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雨》的命运观|雷雨命运观
时间：2020-03-24 07:27: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雷雨》是一部公认的悲剧的杰作。本文从对悲剧主人公周朴园分析入手，从人物在特定环境下行动的心理动因出发去把握他们的性格，从而揭示悲剧情节中所展现的命运观。命运悲剧借助于伦理力量的交叉和社会关系的偶合，以行动主体情感本能与现实原则的冲突为基本心理元素而得以实现。
关键词：雷雨；悲剧；命运观；错位
作者简介：易军，男，重庆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营销经理、编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4-0036-02
据曹禺先生自己说，〈雷雨〉是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成就的,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是“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的结果，而不是刻意构思布局的产物。但成功的艺术创作往往具有无目的的和目的性，〈雷雨〉正是这样，其人物形象显得真实生动，情节发展水到渠成，其悲剧精神更是给人以持久的震撼，是一部公认的命运悲剧的杰作。大凡命运悲剧，总跟人物在剧中所处的位置和人物的个性密切相关。要探究那隐秘的悲剧势力就必须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物的性格。社会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人物的角色，而是人物心理上所建立的联系；性格也并不是人物行动的总和，而是人物行动的内驱力。我们只能从人物在特定环境下行动的心理动因出发去把握他们的性格，从而揭示悲剧情节中所展现的命运观念。
虽然作者对剧中各个人物的着墨都比较均匀（有多个主人公），难以指定谁就是唯一的悲剧主人公，但是，客观上，由于人物在关系中处的位置不同，其地位也是有差别的。周朴园就是那个自始至终承受着命运重压的唯一主人公――一个极深沉坚韧的形象，虽然着戏不是最多，但他的性格发展却是完善和成熟的，丝毫不亚于其他几个主要人物。从剧情展开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中来看，他无疑是一个中介和中心人物：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工人的老板，仆人的主人。从悲剧主题的揭示过程来看，他作为此剧中具有中心地位的伦理力量，既是犯下最初的那个“错”的人，又承担了剧中所有伦理力量悲剧的重压，他是一个总的负罪者，是一切牺牲的最终指向――即命运对其他人物的摧残都是对他的摧残。妻儿之间，子女之间的乱伦关系在一幕幕上演，他却毫不知情，他始终在努力避免这一切，而这一切又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是作品命运悲剧的主要体现途径。作品最后悲剧主题的全面揭示也是以周朴园的毁灭来实现的：残留于人世，痛味“天地的残忍”，比疯了死了更加沉重。下面，我们就从他犯下的那个最初的“错”（而且这个错在二十多年后又复现于他的儿子周萍身上）开始分析。
青年时代的周朴园一度留学德国，接受的是开放自由的资产阶级教育，而他的出身却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封建旧家庭，这不能不让他产生本能的厌恶感。这体现为一颗跳动不安的心对这个礼教森严的家庭（父母）的反叛。但是他反叛的基础，甚至他得以生活和发展的所有基础都是他的家庭供给的，他在家庭中是处于一个极不显赫的儿子的地位，所以他的这种反叛不仅是针对他富有丰裕的家庭的，也是针对自己并不显赫的依赖家庭的地位的，在这种极其矛盾的心理下，他爱的欲望萌生了――一种并不纯粹的爱，爱上侍萍――他们家的女佣。他妄图以与一个地位有着巨大差别的姑娘的结合来宣布自己对家庭的独立。他的自私就在于女佣侍萍已被他不知不觉地异化为一种手段，客观上成了他反抗的工具，成了他潜在心理需要的牺牲品，丧失了完整的主体性。而一个富家公子与一个下层姑娘的结合，这并无损于他的主体性，反而会强化他的主体性――这也就是爱情为什么常常以一个避风港的角色萌生于那些渴望独立和强大的心灵中。
