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观念对于生态美学的建构与消解】

　　[摘 要]作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理论，生态美学需要厘清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生态美学在基本的理论旨归上与结构主义有诸多相通之处。从索绪尔发现语言的差异性结构到德里达等人消解了结构，结构主义都一再对西方传统哲学乃至文明进行颠覆。这种颠覆的力量对于生态美学犹如一把双刃剑，其毁灭一切的力量一方面推动了生态美学不断地超越传统哲学与美学，同时又一再威胁着生态美学的哲学根基和理论的合法性。本文从建构与消解的方面探讨了结构主义观念对生态美学的影响，以帮助生态美学从结构主义的理论资源中吸收到真正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养分。
　　[关键词]结构主义；生态美学；建构；消解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12-07
　　[作者简介]吴承笃（1979―），男，山东曲阜人，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文学理伦和生态美学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Title: On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Structuralism to Ecological Aesthetics
　　Author: Wu Chengdu
　　Abstract: As a typical cross- disciplin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 ecological aesthetics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related subjects. From Saussure’s finding the differentiating structure of language to Derrida’s deconstructing structure, structuralism has been subverting w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This power of subverting influences ecological aesthetics greatly. It drives ecological aesthetics to transcend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threatens ecological aesthetics’ philosophical roots and its theory’s legality. This paper examines ambivalent effects of strucutralism on ecological aesthetics.
　　Key words: structuralism; ecological aesthetics; construct; deconstruct
　　
　　一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人类开始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并将生态因素作为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美学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特殊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变，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学的存在与发展，从而产生了以生态学观念为根基的新的理论形态――生态美学。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的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①作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理论，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孤立的、自足的思辨过程，它横跨生态学、美学与生态哲学等多个生态领域，需要密切的关注现实的生态现状，吸收借鉴相关理论与观念的有益养分，并不断地向其他的相关学科渗透。从发展渊源与内涵特征来看，生态美学与结构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在基本范畴的提出、方法论的构建以及研究内容的完善等方面都得到了相关理论的支持。但是跨学科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往往是理论自身的自洽性与合理性，以及相关观点对于理论自身建设的建构与消解。生态美学作为一个仍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需要厘清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从理论资源的相通与相异中吸收到真正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养分。
　　结构主义与生态学有着深厚的渊源。19世纪末自然科学经历了一次伟大的革命，即“从原子论到系统论”的飞跃，传统的科学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科学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坚持还原论，使用分析的方法面对研究对象，认为只有通过对组成部分细节的认识才能把握整体。与之不同，新科学观念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结构观以及“新的世界图景”。在新的研究范式中，把知识比作构造已被网络的比喻所取代，部分本身已不具有进一步分析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整体的动力学机制才能理解部分的性质。“当我们深入物质内部时，自然显示给我们的不是任何孤立的建筑材料，而是一个统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网。”②生态学正是这一革命浪潮中的中流砥柱。19世纪60年代，生态学的创始人海格尔在《有机体普通型态学》中说：“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和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③生态学高扬系统论与整体论的大旗，将整个生态环境看作有机系统，力求把握整体与局部间的组合机制。系统论在促发自然科学革命时，也激励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展开有关系统或结构的实验研究。对于结构的研究渗透了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卡西尔的人类学哲学、皮尔斯的符号学以及皮亚杰的心理学等，这些理论都表现出对结构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些研究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但是其合力却形成并推动了结构主义的思潮。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结构主义在人文学科领域引领了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即所谓“语言学转向”，并迅速地转向了后结构主义。作为对结构主义的延伸与反叛，后结构主义呈现出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特点，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具有更为彻底的颠覆性和革命性，从而成为后现代思潮中的重要力量。在后现代语境中，人文主义美学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让美学研究的目光从文学艺术内在的审美特性转向了外在的文化研究，诸多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冲破了学科的界限进入到美学研究中来。生态美学作为对现实生态问题与美学理论问题的时代回应，必然会吸收包括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在内的文化因素，在反思与超越的基础上参与到当前生态文化的建设中。因此从发展脉络上可以看出，生态学催生了结构主义观念，而结构主义的嬗变与发展又促动了生态美学不断前行。
