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易经》的预测术] 文玥讲易经《奇门遁甲预测术》
时间：2020-03-25 07:43: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章编号］1009-3729(2011)05-0035-04� ［摘 要］《易经》预测术原本是人类理性反抗无知的产物，但其自发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及主观性和非逻辑性等缺陷，使其无法成为科学；孔子等人开创的义理学派才是研究《易经》的正途。那种企图通过《易经》预测术、象数易学或“科学易”来复兴易学文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关键词］《易经》预测术；自发决定论；非逻辑性；义理学�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时下，易学界象数易学大行其道，社会上更是风行各种打着《易经》旗号的预测术。从易学发展史看，卜筮起源于理性对无知的反抗，可以说人类利用《易经》占卜的历史，就是理性精神不断彰显的历史，但是《易经》预测术则是“理性的迷途”�� ［1］。对于《易经》预测术，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是或否的性质判断及人性哲学与卦辞解析方面，而从学理上探析《易经》研究的方法与出路者则较少。本文拟通过分析《易经》预测术的三大困境，阐明《易经》研究的正途与出路。�
一、《易经》预测术的三大困境
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当人们遇到不能理解、无法决断的事情时，常常会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并左右着世界，因此就会向天帝或鬼神卜问吉凶。卜问吉凶有许多方法，据殷墟甲骨文记载，盘庚时期盛行的是卜。所谓卜，就是将龟腹甲钻孔火烤、再依据孔周围的裂纹形状来断定吉凶的预测方法。之所以用龟甲为卜的工具，与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龟腹上有圆甲（天），龟四脚方立（地），因而具备天地之象。后来由于龟甲不足，人们用牛肩胛骨代替。卜起源很早，但在殷代最为流行，这不仅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的意识形态有关［2］(P65-68)�，而且与殷人起源于渔猎部落有关［3］。与殷人不同，周人更多地是用筮的方法即用蓍草来占卜问卦。个中原因，除了周人以农业生产为主外，高怀民［2］(P68-72)�认为还有3个原因：一是济骨之穷，二是周代天命的革新措施，三是人智进步下的自然趋势。虽然卜与筮都是天命神学的产物，但“卜立足于神道思想之纯诚，而筮中则神权与人智参半，这是历史由神道演进到人道的自然趋势”［2］（P74）�。这些无不提醒我们：在《易经》预测术的演变过程中，“鬼谋”越来越少，“人谋”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易经》预测术是人类理性反抗无知的产物。但这种预测术困境重重，除了“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的根基不牢，“经验性、偶然性、模糊性使其很难成为科学”［1］外，还有几个无法摆脱的困境。�
1.《易经》自发决定论的思维模式需要检讨�
《易经》预测术基于这样的信念：只要有相应的现象，就会有相应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决定论。［1］决定论是一种“肯定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具有客观的、普遍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学说”［4］，从形态上看，哲学的决定论有3种，即自发决定论、机械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在决定论的3种历史形态中，自发决定论因其自发性而缺陷明显，机械决定论也因其机械性而逐渐衰落，只有辩证决定论具有合理性。《易经》预测术是一种基于自发、带有朴素辩证色彩的决定论。在运用《易经》预测时，主要的依据就是卦爻象以及卦爻辞，一般认为，相应的卦象会有相应的结果。但这种决定论显然没有经过“康德式的批判”，而是独断的、自发的；它也不同于作为近代科学基础的机械决定论，其出现的背景是科学已经有了很大成就，但人类还没有完全挣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解卦的时候，往往需要预测者进行辩证的考察，而不能生搬硬套，从而使这种决定论带有辩证的特色。但这种辩证思维只是朴素的，因而相应的决定论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辩证决定论。在具体的预测过程中，这种自发的、带有朴素辩证色彩的决定论很容易沦为宿命论或唯意志论：预测者出于种种目的，既可以将未来说得十分确定（宿命论）――这就会流于悲观主义，而悲观主义显然不同于《易经》刚健进取的精神；又能给出改变未来的方法（唯意志论）――这则是各种打着《易经》幌子的算命者骗人的把戏，也不能被现代人接受。现在的问题是：《易经》预测术的决定论能否发展为辩证决定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易经》预测术的决定论过分依赖经验，而《易经》中对经验的认识远远达不到近代西方哲学的经验论的高度，它还不够彻底，更缺少比较深刻的反思。其次，这种辩证也处在朴素的阶段，与现代意义的辩证法相去甚远。再次，这种决定论运用的工具过于简单，其预测能力远低于现代科技。这些都决定了《易经》的决定论很难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辩证决定论。�
