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透”后的农民诗人李希文,谁还知晓_

　　1958年李希文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和郭沫若对诗唱和，一时传为佳话。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与会代表，和李希文握手照了相。 　　李希文怎样走上文坛顶层，又怎样被抛弃被忘却?这个农民走过了怎样的迂回曲折的文化成名之路，身后又凄凉到无人知晓?
　　走上诗人的道路
　　李希文是陕西合阳人，自小家庭贫苦，出生不久，父亲双目失明，活活饿死。他7岁给人扛长工，15岁就开始流浪，靠卖苦力糊口，当过药铺店员、毡房学徒、客栈伙计，给教会、学校看过大门，小铺子卖过蒸馍。吃喝没有着落的时候进了队伍，在西北军当马夫。正应了晋南人所说：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晋南人安土重迁，穷死不离家。李希文贫穷流浪的人生阅历，让他比一般的当地农民眼界开阔。看世事，比苦守几亩地的农民灵醒得多。
　　李希文幼小时和流浪乞儿一起厮混，路过财主门口，他们唱着“掌柜的想发财，你不行善财不来”，和一些落魄求乞的文人自己编唱的莲花落：
　　“我爹死在黄河滩，我娘上吊把命丧，留下小妹无人养，大爷大娘帮帮忙”――李希文没有念过书，可是好学好记。尤其是从苦难中挣扎过来的经历，让这些童年记忆火烙刀刻。成年以后挑担子卖蒸馍，赶庙会看热闹，听歌也听戏，劳苦大众的口头创作，李希文看了听了心里记着。中原关中，民间文艺影响深远，秦晋豫三省交界这一带，要饭都带三分文化味。这些活在底层的民间口头创作，无疑也是一种文化滋养。李希文后来的快板创作，当然和青少年时期的歌谣学养有关。
　　当地人物志传都写着李希文(1900－1978)，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年。只记得是“戊戌变法后三年生的”，以此推算当在庚子。山陕边界只隔一条黄河，抗战前他过河流浪到山西猗氏县落了户。在当地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外路人”，外路人难娶亲，李希文也就大半辈子孤身一人。
　　晋西南比全国解放早。土改时李希文分到了房子分到了地还有农具，流浪的人从此有了家。李希文感谢共产党叫穷人翻了身，底层流浪者的经历，让他立刻抄起了熟悉的方式歌唱毛主席。八路军打垮中央军，猗氏县城建立新政权以后，李希文立刻学着编快板：
　　毛主席，红太阳，照得人心亮堂堂。
　　解放了，猗氏城，铲除一窝害人精。
　　全县里，老百姓，镢头锤死李正平。
　　李正平是国民党任命的猗氏县长。解放的农民手持农具蜂拥进城，砸死前任县长，这是革命暴动的典型写照。
　　这应该属于李希文快板创作的处女作。他大约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走上了“农民诗人”的人生道路，以一个边劳作边唱颂歌的农民形象登上中国的文化舞台，成为万人瞩目的农民文化代表。
　　猗氏县剧团的老导演王灿，在《白毛女》中饰演穆仁智得名。他当时负责县城区周边村子的宣传，为了方便工作，正好住在李希文家。他喜欢李希文的快板，和文化馆的同行经常帮助修改加工。李希文的快板一开始大量“发表”在本村的黑板报上。县剧团排戏，村里剧团也要排戏，李希文被一种喜庆热闹的韵白文体包围着，逐渐摸着了门道。王灿感觉到了快板的方便实用，剧团演出就经常带着李希文。开场锣鼓响过，准备开戏，李希文先在前台表演一段快板。有时两出戏之间换妆换人间隙，李希文也上去插一段。解放初那几年，猗氏县的宣传演出多次获奖，李希文几乎算一个编外演员。也跟着获奖。
　　1952年的扫盲识字，别的农民可能如秋风过耳，对李希文那可是成长的催化剂。不识字那叫口头创作，歌谣式的。识了字能写能记，他的快板创作开始高产，艺术质量也在提高。李希文学文化劲头很大。1952年上冬学，进速成识字班，每天晚上点起油灯学习，下地路上背着书包手拿书报边走边看。认了字还要学写字，李希文看电影看戏随看随记，练了字，也积累了创作素材。李希文阅历丰富，能认能写以后订报看报，熟知国家大事，这让他的快板创作，迅速脱离了普通农民的狭隘眼光。他的快板，多写国家大事，歌颂党的政策决议。有文化会写作，李希文顿时从农民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从上到下关注的新人形象。
　　李希文的成长不是孤立的。自古以来，河东大地就是文化蓄积的厚土。耕读传家的遗风泽被后人，读书写字代代受人敬重。1950年代兴起的文化活动如同烈火烹油。1954年猗氏临晋两县合并成为临猗县以后，农民演出队、农民快板群体、基层农村的文化辅导、图书馆设施、扫盲运动，一直在全国引人瞩目。1958年，它曾经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文化县。李希文就是农民文化活动的突出代表。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是李希文快板创作的丰收期。1958年大跃进催生的“新民歌运动”中，李希文更是佳作连篇，成为农民写作的权威榜样。数点临猗县的文化成果，李希文是一张名牌。到1961年，李希文已经在各级报刊发表过快板诗四百多件，山西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李希文快板诗》一书。1960年代的出书难于上青天，所谓“一本书主义”是指出版一本书名利双收，终身享用不尽。李希文的成就令人眼热，许多终身写作的文化人也未必能获此殊荣。
