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次性的大让步 [“军事上的大让步”之真相]

　　“军事上的大让步”之说 　　1926年3月，在蒋介石同国民党右派的共同策划下，一场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事变在广州爆发。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奉蒋（介石）校长的命令，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此时广州城内谣言四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
　　3月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并派兵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周恩来正在广州，是亲历者之一。他在1943年春的报告中称，中共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向蒋介石所作的“军事上的大让步”。他说：
　　……3月20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2月5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3月20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3月20日事变。……这时谭延�、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均是右派组织――笔者注）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退出。[1]
　　如同上面所提到的“政治上的大让步”之说一样，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大让步这一说法，后来也成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罪证之一，亦被称为“第二次大让步”（第一次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布勃诺夫：向蒋介石让步
　　1926年l月l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内容是：
　　（1）认为由布勃诺夫（团长）、库比雅克和列普赛组成的使团需要紧急动身前往中国，使团成员包括加拉罕同志。
　　（2）使团任务：①弄清中国的局势并报告政治局；②同加拉罕同志一起就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不需要政治局批准；③整顿派往中国的军事工作人员的工作；④检查向中国正确选派工作人员的保证情况和如何指导他们的工作。[2]
　　2月初，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即率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习惯上称“布勃诺夫使团”）成员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在哈尔滨了解了中东铁路的情况，在北京听取了加拉罕、鲍罗廷以及其他几位苏联驻华军事、政治顾问的汇报，在张家口和包头考察了冯玉祥国民军的情况后，使团成员于3月初抵达上海。
　　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布勃诺夫使团此次上海之行的重要任务。于是，陈独秀便有幸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第一个访华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陈独秀向布勃诺夫等人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后，并谈到自己对未来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未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反革命势力成功的希望大于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最近这半年，是革命力量最困难的时期。
　　交谈中，布勃诺夫问陈独秀，为什么坚持把中共中央驻地设在上海，而不是别的地方。陈独秀说出两点理由：一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集中在上海；二是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
　　3月10日[3]，布勃诺夫使团一行抵达广州。此时，广州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动荡之际。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反共活动非常频繁，反蒋传单不断出现，“共产党要倒蒋”、“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去俄国”等谣言四处流传。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发现蒋介石这一时期神色异常，并且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来往密切，便将此情况告诉了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当布勃诺夫等人参加中共广东区委会议时，张太雷在报告中特意指出：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看来右派准备采取行动了。然而，他的这些警告未能引起布勃诺夫应有的重视。
　　就这样，在布勃诺夫的眼皮底下，蒋介石制造了一场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小型暴动”――中山舰事件。
　　对于布勃诺夫来说，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完全是始料未及的。当包围东山苏联顾问住处的士兵撤退后，布勃诺夫立即令苏联驻广州顾问团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拉兹贡去找蒋介石，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6时许，拉兹贡见到了蒋介石。当他问蒋介石，为什么要派兵包围苏联顾问的住宅时，蒋介石神色沮丧地说：“我要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处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我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我要下令对第五团团长的错误进行严格的调查。”
　　拉兹贡将与蒋介石会面的情况告诉布勃诺夫后，布勃诺夫决定与拉兹贡一起去见蒋介石。晚上8时左右，他们到了蒋介石的住处。蒋介石又把他对拉兹贡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补充说：我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我行刺。我还收到李之龙的信，信中要我在三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我。
　　谈话中，他们约定第二天上午由蒋介石到布勃诺夫的住处去更认真深入地交换意见。但到了第二天，蒋介石却没有露面，而是让人捎话给布勃诺夫：他来不了。
　　当天晚上，布勃诺夫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可能要把他已经发生的事件继续下去。此时，在广州又出现了这样的传闻：蒋介石已经公开声明，他不愿再同俄国顾问共事。
　　布勃诺夫获知上述消息后，感到情况非常严重。他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商议对策。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对蒋介石采取让步措施，下决心撤掉俄国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的职务。[4]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就是一些国民党人，也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到苏联顾问的住处道歉。朱培德、谭延�等军长拜访了季山嘉，认为蒋介石此为反革命之举，提议严厉惩罚。甚至一向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不太友好的人，也纷纷表示出亲善的态度。孙科设宴招待了苏联顾问们；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也首次访问苏联顾问们的居住地，并设午宴招待第五军中的苏联顾问。
