政干预，保证农民能动态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财政模式和短期利益驱动下的政绩行为；建立以净收入分成制为基础的工资增长机制，促进居民收入的优先增长；［５］校正要素价格的扭曲以及开放更多行业准入禁区，控制垄断经营的规模，对垄断企业占用的公共资源按市场价值收费，降低其收入，缩小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等。
　　 总之，从短期看，应对当下滞胀的风险关键在于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景则取决于依靠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深化等措施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实现经济的内生型增长，这就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最佳路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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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gflation Danger and The Choice of Macro Policy
　　Sun YinglianAbstract：The potential danger of Chinese economy is not only the problem of
　　inflation; what"s worse, the problem of stagflation along with inflation, stagnat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relevan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anger involved in stagflation comes from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economic increase in “investment stimulation and export dependence”, currency issue, liquidity surplus ,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xternal input and economical system. So the most important in our future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to inhibit the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mpulse and financial demand, protect people"s livelihood,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foster new economic point of growth and realize economic endogenous growth.
　　Key words: Stagflation Danger; Macroeconomic Policy; Endogenous Growth
　　［ 收稿日期： 2011�10�9 责任编辑：邵华明 ］
　　［中图分类号］F8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1)12-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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