　　我们都习惯把李希文称作“农民诗人”。翻检历史可以看出，李希文其实并不是一个农业从业者。他成为农民是解放后的事情。土改时若论成分，他应该是一个游民无产者。这个成分的因子浸透在血脉里，他的成功失败，和这个职业赠与的心性息息相关。游民的革命性和游移性、投机性潜伏着，气候合适一定要萌发的。山西好多农民领袖，在这一点上都和李希文相似。他们其实很少出自道地的农民，因为道地的农民没有能力代表农民。李希文的文化和阅历，早已超出了农民的视野，不过我们觉得贴一个农民的标签于宣传有利罢了。
　　1958年李希文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看望了他。这个蜚声海内外的中国顶尖文人，和一个土枪土炮打天下的农民诗人对诗唱和，一时在文坛传为佳话。当时的通俗文学队伍中，农民诗人王老九享誉一时。郭沫若风趣地说：“我是郭老八，陕西有个王老九，你就是李老十。”郭沫若的评价，足可以形象地说明李希文在当时群众文艺创作队伍中的地位和影响。
　　进得北京，自豪和喜悦浑身翻涌，李希文情难自禁，留下了他人生顶端的颂党浩歌：
　　旭日东升满天红，
　　照得泥鳅变活龙，
　　李希文，庄稼汉，
　　如今能进北京城。
　　人生经历绘声绘色编“故事”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和李希文的几次见面，倒是记忆清晰如同昨日。
　　1961我考进县城上初中，一天学校安排我们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讲话的正是李希文。他的种种诉苦记不清楚了，记得的是他叙述他当年怎样赶着大车，把解放猗氏 城的“五烈士”送进城。“五烈士”的英雄事迹，在临猗县都知道。说是解放军攻打县城，事前先派遣了五个战士混进城做内应，敌我双方酣战之中，“五烈士”身份暴露被杀。猗氏县城打下以后，当地收存五烈士遗骸葬在东门高坡上。老师曾经带领我们扫过墓，那是一座砖砌的圆锥形墓体，前面碑文刻写着耿忠等五烈士姓名。根据李希文所说，“五烈士”应该是搭着他赶的马车混进城，一路上还和他畅谈革命理想，表达解放受苦人的决心。五烈士的荣耀光环之下，有李希文的身影在旁边站立。
　　李希文讲得绘声绘色，在出城时，有一段对冬日田野的描绘：“天灰蒙蒙的，田野死气沉沉的。寂静无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几只老鸦圪哇圪哇飞过来又飞过去。”让我一下子感到，这个老农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多年的创作训练，李希文显然已经学会了文学化地叙述。这已经不是一个老农民的头脑所能比拟。
　　过了一些日子，我就在《临猗小报》看到了李希文的文章《和五烈士同车》。按照当时的文体，这应该算“革命回忆录”了。
　　“五烈士”的故事在临猗讹传了许多年。一直到“文革”，临猗县还在年年祭奠。历史证明，这纯粹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1960年代的县委书记祁英，曾经问过在临猗境内多年打游击的老首长赵川，赵川证实，攻打猗氏县城时，游击队不曾派人进城。前些年我曾经找过当年国民党政府的猗氏县民政局长，谈话证实当时也根本没有抓捕过任何一个解放军官兵。战事紧张，审讯过几个刑事疑犯，匆匆杀掉填埋到城墙根枯井里。或许解放军五烈士英勇就义就由此讹传，但是，一县政府，一县民众错误祭拜几十年，这仍然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世纪之初临猗县重建烈士陵园，党史办史志办态度很明确，所谓五烈士于史无据，不在瞻拜之列。他们的论证很简单也很雄辩：解放到现在半个世纪了，从来没有任何解放军部队同临猗联系过，调查他们攻占临猗时的兵员牺牲问题。不用内查，不用外调，历史的风雨梳理过，自然会把虚饰和谀美剔除干净。
　　这事于李希文自然有些尴尬。没有的事情，为什么他能红口白牙说得铁板钉钉呢?这实际上也是当时民众的普遍心理。对于党和政府有利，宁可信其有。只要属于说好，哪怕过分。这也是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大而无当夸饰失实的重要原因。李希文作为这一场大合唱的重要领唱人，难以摆脱自身的局限。
　　李希文身上，有农民式的淳朴，也有游民式的狡黠。对于时局，他有衷心，也有迎合。在一场政治风浪中，李希文感觉自己游得很舒畅。他不理解，一个农民厕身于国家的政治博弈里，该是多么危险的赌局和游戏。