2.《易经》的主观性使其很难成为科学�
在利用《易经》预测时，往往出现对同一卦爻辞解释不同的现象，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5］（P1337-1338） ��
可见，完全相同的卦爻辞，在不同的人看来吉凶并不总是一致。这种情况在现实的预测中更为普遍。因为在利用《易经》预测的过程中，是吉是凶不仅取决于卦爻象及卦爻辞的启示，还与预测过程中的“人”有关。此处的“人”可能是问吉凶的人，也可能是预测吉凶的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问吉凶人的主客观状况、预测吉凶人的识见等因素都会影响预测的结果，从而使预测的结果会随着人的识见和主客观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客观性，否则就不是科学了。�
3.《易经》的非逻辑性使其很难成为科学�
在运用《易经》进行预测的过程中，预测者还需要有一定的灵感，这类似于中医对“药引子”的选择。在很多时候，灵感比卦象与卦爻辞更为重要，而灵感的运用具有极强的跳跃性和非逻辑性。如果你问预测者：你为什么作这样的论断？他很可能会说，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而有点类似于“一说就破”的“禅机”，而这种无法传递乃至无法重复的灵感，显然不符合科学原则――可证明性和可重现性。科学离不开逻辑，符合逻辑是科学立世的一条重要原则。在科学发现、科学探索中固然需要灵感，但它只能起到指引方向、开拓思维、提供假说的作用；一旦有了大胆的假说，更需要的是小心求证和在求证的过程中层层递进的逻辑分析，而不是灵光乍现。这些恰恰是《易经》预测术所缺乏的。也许有人会说，《易经》本身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应注意，《易经》的逻辑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推演，而作为近代科学思维形式的逻辑，所展现的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结果，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从《易经》中看不到形式逻辑的影子，更不用说辩证逻辑了。�
二、《易经》之象数学与义理学
《易经》预测术的困境是致命的，它已经将今天的《易经》研究引入歧途，我们必须对《易经》预测术进行反思。其实，早在殷周之际，人们就已经开始反思这种预测术了。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6］一般认为，夏为《连山》，殷为《归藏》，周有《周易》。也就是说，殷周之际还能看到《连山》《归藏》这样的古易，但此时的《连山》《归藏》已远不如《周易》受到重视，以至于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其原貌。《连山》《归藏》的失传，说明《易经》预测术已经丧失了不可怀疑、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到了春秋末期，人们对筮也不太信任了。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 �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羊，亦无�也；女承筐，亦无�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赢败姬。车说其�，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沓背憎，职竞由人。’”［5］（P363-365）��
此处，韩简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卜筮的作用，但他认为象数与战争胜负无关，主张从人事把握吉凶，这说明占筮在他的心中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了。《易经》的性质发生质变是由于《易传》的出现，或者说《易传》的出现使《易经》由原来的卜筮之书变为哲学著作。以孔颖达为代表的易学家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也有持反对意见的。比较稳妥的说法是：《易传》未必是孔子一人之作，但一定与孔子有关，并且孔子在《易传》的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孔子对筮数易的处理上，高怀民［2］（P200-202）�将其归纳为三点：一是对鬼神敬而远之，二是对卦爻辞赋以新义，三是对筮数排而除之。易言之，孔子通过对《易经》的创造性诠释，开创了义理派易学，使易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除了孔子开创的儒门易，老庄的道家易也是以义理为主的。可以说，孔子和老子都坚持从“道”的层面而非“术”的层面诠释《易经》。不同的是，“孔子引易道入人事”，而老子更注重“发挥易道之形上意”。［2］P（221）� 这也是先秦诸子诠释易学的主流。两汉时期，谶纬之学盛行，象数派易学大行其道，这不仅给《易经》研究蒙上了神秘色彩，而且使易学变得十分繁琐复杂，简直成了“变戏法的学问”［7］。这一局面到了王弼才有所转变，王弼扫除易学之象数学派后，重新振兴了易学之义理学派，这一传统在程颐之后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最终大放异彩，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
