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资凶猛 浙资运营

　　浙资徘徊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这一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的文件,在“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社会事业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同时,将政府投资界定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新36条”所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明显。在经济刺激政策尚未完全退出之际,经济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市场各创新主体的自我努力。而经济主体中最活跃和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是民营经济。放宽了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就是大大促进了民营经济的生命力。
　　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地域性分布中,浙江民营经济独树一帜,浙商资本特立独行。以浙商尤其是温商为主的嗅觉灵敏的“游资团队”,炒房、炒煤、炒油、炒小水电站,最后漂洋过海,迪拜炒楼,以至于外界评价浙江的民间资本是“逐水草而居”“炒”字当头的“游牧资本”,踪迹飘忽,令人瞠目。
　　浙商资本朴素的市场直觉往往比任何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分析都更为敏锐,哪里有钱赚,哪里就会有他们的身影;浙商资本指向哪里,财富神话就会在哪里上演;浙商资本经常占得市场先机,当别人亦步亦趋跟进时,这些资本又已进军新的领域。浙商俨然成为中国一个流动的“金库”,也一度成为民间投资的风向标。
　　浙商资本实业投资之外,为何体现出这种特性?非公经济“新36条”对于改善这种民间资本投资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新开放的垄断领域能否真正赢得民营资本的信赖,并引导民营资本化蛹为蝶,在新的疆域之中翩翩飞舞?
　　关注浙商资本和他们的变化,就是关注民营经济和它的未来。
　　
　　凶猛的浙商资本逐利而居,但政策之水,既有能力将其变为寸土寸金的聚宝盆,也可以将其变为一湾泽国的价值洼地
　　
　　“炒房促使房价飙升”“山西煤炭整合逼退”“新疆探油炒棉”“海南楼市泡沫”“迪拜炒楼铩羽”⋯⋯最近一系列国内外的财经大事件,似乎都与浙江一股股神出鬼没、数额巨大、来去匆匆的民营资本有关。炒房、炒煤、炒商铺、炒棉花、炒石油、炒油田、炒车、炒电、炒大蒜、炒绿豆,浙江的民间资本出没于每个可能带来高回报,同时也蕴含着高风险的地方,追求一切可乘之机,逐利而行。
　　民间资本集中时间对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某一地区的快速流进流出,虽然是市场选择的自然结果,但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2009年底,山西煤业变局,浙江民间资本损失惨重;新近“房市组合拳”出击,名噪一时的温州“炒房团”去向何方?
　　多个政策同时对民间资本又堵又疏,但效果却经常适得其反。对这些政策,浙江民资的反应,似乎并不那么买账。
　　
　　金字塔底部:炒为先
　　
　　201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与今年大多数的白天一样,60岁的温州瑞安“炒房老太”柯秀兰,悠闲地与邻居在茶楼打着牌,度过她貌似无所事事的一天。这一天她输了千把块。实际上,对于牌局和时局,她目前都不太在乎。像她这样手里握有很多闲置房的炒房客,是今年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
　　2010年4月,中国房地产行业又迎来前所未有的政策调控。中央政府“新国四条”“新国十条”相继亮相,政策重点是打击投机,清理不合理需求。
　　“不做房产,你让我做什么去?总不能让钱躺在银行里?”除了房市,还有股市,是大多数像柯秀兰这样手里有闲钱的太太们普遍的投资出路。但是,作为一个务实的温州人,柯秀兰更喜欢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柯秀兰一直对股市不感冒。
　　十年前,柯秀兰就笃定买房能给她带来巨大收益。2001年8月18日,史上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共157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三天共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
　　来自瑞安的柯秀兰就是这157分之一。彼时,柯秀兰只在静安区买了1套三居室的房子。但是在回去的大巴上,她的心一直未平静,“温州那么破的房子都已经很贵了,上海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环境怎么这么便宜?”