　　李希文当然不知道，在高层，他的快板也业已成为关注和警觉的对象。在山西省文艺整风运动中，有人挑拣出来，李希文的快板中有“赫鲁晓夫毛泽东，两颗太阳当头照”的句子。把苏联修正主义头子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列，比作“两颗太阳”，上纲上线，是什么性质?一个农民，对于高层政治斗争的动向，对于各种主义的翻云覆雨，哪里能够理解?中苏友好开始裂缝。李希文还蒙在鼓里。单纯从宣传情报着眼，李希文盲人瞎马，在政治风浪中舞蹈，也让人为他捏着一把汗。
　　李希文很快就尝到了苦果。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生产队就有人揭发，说他是“出卖五烈士的罪魁”。揭发的逻辑很简单也很霸道：既然你把五烈士送进城，谁也不知道解放军埋了内线，你不出卖敌人怎么能知道?李希文当然无从辩解，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事情。从那个时候起，厄运开始缠身，贫协主任等职务一律撤销，他真正成为一个农民。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希文，是在他们村里的打麦场。那天我们全班到他们小队去参加群众大会，听取村里社员批判几户地主富农反攻倒算。那是面对面的批判，经过四清工作队做工作，出台农民已经撕破脸面，摩拳擦掌、指斥痛骂，火药味相当浓烈。老师说他们是复习了一遍土改。我们这些中学生则是“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走出会场，李希文正在碾麦，他低着头，眼帘下垂不看人。人老了，面色黝黑，有汗道道从脸上划下来。若干年后回想，那酷似罗中立画笔下的《父亲》。
　　因信教而被戴罪
　　“四清”只不过是李希文厄运的开端。“文革”对一个农民作家的冲击，更让他始料不及。李希文沾上了文化，“文化大革命”当然在劫难逃。凡属创作有点成绩，都成了黑帮，李希文在农民圈子里当然算一个文化人，按例被扣上“文艺黑线吹鼓手”、“修正主义黑典型”的帽子。他在山西在北京，参加过多少文化界的盛会，这些头面人物大多成了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他和这些“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合影，沾上边就洗不清，照片全部烧毁。他在旧军队混过日子，当然是“兵痞”，他会一点勘舆看阴阳，这是“牛鬼蛇神”。文艺界大“老虎”多了，连农村的小卒卒也不能幸免，也可说是细大不捐一网打尽。
　　李希文重新回到生活最底层。不当干部了，在县城大街上给生产队卖菜。毕竟在穷乡僻壤，距离政治风浪较远，乡亲们没有怎么为难他。一个农夫，又能丢掉什么。
　　李希文无官一身轻，也是积习难改，卖菜也不忘找乐子。一边卖一边说些顺口溜――
　　集体田里长的菜，人人见了人人爱，
　　白菜摸着磁疙瘩，萝卜像个胖娃娃――
　　赶集的认出了他，这不是表快板的李希文吗?他笑笑搪塞过去。李希文表快板卖菜，颇有些类似现在的名人代言产品广告，区别在这是沦落底层不得已的苦中作乐，自轻自贱。
　　李希文和他身边的人都疏忽了，他的人生还潜伏着另一条更可怕的毁灭之路。
　　李希文有在教会生活的经历。解放初虽然说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底层信教的农民很少。在农民眼里，教徒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怪人，难免招致异样的目光。近代史上的“民教冲突”时常难以理解。其实民间一直存在隐隐的民教对立。镇压反革命时晋南大批捕杀一贯道头目，宗教名声进一步败坏。沾上教，预兆不祥。给李希文罗织罪状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有人揭发李希文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到山西来就是为了传教。这些名头当然都不过是一些臆想，但是往这条路上推你，李希文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李希文已经风烛残年。前些年他找过一个老伴，不幸先他死去。声名火爆时他过继过一个儿子。由风光一时的农民诗人成为倒霉鬼，儿子立刻声明归宗，划清界限，不再姓李。人老了越发瘦小，全没了当年的蓬勃旺盛。他年老体衰，哮喘透不过气，孤身一人，生不了火，经常挨冻断炊。村里好心的邻居不时接济着，几个基督教徒更是常来常往，开口闭口叫李爷爷，送吃送穿。救人危难，这也是基层教徒对于教义最朴素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很平常，对李希文却是施恩于水火。李希文原本对教会并不陌生，三十年前就曾经入了教门。今 天人生迷茫，走投无路，还是《圣经》救了他。对现实的绝望，迫使他重新把目光投向神灵，回头向主求救。李希文的信仰一刹那间轰毁，他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天父的怀抱。礼拜祈祷的队伍里，从此多了一个当年的名人。