　　“结构”是结构主义学说的核心概念。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共时性研究中找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整体的意义要比各要素更为重要。皮亚杰认为所谓结构就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示系统。“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①结构主义正是在整体的关系中，寻求合理的结构，并将这种结构当作固定的模式或法则去分析世界，这一点体现出结构主义对于客体的依赖和对理性的信仰。后结构主义同样以结构为研究对象，但却是以消解结构为基础，进而从总体上去动摇和拆除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关的一切假定和观念。作为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对西方出场的形而上学和言语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颠倒了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观念，将处于主体地位的名词或实体打倒在地，从而实现了消解的目的。从总体上看，后结构主义表现出对宏观整体性的质疑和普遍结构的反感，以及对于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推崇，其批判的目的则是通过揭示历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谱系来揭穿任何妄称客观真理的企图。生态美学以生命的观念共通感包容与体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循环和谐结构，通过最为本源的生态关联创造家园共生的生态情景，其血脉中流淌着扬弃传统形而上学与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因此，生态美学在基本的理论旨归上与结构主义有诸多相通之处，需要吸收其反抗的力量并扬弃其消解的观念，以转变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完善有机整体的生态观念。
　　
　　二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在美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过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自然如何在人的作用下成为人的自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的倾向，而忽视了自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生态美学的哲学出发点从有机整体的角度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己的关系，揭示人与世界万物的存在是一种系统的关系存在。生态美学讲求生命的融合性和生命的对等性，前者实现了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后者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在生命一体性的倡导中，生态美学将整个生态系统所展示的生命形象作为探讨的对象，从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中获得审美愉悦。因此，生态美学要求回到原初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性存在，回到同生共运、圆融共舞的生态本源性上来。这一基本的诉求决定了生态美学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互通性。
　　面对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结构主义开辟了一个新的启蒙方向，它不仅消解了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而且也从根本上弥合了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在弘扬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方面，结构主义向生态美学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调查和充分的理论支持。在结构主义看来，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具体的事物构成的，事物背后的结构与关系决定了事物自身的属性。从这一观点出发，结构主义人类学不断地向根部找寻潜含在现实世界背后的规则与秩序。列维―斯特劳斯通过野外人类学考察，分析了原始部落的亲缘关系。他在《亲缘的基本结构》一书中提出无论亲缘关系如何变化，总是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则进行分配，这个基本规则就是乱伦禁忌。社会结构中最原始的、最简单的、不可还原的关系，就是通过婚姻关系而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交换，这种交换关系是乱伦禁忌的直接后果。这里的乱伦禁忌就如同语言学中的语法结构，超越了时空，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的一条最为基本的血亲原则。而这一规则的发现挑战了西方传统精神的界限，因为乱伦禁忌是自然与文化的缝合，它既反映了人作为动物的基本生存的诉求，同时也派生出了不同的亲缘关系，扩大并使亲缘关系演化为更为复杂的文化形态，因此说明了自然与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同源性。而在另一部著作《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原始部落中流行着各种各样的图腾制度，即以动物或植物为一方，以人的世界为一方，两者存在着某种模拟的关系，因此图腾本身也是兼有自然与文化的属性。图腾构造了思维的结构，这种思维“可以界定为类比的思维”①。社会组织以图腾植物或其他事物进行命名，这种分类表现了自然分类与社会分类的一致，图腾制度应被定义成动物物种与人类氏族之间的关系。而图腾分类的价值就在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结构上的同构或同源，它消解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虚假对立，颠覆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同一性逻辑原则。