　　温州人炒房,最初从自家门口开始。由于温州民营企业起步早,早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温州的民间资本积累,开始脱离生产领域进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促使温州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
　　2010年5月,温州即将开盘的中心地段的鹿城广场,售价已达62000元/平方米～68000元/平方米。作为一个地级市的温州,城区房价均价已达3万以上,超过上海和北京。“很多在外地的温州人也一定会在温州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柯秀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浙江有一句俗语:“买田千千万,买屋万万间。”在整个浙江,富裕之后买房置地,是深入血液的观念。地契、房契,意味着财富、信用、养老保险,是可以传给后代的家族基业。“没有房子留给后代是很没面子的事。”柯秀兰说。
　　从上海回来,柯秀兰开始思量,政策变化可能会给她带来什么机会。1998年,福利分房终结,个人购房成为住宅消费的绝对主体,房地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开始出现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的热潮。就在柯秀兰去上海买房的2001年,为了配合国家住房制度改革,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对房屋出租的税费进行减免,这是中国首次以税费减免的方式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支持。
　　为此,柯秀兰做出了以后一直没有动摇过的判断:出发,买房去!外地房价真便宜,早买、快买、多买,温州的今天就是它们的明天。
　　回到家里,柯秀兰开始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加入购房大军。柯秀兰的家族是做拉链生意的,经过十几年的原始积累,有一些闲散的资金。尽管这些资金远不够去买太多的房子,但柯秀兰的想法是多买房子,“像经营企业一样去经营房子”。
　　筹集资金在温州历来不是难事。温州的民间借贷非常发达,月利大多在2分到2.5分,有的短期融资利率甚至高达6分,换算成年息,就是72%。由于认定买房收益丰厚,柯秀兰为了买房还借过1毛钱融资利率的高利贷。
　　2002年,柯秀兰再次随购房团来到杭州,这次近6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她出手买了20套。刚签完合同,柯秀兰就把房子挂到中介,卖价12000元/平方米。随后,这幢楼里其他房主只要有人想卖出房子,开价8000元/平方米柯秀兰也接手,9000元/平方米也接手,12000元/平方米还接手。另外,这个小区后期项目开盘,开发商每开一次盘也涨一次价,到2006年,房子已经涨到25000元/平方米。
　　最开始买的那20套房子,让柯秀兰赚到了一笔天文数字。
　　2003年4月,央行“121号文件”拉响房地产宏观调控警报,金融监管部门发出对房地产投资过热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但是,到8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的“18号文件”,首次在国务院文件的层面,将房地产业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到底是警报还是鼓励?虽然二者之间有矛盾,但柯秀兰坚信房地产行业仍有商机。
　　2006年,柯秀兰盯准了大连。她手拿计算器,很清楚地算出房子的基础费用、开发商的利润以及自己的利润。在买房前,她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已经有了全面的评估。
　　在灯火辉煌的销售中心,柯秀兰吃力地说着普通话,和漂亮的售楼小姐站在一起,完全一副农民模样,但是,这次她决定“玩点大的”,一次性买下了一幢楼的住房,准备“先批发再零售”。
　　在多次说服下,柯秀兰不情愿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她“先批发再零售”的具体操作:“批发”要通过签订两份合同来完成。第一份和银行签,表面上柯秀兰首付20%～30%,获得银行贷款购房。第二份和开发商签,实际上房子贷款的利息由开发商来还,并且柯秀兰还可向开发商收取首付的部分利息。此外,开发商还要保证在一定时限内将她名下的房屋通过中介商转手,否则就得以五至七折的折扣,最终将房子卖给她。
　　如今,柯秀兰握在手里的大连房产,已经涨了近40%,投资的利润高达200%。而开发商则可以通过柯秀兰套取银行贷款,尽快回笼资金。所以,开发商经常主动邀请温州购房团造势,“提振”其他购房人的购房信心。
　　在2010年5月的温州,到处都是像柳絮一般飘扬的全国各地楼盘广告和推介会传单。“我今年都参加了N个推介会了。随便去一个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都可以看到房产推介会。”《温州晚报》房产工作室的曾志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也是知名的购房团组织者,“在温州,你不炒房就out了。”