三、易学研究的正学途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义理派易学的路子是研究《易经》的中正之途，这不仅可以“促进《周易》研究的现代化”，让更多人“理解《周易》、接受《周易》”，而且也符合人类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象数学派，“可以作为易学史现象加以批判研究”，但必须用义理统率之，而“卜筮数术尤须批判”。［8］这也是一生研读《易经》的金景芳先生的忠告：“就《易》而言，义理象数不可或缺，空讲义理，就像没底的坛子，盛不住酒。孔子也不忽略象数。象数于我们是弱项，一定要补上，不过，不搞占卜的底线万万不可破。”［9］从目前情况来看，易学义理学派在学界尚有一席之地，但已经有些不太时髦了；而在民间流行的多为象数或占卜术，这显然不利于易学的发展。从易学发展史看，过分纠缠于象数与占卜，很容易将易学研究引向“术”的层面，如偏重象数的两汉时期的易学就是如此。荀子云：“善为《易》者不占。”［10］张子亦云：“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11］这些都说明，《易》的精髓在“道”不在“术”。反观时下流行的占卜、象数易学，不仅有很多乃至完全是“术”的成分，而且均为私利所驱驶，这如何能使易学精神发扬光大？�
另外，一些人想通过《易经》预测术、象数学派乃至“科学易”复兴易学文化的想法亦实属牵强。首先，《易经》的精神与近现代科学不相符合，它脱胎于远古时代的占卜而逐渐演变为求善的人生哲学，与科学求真的精神并不一致。其次，过分强调从传统的易学中开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于中国当前的科学进步不但没有太大意义，而且会造成负面影响。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中国人过于敏感的自尊心，而这种自尊心恰恰阻碍了中国人以更为宽容的心态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遵循“拿来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大胆地学习他人的长处，而不是强调“我们老祖宗早就想到了”。再次，将易学科学化，其实质就是将哲学（道）解释为或等同于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但降低了哲学，而且把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基本上等同于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本义乃“物理学之后”，也就是说，哲学是要跳出科学（物理学）的范围来看这个世界的，要对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世界进行反思，而不是替代科学。作为“道”之层面的易学，其本质是哲学，是形而上的理论，形上的理论是不同于形下的现代科学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总之，关于易学研究，只有哲学层面的义理才是“道”，象数、占卜乃至“科学易”都是“术”。如果仅在“术”的层面折腾而不上升到“道”的高度，这种理性不过是一种伪理性，无论怎样努力，最终必然误入歧途。�
［参 考 文 献］
［1］ 王军.理性的迷途：论《易经》预测术［J］.天府新论，2007（2）：25.�
［2］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朱伯�.易学哲学史（第1册）［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9.�
［4］ 庞正元.决定论的历史命运：现代科学与辩证决定论的建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16.�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C］//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37-638.�
［7］ 高怀民.两汉易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8.�
［8］ 吕绍刚.《周易》的哲学精神：吕绍刚易学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17.�
［9］ 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5.�
［10］张觉.荀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620.�
［11］张载.张载集［C］.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48.
［收稿日期］2011-05-09�
［作者简介］王军(1975―)，男，江苏省宿迁市人，江苏科技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易学哲学；包巧英(1965―)，女，江苏省泰州市人，江苏科技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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