　　在一片热闹的讨蒋声中，布勃诺夫却格外冷静。作为一名在政治风浪中长期磨炼的布尔什维克，他深谙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核心，也了解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他知道，此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国共关系破裂。这样一来，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就会彻底破产，这不仅给托洛茨基等人提供了攻击斯大林的口实，更重要的还可能影响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变化。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的前景，必须将国共关系继续维持下去，必须尽快使广州回复到事变前的状态。所以，不能对蒋介石下手，只能采取缓和的策略。
　　主意已定，布勃诺夫即派遣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索洛维约夫去拜访蒋介石，想再摸一下蒋介石的底。
　　3月22日上午，索洛维约夫见到蒋介石后，问蒋发动突然事变是对人还是对俄？此时蒋介石也想尽快缩小事态以求自保，便回答对人不对俄。索洛维约夫当即向蒋介石表明，已决定召回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人。
　　布勃诺夫向蒋介石作出让步，使得广州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大为失望，这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本来指望布勃诺夫会作出打击蒋介石的决定，不料，布氏不仅毫无反抗的表示，反而同意召回与汪精卫关系密切的季山嘉。蒋介石的翻脸和布勃诺夫的退让，使汪精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所以他负气不见苏联顾问，拒绝进行任何认真的交谈，也不对任何人打招呼，便称病不起。
　　曾在事变的当天提出要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为布勃诺夫的让步而改变了态度，纷纷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对于蒋介石提出的制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办法，均表赞成，以致蒋介石在3月2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事前反对此举动者，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其速耶。”
　　将事态化解到最小程度后，布勃诺夫对事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3月24日上午，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布勃诺夫整整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他从国民党左派、广州的工会、中国共产党、香港罢工、北伐、军事工作等方面，指出了苏联顾问团工作的失误和应该采取的工作方针。
　　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团最大的失误是在军事方面。他指出：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小规模准暴动。由于顾问们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大错误，而将原来的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了。顾问们犯了什么错误呢？布勃诺夫指出：
　　1.没有预见到国民政府内可能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会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反映；2.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程度，以及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程度；3.暴露出不善于事先揭示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3月行动中暴露得很明显；4.军队集中管理（设司令部、后勤部和政治部）搞的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在暗中反对，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发了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所特有的做法……5.在将领们周围有过多的监督他们的工作和对其工作施加影响的机关……实际上我们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了五条锁链：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可是你们却想用这五条锁链牵着中国将领这样的人物走，而这些人物往往还带有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将领是中国的，顾问是俄国的。你们以为中国将领没有感觉到顾问是俄国的吗？他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不是都有，那么最独立自主的中国将领也会有这种感觉：他是中国人，而顾问是俄国人，对他“十分专横”。
　　布勃诺夫告诫顾问们，应该明白自己的任务和身份，行动一定要有分寸。他一连用了三个“不要”，对顾问们的工作加以约束，他说：
　　只能让俄国顾问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
　　布勃诺夫分析说，中山舰事件的爆发，一方面暴露了在广州存在的矛盾，一方面也充分显示出在广州进行工作的困难程度。共产党人固然应当为国民革命取得全面而彻底的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就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因为这是他们完全力所不及的。因此，一定要小心谨慎。他告诫说：
　　这方面的任何过火行为都会：1.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2.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和总起来更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看不到这种危险，就不能从3月行动的经验中汲取任何实际教训。[5]
　　同一天，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苏联顾问斯捷潘诺夫告诉蒋介石，布勃诺夫和使团其他成员要离开广州回国，而鲍罗廷不知何时才能返回。蒋介石这才表示，愿意到布勃诺夫的住处同布勃诺夫好好谈谈。
　　当天下午，蒋介石拜访了布勃诺夫。在谈话中，蒋介石指出苏联顾问们的许多错误，最后又以一副很诚恳的样子，对布勃诺夫说：革命以农工为基础，以党与政府之强固为要点，又以干部意志一致为首务。革命势力应当集中，革命更应时时进取，不宜采取保守态度。中国革命发展到现在这种形势，非速定北伐大计不可。
　　当天傍晚，布勃诺夫一行带着离职的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十余人，乘船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谭延�、宋子文前往送行，蒋介石没有露面。
　　3月27日，布勃诺夫给正在返回广州途中的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使团对广州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六点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关于其中的第一点，布勃诺夫是这样写的：
　　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内部组织性、对群众的影响和与群众的联系方面还很薄弱。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上层组织。需要采取各种措施，通过不断做工作来帮助国民党加强其（学生、青年、城市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等）基层组织。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国民党作出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应该是帮助它加强内部的组织性和它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推动它在领导国民革命时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项工作中，共产党应该表现出很有分寸，很有灵活性，并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但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做助手和领导者。[6]
　　布勃诺夫之所以决定向蒋介石让步，其指导思想正如他在给鲍罗廷的信中所说，就是“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7]。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他给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方针是：以“巩固革命势力的统一”相号召，尽快弥合此次事件在国共两党间造成的裂痕，稳定广州局势。
