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野蛮交锋] 文明与野蛮
时间：2020-03-12 07:32: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语： 文学在今天似乎极大繁荣，各种文学样式、流派、题材、内容、实验纷纷登台，一波接着一波，真让人叹未曾有。然而果真未曾有，完全凭空而降，抑或古已有之，今天的文学只是变换了形式而已？
《青春》杂志向以推出文学新人和新作为己任，故一直刊发最新作品。经过本刊多年的推动，诸多新人登上了文坛，诸多新作已广为人知。本刊开设“存在与影响”这个专栏，表面在观古，实际为知今，为了理解当下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需要向前看，看看今天文学的活水从哪儿来。从前的经典作品其实从未湮没，它们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潜伏在今天的作品之中，“存在与影响”这个专栏就是试图探微索隐，温故知新，研究作家、作品的存在与影响。
为此，我们特邀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学者刘涛主持该专栏，并欢迎海内外学者、作家参与。力图勾画出一幅晚清迄今的文学地图。
说起晚清小说，人们耳熟能详的往往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可是，阿英先生在《晚清小说史》中提到：“所以然以这几部为代表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各书在艺术上的成功，更主要的，还是全国的反映了晚清的社会。不过，就表现一个变革的动乱时代说，李伯元的小说，如其举《官场现形记》，是不如举《文明小史》更为恰当的。”阿英对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给出的赞誉并不限于此，其在1935年研究《文明小史》时亦说：“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在维新运动期间，是一部最出色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诚然是一部杰作，但就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说，《文明小史》是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价的。”其实，就文学史上的影响来看，《文明小史》对其后文学的影响也并不亚于四大谴责小说。
1903年5月27日，《绣像小说》于上海创刊，其创刊号开始连载《文明小史》六十回，至1905年8月25日第五十六期毕，署“南亭亭长（李宝嘉）新著”。除第一回外，各回前皆配有绣像图画两幅。1906年，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文明小史》两册六十回单行本。南亭亭长，即李宝嘉（1867―1906），又名宝凯，字伯元，南亭亭长为其别号，江苏武进人士。担当《绣像小说》主编的李伯元，在办报方面影响很大，成绩斐然，有“上海小报鼻祖”之美誉，堪称近代报业的精英。身居中西文明交汇中心的上海，他敏锐地意识到新旧世界交替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种种社会问题。小说六十回前，作者著“楔子”说明著书缘由，以明做书之人心意：“（做书的人）请教诸公：我们的世界，到了甚么时候了？……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终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地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
于是，作者便以1900年庚子事变后处于动荡、变革中的彼时社会为背景，叙述了维新风潮中的种种奇闻怪事。全书并无固定的主人公和以一贯之的完整结构，作者让各式各样的人物随着小说社会全景画面的拉开而逐番登场：出身保守家庭却十分向往新潮、极愿与开明文人与文明事物为伍的贾氏三兄弟、投机钻营的晚清官员僚吏、自我吹嘘的洋派绅士、东洋回来的刘学深（“留学生”的谐音）、地方实业家、标榜革命分子的无耻骗子、技术改良先锋、买办与机会主义者、西式学校的校长、摇身变成“新女性”的妓女、自由分子等等。这些人物绝妙地体现出作者对社会的嘲笑、讽刺与批判，映衬出新事物来临时的时代进程及社会心理。在新旧交替的世界里，李宝嘉似无心插柳一般，把“文明”肇始之交西方新鲜事物涌入时民众的社会心理、清朝官吏的守旧、昏庸、借维新之名谋求升官发财的荒谬行径等极尽讽刺，深刻描绘出晚晴的改革维新时期，西方文明涌进中国后被接纳、抵制、扭曲的过程，准确传达出近代中国中西文明互相撞击、博弈、融合的时代脉搏。