　　结构主义对于文化自足性的批判引向了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因为语言“结构”最终消解的正是意识的主体性。在德里达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和福柯考古知识学对人先天性主宰做出否定性追索后引发了新的生态整体主义研究。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去中心”的理论观点。根据雅克・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任何事物之是在根本上都是它所不是的东西的一种作用，因此在不断延宕的差异关系中，中心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者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场所中符号的环无止境的相互游戏着。”②米歇尔・福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人自身，他在《词与物》中明确提出了“人的终结”。“人的终结”主要是指人类用以明确自身类属性的理性的结构被破除，人从类本质的界定中解脱出来而成为纯粹个体的存在。“我们易于认为：自从人发现自己并不处于创造的中心，并不处于空间的中间，甚至也许并非生命的顶端和最后阶段以来，人已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了；当然，人不在是世界王国的主人，人不在存在的中心处进行统治……”③而雅格・拉康则认为在结构中的主体是无法自我言说的，甚至连无意识观念也不过是他者构成的结构。主体的作用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我”，而是一个与自身不同的他者，一个在结构中永远无法自我面对的那个“存在者”，因此要在“我”―“存在者”这样的概念上面画叉，以揭示它所隐藏的痕迹。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打破了主体不可置疑的神话，主体成为间性的存在，人格自我构建的过程就是在同他者发生关系而不断被形成的过程。结构主义的推动下，自然成为人观照自己的他者，一种新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彻底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触发了一场生态观念的革命。
　　结构主义的观念不仅影响了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也促成了了生态美学的基本观念。“生态”在“整体性”、“系统性”的内涵之上又拓展出“价值”、“平等”、“美丑”等内涵。生态美学不再将艺术放置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而是将整个生态系统的美学内涵作为研究对象，将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一切生态相关者纳入到审美关怀中。“我们不是简单的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看作是‘自然’，而是将其看作既包括自然万物，同时也包括人的整个‘生态系统’。”④生态系统的美以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动态和谐与平衡稳定为根本指向，因此在生态整体中的审美属性并不是由个体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而是根据其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与作用来确定其审美价值。在生态美学中，自然美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此处的自然美又不同于传统的以自然物的形式美为核心的自然审美。自然不能单独成为审美对象，而必须依靠他者的参与，因此生态审美是关系中的审美，是系统决定的审美。这一点有别于西方环境美学中的“自然全美”论，也反对以自然物的科学内涵来决定其审美内涵。生态美学对于美的理解脱离了形而上的、静止的美的理念观，也不再是将对象孤立起来对其外在形式进行审美直观的静观过程。生态审美成为一种文化事件，审美感知和判断成为文化的美感，在人―社会―自然互动的过程中不断生发出新的审美感悟。另一方面，结构主义重视阅读反应的“统一性”与“参与性”，主张批评家积极介入作品的阅读过程，创造作品的意义。巴尔特认为文学的真正本质是一个功能系统，读者的反应是互变组成，他给作品带来自己的历史、语言和自由。这一观念被生态审美引为同调，并加以阐发。生态审美中的人从超功利、无利害的直观状态中走了出来，对于审美的感受不仅局限在主体心理的自由感受，而是以生态践行的方式介入审美活动中，力求在审美过程中全部感官的介入。阿诺德・柏林特认为：“人类环境，说到底，是一个感知系统，既由一系列体验构成的体验链。从美学角度而言，它具有感觉的丰富性、直接性和当下性，同时受文化意蕴及凡是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赋予环境体验沉甸甸的质感。”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身体的因素被凸现了出来，在参与到生态审美活动中的人的身体各感官形成了完整的统觉而相互作用。人的身体作为一个动态结构的基础，把意向性投射到世界中，透过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形成一个审美场域。当然，身体也是一种动态的系统性的存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美感存在随着身体的参与性而持续绵延地变化。在审美感知中包括了各具特色的颜色、声音、肌理、运动、嗅觉、味觉、空间、时间和大小等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审美体验。总的看来，结构主义观念推动生态美学突破了传统美学的局限，让自然美成为人的感知世界的一部分，让人融入到与万物相亲和的生态世界之中。这体现出结构主义观念对于生态美学的积极意义。
　　
　　三
　　结构主义以狂飚突进的姿态引发了人文科学界哥白尼式的革命，从索绪尔发现语言的差异性结构到德里达等人消解了主体、文本以及历史背后稳定的结构，结构主义都一再对西方传统哲学乃至文明进行颠覆。这种颠覆的力量对于生态美学犹如一把双刃剑，其毁灭一切的力量一方面推动了生态美学不断地超越传统哲学与美学，同时又一再威胁着生态美学的哲学根基和理论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讲，生态理论寻求对传统理论的超越，而结构主义则表现为对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此，大卫・雷・格里芬、大卫・伯姆等在论及生态理论及后现代思想时不断强调其建构性特点，主张应该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的继承，而对后现代主义中摧毁、解构和否定性的维度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