　　受布勃诺夫就近指导的中共广东区委，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便自行决定了自己的态度。3月30日，中共广东区委致信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公开表白：
　　共产党因为把国民党认为是现在国民革命的领导，才决定他的党员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担任领导国民革命的党。所以共产党是要国民党团结的，是要国民党在强固的革命领导之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帝国主义者以及国民党已经开除的反革命分子，最是恨毒共产党，所以对于共产党造谣诬蔑，以谋分裂国民党及排除党内革命分子……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是国民革命的基础，是现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因此共产党率领工人农民竭力帮助使国民政府巩固与发展。[8]
　　同一天，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在由他主编的《人民周刊》上发表评论指出：
　　反革命势力进攻我们最厉害的方法就是离间我们的内部；我们内部团结稍不巩固或我们的革命领袖稍存疑虑，反革命势力立刻就乘机进攻；所以我们要严密我们的团结，我们的领袖要稳定而一致，才能防备敌人的阴谋。[9]
　　显然，中共广东区委是遵照布勃诺夫的指示，认蒋介石为“革命领袖”，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归为反革命势力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团结和统一。
　　陈独秀：“退”与“进”的选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上海的报纸上很快就作了报道。一时间，什么中山舰图谋不轨啦；蒋介石动用军队扣留俄国顾问，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甚至苏联人的住宅也被包围啦；什么周恩来和邓中夏已经被捕，广州军队开始杀人啦……传言四起。
　　陈独秀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后，心急如焚，不知道广州究竟发生了多么严重的事情。直至3月底布勃诺夫一行回国途中在上海逗留时，陈独秀等人才从布勃诺夫的谈话中得以了解事件的有关情况。布勃诺夫告诉陈独秀：广州确实发生了事变。事变发生时，军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苏联顾问的住宅等，这都是事实。不过，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目前蒋介石已经明白共产党并没有搞什么阴谋，广州局势已经归于平静。[10]
　　听了布勃诺夫的介绍，陈独秀的心才归于平静。但面对这样的局面，共产党该持何种态度？陈独秀经过一番思考，于3月2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党内发出指令，指出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他是受了右派的挑拨，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而是要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11]
　　根据布勃诺夫的建议，陈独秀很快写出《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和广州事变》一文，于4月3日和4月6日，分别刊登在《向导》和《人民周刊》上。陈独秀在文章中说：
　　国民党内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向号召反俄反赤反共，这是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广州事变之根本原因，仍旧是这个政策之应用。他们宣传此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他们：
　　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谭延�、朱培德、李济深、程潜都不是疯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传的相反，不但主张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统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在此时中国政治、军事的环境，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12]
　　同中共广东区委一样，陈独秀亦根据布勃诺夫定的调子，在文章中呼吁：“凡是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一齐喊出‘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扑灭分裂革命势力的一切阴谋！”
　　为了配合陈独秀的宣传，张太雷又发表《怎样巩固革命基础》一文，语重心长地说：
　　革命的领袖应该深深地明白，他在中国及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及他对于中国民众的责任之重大。我们广东现在有很好的革命领袖，但是我们还要使这领袖，更团结，更强固，更有指挥能力。[13]
　　这里的“革命领袖”，无疑就是指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后，如何对待蒋介石，如何正确处理国共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需要中央慎重考虑，拿出决策，然后再在全党统一贯彻。但由于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就决定了布勃诺夫的特殊身份。在当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和指导者，而无论是中共广东区委成员，还是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丝毫没有对他的地位提出任何异议。如此一来，他们先是被动地认可布勃诺夫对事件所作的处理，接着又按照布勃诺夫所确定的调子，向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表态和呼吁，倾诉中共忠诚合作的愿望。
　　然而，布勃诺夫对陈独秀的影响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4月中旬，中共中央收到陈延年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这才对中山舰事件的前因后果和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真正目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自此，陈独秀改变了以退让求团结的态度，主持中共中央作出如下决定：
　　（1）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孤立蒋介石；（2）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3）尽可能扩充叶挺领导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陈独秀特派彭述之赴广州，同先期到广州的张国焘以及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组成特别委员会，与鲍罗廷共同商讨实现这些计划的步骤。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开始了新的阴谋，进一步提出整理党务案来排挤共产党人，从而加速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
　　参考文献：
　　[l]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121页。
　　[2][3][4][5][6][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第183页；第171页；第168―170页；第184页；第177―178页。
　　[8][9]《人民周刊》，第7期，1926年3月30日。
　　[10]参见致中：《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11]《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12]《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145页。
　　[13]《人民周刊》，第8期，1926年4月6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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