　　柯秀兰只是浙江民间成千上万的草根炒房商人中平凡的一员。温州一直流传有这样的说法:“一流老板办企业,二流三流老板炒房子。”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6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己10%～30%的资金用于购买非厂房的不动产。近十年来,由于中国房地产的兴盛,炒房的高潮也迅速从小企业主、富太太、官太太向普通工薪阶层扩展,慢慢演化成“全民炒房”。一位温州市区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学女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个人手头的房子有34套,大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其中30套住宅、4套商铺。”
　　据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兼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统计:“目前约有2000亿的温州民间资金投向各地房地产,其中北京、上海两地集中了1000亿。”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外,温州资本还先后大举进入了杭州、青岛、重庆、沈阳等城市。就像20年前他们担着小商品奔向全国一样,温州人又一次从故乡出发,长驱直入,千里奔袭,攻城掠地。
　　各种买房的传奇,经常带炒房团的曾志豪都曾见识过,“成片成片地像买白菜一样买楼的”;“付的是现金,点钱点了一下午的。”但是,曾志豪也觉得,“不只是温州,山西、鄂尔多斯都有炒房团,全国上下都炒房才最可怕。”
　　房价居高不下,很多地方对温州炒房团一直颇有微词。但周德文也认为这是“抬举了温州人”。“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不是炒房,温州2000亿的资金在全国房市里,不过是沧海一粟。”
　　其实,对于炒房团受到的非议和指责,炒房人很少辩解,柯秀兰们只是留意地听着、琢磨着,同时赚钱,并想办法让自己在大气候的变化下依然能够赚钱。
　　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至2010年初政策尚未出台前,柯秀兰就已经陆续出手了近40套房,“手里的房子肯定会有些损失,但我已经规避了80%的风险,后来跟进者可能会被套住。”
　　柯秀兰说,温州炒房人不仅善于捕捉市场,对市场冷热温度的判断则更为敏锐,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去年就觉得房市过热了,就像现在的黄金市场一样,黄金的价格也在高位,我们不会轻易进去。”对于房贷新政出来后,很多消息传温州人从房市出来的资金去买了黄金,柯秀兰觉得这更像是炒作,就像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希望借助温州炒房团的声势一样,“温州人都没出场,仅凭开发商散布‘温州炒房团要来了’就可以使楼市价格上涨。”
　　“到目前为止,从房市退出的资金并没有那么多,也有退出的,估计不会超过100亿。温州人整体上对房市还是抱有信心的。”周德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在柯秀兰的圈子里,一直有“一线城市买房、二线城市买商铺、三线城市买地”的说法。柯秀兰还在找合适的房子,她就想把钱放在她认为保险的楼市。
　　在柯秀兰看来,作为中国目前最稳定和为数不多的投资渠道,炒房如同炒股,“遇到政策也正常”。在房地产沉浮这十年,“老国八条”“新国八条”、各种“大限”、各种“令”,柯秀兰已经见过太多,她早已习惯了。
　　
　　金字塔中层:左手实业、右手“投机”
　　
　　浙江平阳的煤炭商人林文最近“很受伤”。本来属于他和其他合伙股东的1亿元赔偿资金,目前到不了手,还躺在山西某地方政府的账户上。
　　和大多数浙商一样,由于做实业起家,林文的投资偏好也倾向于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房产和矿产。
　　“矿产和房产,放在哪里都不会消失”。林文的想法代表了很多浙江商人的想法。不同于一些醉心于炒房、对做实业没有太大信心的小企业主和普通炒房者,林文的资产相对雄厚,他对投资矿产资源有一种天生的狂热。
　　据浙江省工商联统计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浙江全省有超过1000家企业在投资矿产开发,投资总额在5000亿元以上。“浙江传统制造业的边际收益已经很小,要想把2个亿的规模做大到3个亿,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显然很难做到。”林文说。
　　21世纪初,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逐步市场化,煤价涨得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占市场一半的电煤价格由2002年的150元/吨左右涨至2010年的600元/吨。
　　沿着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2001年,当浙江人扎堆山西炒“黑金”时,林文也便携千万元资金穿梭于山西的煤矿之中。据林文介绍,当时山西60%的中小煤矿都掌握在浙江人手中,到2009年,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的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约500亿元。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仅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就有300多座,年总产量2000万吨以上,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产煤大省的山西欲提高煤炭产量却苦于资金缺乏。长期以来,浙江民间雄厚的资本一直是一些中西部地区政府垂涎的“肥肉”。他们在积极“跑部钱进”、争取国家投资项目及资金的同时,也一直积极“跑温求金”。周德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东进,“在温州几乎每个月都有80多批县级以上政府到温州招商引资,我经常一天接待3～4批各地的领导。”作为温州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和温州中小企业协会的会长,周德文的背后也是千亿的民间资本。