　　索绪尔建立的现代语言学的要害之处，是确认符号的任意性和差异性原则，其最为基本的“词物分离”观念决定了结构主义与生态美学最终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词语符号是任意的，某一符号与对象的连接完全是出于习惯的约定。词并不指向实在的对象本身，词义是由符号之间的排列或者形状的差异决定的。词语不过是一种任意的、差别的、独立的形式系统。这种语言观念颠覆了西方传统的“词物对应论”，将言说与真实严格的区分开来。按照这个思路，词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接近而是越来越疏远。对于结构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符号系统中词与词之间的差异性关系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对象，甚至不是观念性的意义。因此，现实不再是意义的源泉，语言的差异性结构或语词的形式创造语言的意义。而在后结构主义那里，结构的中心地位也遭到了质疑。后结构主义“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乃至绝对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义。”①后结构主义特别批判了文本封闭性的假定，认为语言和文本是彻底开放的和多义的，语言失去了传达意义的基本功能。后结构主义通过对语言的颠倒、解构迫使语言去追问自身。通过将其隐藏的意义表明为有效的意义，一个被解构的文本被重新组合，语言的不确定性被凸现出来。结构主义的这种理论的延展于生态美学是毁灭性的，“因为它既从根本上取消了自然存在的真实性和语言对自然实在的指称性，也从根本上阻断了人类用语言与自然世界进行交流沟通的可能性。”②生态美学将生态世界看作人与万物共同生存的家园，它不仅要遵循美学学科的内在理路，而且需要密切关注具体的生态环境，从而不断地推动自身的理论建设。生态美学以真实存在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在现实的具体接触为前提，这里的人和自然不是符号化或观念性的，更不是虚幻的文本中符号影像的自由嬉戏。从生态存在论的角度来看，自然在生态审美中绽出为聚集“天地人神”四方一体的缘系性的场域，自然的真实存在在自我的敞开中确立自身。而人在作为保藏四方一体的物中逗留，以此在在此的真实身份栖居于生态家园中。另外，生态系统作为有机的整体是建立在生态环境的真实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它不能脱离生物共同体而沦为彻底的观念性的结构。因此生态美学从现实出发又回归现实，而结构主义所能抵达的最后阶段仅仅是话语的世界，这一点是生态理论与结构主义观念的根本区别。
　　生态美学与结构主义的文化关怀与理论旨归存在很大的差异。结构主义在于发现文化背后隐藏的秘密，通过文化的内部结构剖析揭示出某种文化的功能。结构主义不断地寻求人类知识的普遍秩序，文化背后的结构成为新的终极目标。但是结构本身并无明确的意义，结构只是令意义成为可能的条件，因此当人们寻求结构的努力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和变异性而告失败后，随同结构一同产生的意义也将遭到彻底的质疑。结构主义对于终极结构的狂热容易转变为抛弃意义，玩弄字词的虚无主义。后结构主义从结构消解处出发，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实的幻觉”。解构阅读将自身嵌入文本的世界之中，将一切文本转变为社会文本，使得阅读成为一种以社会为情景和媒介的社会实践，从而指向了彻底的文化批判。后结构主义通过改变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来改变世界，进而改变资本主义技术时代的一切权力关系。因此，后结构主义对于文化领域的介入并不在于揭示真理，而在于颠覆一切规则背后的权力。在生态美学这里，生态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不是理论建构的工具而是出发点与最终的目标。生态美学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批判传统文化的目的在于建构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文化。生态美学虽然对传统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等弊端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但是它并不是以摧毁传统的文化形态为最终使命，而是以传统文化为平台和参照物，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在后现代文化的选择上，生态美学更倾向于吸收其中的建构性因素。在大卫・雷・格里芬等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就试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观念中，蕴含着生态理论的富矿，如复魅的思想就是很好的生态理论的资源。格里芬指出：“由于现代范式对当今世界的日益牢固的统治，世界被推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这种情况只有当我们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改变。而这就要求实现‘世界的返魅’（the 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后现代范式有助于这一理想的实现”。①可以看出，生态美学的建构性使之与结构主义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最初是作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明显带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色彩。生态美学从结构主义那里获取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力量，但在消解人作为主体的向度与限度上，二者存在较大的分歧。结构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宣告人的消亡。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一再强调真正主体的缺失，完整的自我已经不存在了，在自我的中心意识被消解后出现了无数的“我”共同出场。此时主体的言说等同于精神分裂式的癔语，不具有传达任何意义的能力。而福柯宣布“人死了”则直接把人驱赶到非理性的危险之中。对此，哈贝马斯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并避免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在福柯那里，我看到了某种这样的危险。”②在生态美学那里，生态与人文是可以走到一起的。“归根到底，生态共同体的建立是人类将传统人文关怀中的精神无偿地让渡给生态环境。因而，生态共同体是在人文的高级阶段才会出现的，是人文精神的时代产物。”③在生态美学的观念中，人的生态本性决定了人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当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掌控后不会因无家可归而堕入虚无，而是将重新回归自然，自由地栖居于生态家园之中。因此，生态美学不是对人类的反动和对人文精神的抛弃，而是人文精神在新的文明的感召下的发扬和充实。
　　生态美学所展现出的亲和性吸引了许多诞生于后现代语境中的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身体美学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援引生态美学的观点，并不断的影响生态美学的建构。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生态美学的建设需要不同的话语资源的有益支持，但是在众声喧哗中更需要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本文所展现的结构主义与生态美学的关联仅仅是生态美学发展过程中诸多理论缘系中的一维，要实现生态美学健康的发展，需要在不同的理论话语的对话中做出更多的努力。
　　责任编辑：王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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