周朴园和侍萍的这段感情从其产生来看就蕴涵着悲剧结局的必然性。他对旧家庭的反叛说到底是心理上的反叛，其次才有社会的意义。因为它既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又没有政治理论的支持，最多不过是对自身的厌恶。当他以一个富家公子的身份向一个女佣敞开爱情的怀抱时，他们确实能感到这种结合带来的充盈，甚至会产生一种崇高的豪情。但当他们已经生下两个孩子后，一切都被拉回到现实之中，很难说还有丝毫的激情，周朴园也并没有觉出自己的强大和独立，他看到的只是反抗家庭的结果是家庭并没有因他的反抗有所改变，反而像一个巨大的引力场，把他也包容了进去（他们的儿子还都抚养在家里）。他深深地感到这种建立在贫弱基础上的爱情只是短暂的爱情，它已经面临着变质的危险，而变质就是在实质上宣告爱情的终结，但是自己依旧贫弱得连挽救它的力量都没有（到现在为止以至将来一直不曾改变的是他渴望独立，渴望强大，渴望支配的心理，这是人的本能）他与侍萍的实际爱情已经走到尽头，表现为他对侍萍的忍痛抛舍。
凑巧的是环境为他制造了一个绝好的理由，那就是家庭对他与侍萍关系的干涉以及要求他娶门当户对的“大小姐”为妻。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因为家庭的压迫导致了他与侍萍恋爱的终结，恰恰相反，是他与侍萍爱情的失落导致了他与家庭的和解（即顺从父母之命娶了“大小姐”）。这种和解也有着双重意义，是从血缘的认同走向价值的认同。一方面是心理学上的，贫弱无力的儿子与煊赫的家长的和解，这是在沉重的内疚感驱使下对父母的认可；另一方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资本家子弟与他资产阶级家长的和解，反叛的儿子接受了他的家庭所代表阶级的价值规范。从此，周朴园就具有了剧中那个封建父亲的形象，死死捍卫着他的既得利益与家庭秩序。
周朴园对侍萍忍痛割舍，是担负着沉重的内疚和负罪感的，但正是这种因抛弃恋人所致的负罪感给予了他形而上的慰藉，让爱情在变质与衰微的边缘实现了复归。三十年来他一直反思和重估着当初作出的那一系列成就爱情和抛妻弃子的选择，也是在寻找能聊以自慰的环境决定论的解释，即他一直爱的都只是原来的侍萍，当初的离弃是迫于家庭压力的结果（家族的道德和秩序是不能不捍卫的），身份的悬殊才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他是在给自己以推卸责任式的虚假暗示的基础上承担起责任，以向自己显示自己敢于承担责任。这是对自己化装的欺骗。他给自己的暗示（或解释）也引出了后来的行为，一方面在内心拒绝后来的两任妻子，一方面努力成为家庭的专制者。然而，这样虽成全了自己，却害苦了他的妻儿。蘩漪只能成为那个同床异梦婚姻锁链下的牺牲品。所以周朴园的忏悔又添了另一重色彩，即对后来两任妻子束缚和占有的忏悔。对蘩漪，他既是一个严苛的专制者又是一个深重的负罪者，（从喝药和看病的情节可以看出）；对周萍，他更是以他的那套严苛的道德礼数强加给他，以至周萍在这样的环境下表现出比周朴园年轻时对家庭的反叛更为过火的行为（先与后母私通，既而抓住四凤）。周朴园的双重负罪使他内心尊严感产生巨大的危机，他越拼命捍卫他的尊严就越加道貌岸然越加专制，反过来又越让他丧失尊严，从而陷入这个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令周朴园意想不到的是侍萍居然没有死，而且三十年后又来到了周公馆。那时二人的心理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周朴园在几十年的怀念与忏悔中，渐渐模糊了侍萍作为现实的存在性，他知道侍萍已经死了，是不可能再回来的，他对侍萍的记忆永远终止在那一刻。三十年后他是很难一眼认出侍萍的；但侍萍却不一样，在他与周朴园的关系中她处于弱势，如果说周朴园在抛弃她以后还有爱她，思念她的权利的话，那么侍萍则是被剥夺了这种权利――周朴园对她的抛舍完全是单方面的，毫不留情的。侍萍只会更加无助和孱弱，任凭风吹雨打。而她却分明知道那个抛弃她的人还在这个世上活得好好的，由此充满了对这个人的失望和厌恶（但还不至于仇恨），还有自责和悔恨（这种两个人之间的事又怎么能简单地归罪呢？）那个大年三十晚上被赶出家门对她是刻骨铭心的，这就很容易解释他为何对那些富家公馆是如此敏感（甚至不让女儿去做工），也就不难想象在三十年之后第一眼见到周朴园就认出了他来。