小说开篇便以“一个洋茶碗引发的骚乱”为起始，展现了西洋势力涌入后的中国社会对“新文明”表现出的羡慕、震惊、惶恐等幼稚与混乱并存的错综反应。店小二的父亲不当心打碎了洋人矿师的一个茶碗，一个本微不足道的洋碗，却让慌里慌张去向知府大人禀报事实原委的地保喘吁吁地跑得满头是汗；店小二则吓得“早躲了出去，不敢回来”，知府取过摔碎的磁片子仔细端详过一回后也不禁惊呼“今日有交涉大事”，“这是洋磁的，莫说磁器铺里没有，就是专人到江西，也烧不到这样。这事闹大了！”在《文明小史》的第一回到第十三回，小小的洋茶碗的身影始终贯穿其中。西物东传的过程，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西方物质文明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渐产生反应的过程，大量的西洋物倾入国人各个阶层的生活之中，带给近代中国民众惊奇、崇拜、赞叹和惶恐、抵触等种种复杂的情感。而此处的洋茶碗非常明显地扮演了如此超乎异常的重要作用，引发了湖南永顺府官场一所大乱，中西之争、官民之利、新旧交替等现象皆隐藏其中，掀起犹如地震一般的强烈动荡，牵扯出晚晴社会的风风雨雨，令社会变化和新旧冲突中的丑态频出。
小说的第十四回至第二十回，像漫画图景一般，把江南贾氏三兄弟虽出生于保守之地、蒙受传统教育，却一心憧憬文明新潮，誓与时代新声为伍而赴上海接受种种“新文明”洗礼的情状一展无遗，带给人们一幕幕滑稽闹剧，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掩卷深思。除第六十回目作者以“一份礼耸动骨董名家，半席谈话结束文明小史”扣题外，第十四回目“解牙牌难数祛迷信，读新闻纸渐悟文明”是全书唯一在章节名目中直抒“文明”主题的部分。贾子猷、贾平权和贾葛民三兄弟，分别为假自由、假平权、假革命的同音词，他们渴望看报，崇拜西方器具，追求新鲜事物，渴望新文明。第十四回中，作者以一盏洋灯为始，引发了三兄弟想要踏上追寻文明之路的不悔决心。书中道：“（贾氏三兄弟）却不料自从看报之后，晓得了外面事故，又浏览些上海新出的书籍，见识从此开通，思想格外发达。私自拿出钱来，托人上省在洋货店里买回来洋灯一盏。……兄弟三个点了看书，觉得与白昼无异，直把他三个喜的了不得。贾氏兄弟在惊奇、羡慕于西洋物的先进之外，还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崇尚甚至是盲目崇尚的心理，他们认为使用洋物就是“开通”与“文明”的象征。书中的贾子猷看到洋灯后“更拍手拍脚的说道：‘我一向看见书上总说外国人如何文明，总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来，就这洋灯而论，晶光烁亮，已是外国人文明的证据。然而我还看见报上说，上海地方还有什么自来火、电气灯，他的光头要抵得几十支洋烛，又不知比这洋灯还要如何光亮？可叹我们生在偏僻的地方，好比坐井观天，百事不晓，几时才能够到上海去逛一趟，见见世面，才不负此一生呢？’”
作为“新文明”的狂热追逐者，贾氏三兄弟最终在洋物的感召下，决定奔赴中西文明交汇的中心之地――上海，从而开启了他们犹如“朝圣”一般的文明之旅。于是，贾氏三兄弟登上“小火轮”手舞足蹈、乐得不可收拾地去往上海，看到了身着洋装、口吞白虱的中国朋友，遇到了原本为妓女的“新女性”，进到西餐厅里大开眼界，遇到打着革命旗号的骗子，造访专卖西方翻译著作的书店，看到用外国装钉、甚为精美的“教人家养儿子”之道的《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以及《种子大成》三部畅销之作。一番光怪陆离的体现之后，贾氏三兄弟钱财耗尽，不得不搭船回家，回到那不够文明的传统之地。
前文提到，《文明小史》没有固定的主人公，李伯元用不断替换的、线性流动式的人物来贯穿整部文稿。自第二十一回起，《文明小史》的关注点不再像前文那样统一，作者像是有意着眼于中国社会各处各地、各方面的种种层面。在这一部分，如若想简略地对其加以概括说明的话，是会有些难度的，作者并没有把具有体系性的故事置于其中。但是，“文明”的痕迹始终贯穿全书之中，无论是把“立宪”、“维新”等新名词嚷得响亮的年轻人，还是满口大话、投机钻营的假革命者，原本想展示自己勇于除弊革新的维新人士，在下人看来不过是“想在茅厕里挂盏保险灯才能称心”的虚伪之徒，抑或是狠剥民脂民膏、极力媚外、笑话百出的晚晴官吏，种种面孔、各个角色无不是在“新文明”的旗号下大张旗鼓，掩映生姿。
在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极力批判中，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新旧过度时代里黑暗和光明的交替，揭露出动乱时代里文明和野蛮的激烈交锋。
作为开明的保守派，在《文明小史》中，李伯元对西洋技术、西学、维新派等新涌现出来的因素，并不乐意去做直截了当的评判，而更愿用呈现种种“怪现状”的方式，来用他所擅长的讽刺与幽默，展现其各自特点，极尽绘声绘色之妙。在这其中，却又有许多被过于夸张、过于戏谑，以至阿英先生在赞誉这部小说的同时指出：“这部书不免有前强后弱的缺点，写到最后十回，结构松散，几乎收束不起来。《文明小史》之不能如《官场现形记》被人重视，其理由也许在此。”林纾在评价《文明小史》与《官场现形记》时，曾有如下评述：“观者嘻笑，不知作此者�几许伤心之泪而成耳。”世事推移，读者今日在阅读《文明小史》后能否参得李伯元做书之人伤心之泪、李伯元之幽默讽刺能否引得笑后深思，还需各位读者会心感受评判。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
责任编辑⊙维平
推荐访问:交锋 野蛮 文明 文明与野蛮交锋 文明与野蛮作文 文明与野蛮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