　　李希文没有想到，他晚年的最大转变，也是人生的最大灾难。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转变是正向转变，李希文经历了由教徒到平民，又从平民到教徒的反复过程。前一个转变为新政权脸上贴金，一片喝彩，成了典型。这后一个转变，属于逆向流动，当然大逆不道。1950、1960年代，这个转变绝对不可逆。信教总归是对现实不满或者疏离超脱。第一次皈依可以理解，这一次叛逆，新社会就不那么客气了。基层政权立刻变脸，撕毁了一切保护宗教的承诺。李希文终于招致牢狱之灾，由走进教会而走进监狱。
　　1977年6月29日，临猗县公安局下令逮捕李希文，经由人民法院审理，1978年5月23日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罪名是：“多次在家组织教徒集会，为新教徒领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农业学大寨。”这个罪名，现在看起来荒唐又蛮横。以此推断，宗教活动就要逮捕，可当时就是这个思路。除了信仰毛主席，别的都是异端。不信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当然要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这就是逮捕李希文的逻辑。
　　李希文收监不久，浑身湿疹，拉稀止不住，监房臭不可闻。七十多岁的老人，眼看不久于人世，监狱批准保外就医。回到家，还是巷道邻居和教友兄弟轮番伺候他，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他死得不是时候。当地实行殡葬改革，农村埋葬死人一律用“公棺”。所谓公棺，就是全村公用一副棺材，那副棺材底板是活的。死了人穿戴好，装进棺材，到坟地把底板一抽，胡乱埋了，棺材拉回来重复使用。不知谁的点子，死了也没个遮盖，摔得灰头土脸，没有一点尊严。李希文无儿无女，老家也没有亲人送行。当年红透天的农民诗人，死得这样凄凉，戴着罪名，没有棺材，净身子埋进黄土。就这，还是乡邻帮忙，教友出面，葬仪才得以完成，至死，李希文依然戴罪之身。
　　1979年11月，临猗县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宣告李希文一案系冤案，李希文无罪。可惜李希文没有活到这一天，也就是人们习惯指说的“三中全会以后”。
　　李希文的一生，走过了游民一农民，诗人一教徒的曲折历程。1950年代，新政权掀起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宣传热潮，当局特别需要“劳动人民现身说法”，李希文作为一个歌者形象走红，来自上层的巨大力量欢迎支持。轰轰烈烈的红旗歌谣运动，不过是有关方面自编自演的一曲颂歌大合唱。那一批农民诗人，都有这样的成长背景。新政权需要这一群底层飞出的夜莺。李希文失宠以后迷茫沉沦尚不伤大雅，他要变成教徒，性质就严重了。一个曾经的农民诗人彻底绝望，阵前反水，那是万万不容许的。“农民诗人”这是权力机构给他的身份定位，这个职业面具他应该听话地戴到底，背叛必将受到惩罚。这就是李希文的悲剧根源。他的起落浮沉，说明他不过是权力机器手里的一个玩偶。李希文以快板得宠，又因为信教被废弃，同一个李希文的不同景遇，恰恰表现出社会的祸福无常，人们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红楼梦》语)飞上九霄云汉，摔下万丈深渊，李希文不幸在懵懵懂懂中间经历了一整个流程。
　　前两年，农民作家张异香曾经陪我去看过李希文故地。张异香多年和李希文做邻居，当年也曾经有机会外出工作，李希文是贫协主任，看她中学毕业，说，农村也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把她留下了。她就这样当了一辈子农民。
　　她站在县城中心广场，给我指点李希文老院子的旧址。
　　张异香说，老房子要拆迁，李希文无儿无女，肯定先拆了他家的。她抬脚��地下：这就是李希文的老院子。她指点着人群，身边是熙熙攘攘的闹市，踩过一行一行花格子地板砖，没有人想到脚底下曾经是一位文化名人的住所。
　　春雨秋风淘洗掉多少名人，却难见李希文这样消失得干干净净，杳无踪迹。没有故居，没有后人，文化馆原来收藏的《李希文快板诗》也早已烧毁。李希文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翻开个别陈旧的记载，才能艰难地闻到一丝气味。那个曾经红遍天下的农民呢?天地之间，李希文哪怕存留丝丝缕缕，也能让人记起那个漂泊的幽魂啊。
　　我们寂然无语。岁月曾经吞噬了多少善良，一个李希文又算得了什么。
　　(写作本文时，农民作家张异香曾经提供若干资料。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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