既然周朴园对侍萍仍怀着深厚的感情，那为什么当他们互相认出时他表现得那么自私与冷漠呢？那是因为周朴园的爱是徒具内心形式而毫无现实内容的，从根本上说这不过是对自己的慰藉，是对自己的欺骗。侍萍的突然出现把他对自己的谎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的梦摧毁得分崩离析，他显得惊恐万分，出于自卫的本能，他选择了以一个资本家的惯用手法――金钱，尽快解决问题。所以才显出与他几十年的忏悔极不相称的冷漠。而侍萍一直以为正是占有这些支票和金钱的那个家庭毁了他的生活，任何补偿在她经历的磨难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并且是对她几十年艰辛和坚强的否定，所以她愤慨地毫不犹豫地撕碎了周朴园给她的支票，而周朴园是能够理解这一举动的。
最后，当命运的雷雨夹着闪电一齐扑向他和周围每个人的时候，生命变得弱不禁风，儿女们在片刻之间纷纷魂归西天，两个妻子也先后住进精神病院，遭受了如此沉重打击的周朴园终于彻悟，捐了家产，以他坚韧地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守候着他的两个妻子，继续作他最痛彻人心的忏悔和反思。
在悲剧的人物表中，还有曹禺先生横空出世的一笔，那就是蘩漪。可以说是蘩漪让整出悲剧活了起来，她不仅是作者最富文学色彩的一笔，而且在结构上有着重要地位：与周朴园，周萍(周萍在心理上与周朴园是一脉相承的）形成对比，积极行动的个性推动情节，她与周萍的那段戏明显地增加了全剧的悲剧色彩。
通观全剧，剧情在一种郁热不安的有着不祥预兆的氛围里展开。随着人物的出场，情节的进展，命运的面纱一层层地被揭去，在读者的恐惧和期盼中最终以雷电般迅猛的方式呈现出来，给读者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经历了命运的洗礼后，剧中各主人公死的死，疯的疯，随着天主教堂那祷告的钟声鸣响，各支片面的伦理力量已经被削去了他们的锋芒，宇宙又达成新的和谐。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我们隐约地看到那个一直未出场的命运主人公的面孔。它以伦理力量的交叉和社会关系的偶合作为其形式；行动主体的反叛――内心情感本能与现实原则冲突的结果是构成命运的基本心理元素。这两者就是那个核心主题（命运）之外的社会悲剧主题与性格悲剧主题――作为命运主题的变奏，它们推动着命运主题的全面揭示。
《雷雨》中的主人公，应该说他们都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控制者，表面上都紧握着自己的命运，拥有着相当的选择的自由，这种存在论上的自由寻求表达的形式在大多数时候表现为对现实预期的反叛（主体的自由一般不以对某一事实或可能事实的顺从，而多以抗拒和否定来表现，即说“不”），由于他们都不能直面自己的内心真实，这种反叛往往与情感本能形成某种错位，从而导致实际抉择与自我期待的错位。（见下图）
在《雷雨》中处处体现着这样的错位，以上文的周朴园为例来说，因反抗家庭而爱上侍萍是第一次错位，借家庭的干涉来抛弃侍萍是第二次错位，从对侍萍的忏悔到对家庭的专制是第三次错位，与侍萍重逢时一心草草了事是第四次错位。周萍和蘩漪身上也处处体现着这种错位。它给予悲剧情节以可信性，而剧中各种巧合和偶然性的叠加造成的那种理想化色彩真正让人物的冲突上升到了悲剧情节的高度。当各方面伦理危机总爆发的时候，主人公们感到大错铸成，大厦将倾的无能为力，成为“错位”的牺牲品。他们盲目地一步步被逼到命运为他们预设的陷阱中，都经历了一条由从命不服到抗命不能而最终毁灭的路。积极行动的蘩漪如此，一心回避矛盾的周朴园和周萍也如此。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M]，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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