　　“2003年以后,山西省各级政府成群结队到温州来招商引资,大量招商引资说明是政府希望你来投资,而不是我去投机。”周德文说。
　　浙江民间资本在国内扩张的过程,与各地招商引资政策一拍即合,其规模也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扩张。浙江民间资本的进入迎合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回报的则是政策弹性。
　　“三五十万元一座煤矿,自己有钱的话就掏腰包买,没有的话就叫亲朋好友入股投资。只要有矿就百分之百地买进。”林文当年50万元买的煤矿,到2008年煤矿投资高峰期时转让价格是1亿元,短短几年增值近200倍,这还不包括挖煤所赚的钱。
　　煤矿的增值速度令浙江民间资本心驰神往。据浙江银监局调查,仅浙江平阳县的水头镇,80%的民众都参与省外煤矿投资经营,资金规模达300亿元。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借贷,或以个人抵押、个人经营性贷款和部分保证贷款,通过银行间接融资。
　　上世纪90年代,平阳制革业繁盛,成为亚洲闻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当地政府着手治理污染,关停了一大批家族作坊,积累下的民间资金开始正式流向煤矿。自2003年起,中国的煤炭价格持续走高,汇入煤矿投资的资金流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平阳的教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等都前赴后继地加入“炒煤”大军。在平阳当地流传一个说法:每10个平阳水头镇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也就是说,在平阳水头镇这个人口不过30万的小镇,按50%的保守估计,至少有20万人在山西投资煤矿。“村里几位老太太连自己卖土鸡蛋攒的钱,都投到了山西。这样的跟风进煤矿的情形在平阳、苍南两地非常常见。”林文说。
　　2004年,煤矿安全大整治、资源整合和资源税改革等政策的出台令小煤矿举步维艰,林文和很多浙江商人一样,开始把资金从煤炭领域抽出。
　　但是,到2006年,山西省进行煤矿产权改革,民间经营煤矿获得了山西省政府的认同,山西省政府甚至宣布:只要足额缴纳资源价款,煤老板们就可以将手头的矿一直挖到穷尽。
　　随着政府态度的变化,2007年前后,晋煤又一次成为浙江民间资本投资高峰。2008年初,林文再次联合其他两个股东在山西陆安买下一座年产10万吨的煤矿。“买矿花1个多亿,一直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买矿之初,林文慎重地考虑了政策问题。当时最具权威的文件,是2006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以及2007年3月山西省颁布的《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总体实施方案》。当时林文觉得:“矿的储量有3000多万吨,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
　　按当时的政策,山西煤改将于2010年年底完成,他有近两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准备,让他的煤矿能符合标准。但令林文始料未及的是,山西省于2009年4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文,下称10号文),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要求煤矿必须达到年产90万吨,并且把整改期限提前了一年。
　　“基本都退出了。”林文很无奈,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基本都被兼并,“一般都是拿钱走人。”
　　在“10号文”发布后,林文于2009年底与山西一国有煤矿签订兼并协议,“给我的价格还算可以,在1亿左右,很多人一两亿的投入只给作价了几千万,投资两年不仅一分钱没赚到,本钱还赔了不少。”
　　但是直至2010年5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林文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拿到兼并款,接受完采访,林文就从上海奔赴山西接着去要钱了。“作为商人,我们从来不怕市场风险,最怕的就是政策风险。政策一日三变,让你摸不透。”
　　据周德文估计:这次山西煤改,有500亿浙江资本深陷其中,损失超过150亿。
　　“我不想评价这次煤改,只想把兼并款拿回来。”林文和其他三个大股东投入的1亿多元,大多是高息从民间借来的,涉及到上百个家庭,这两年多光利息就有两三千万。“浙江民间借贷很讲诚信,从银行借了钱不还,无非是打官司,可如果在民间借贷不还,你在当地就永远立不住脚了。”
　　不过即使是煤矿被低价兼并重组,林文们也并没有纠缠得“鱼死网破”,甚至连吵架的工夫都不愿意浪费,就风风火火地赶往了下一个“淘金地”,多少体现出一个浙商在风险控制意识和止损执行上的与众不同。
　　林文很快就转移了一部分资金瞄向农村,投资建设了一个农业生态园,做观光农业,并准备进入农产品的深加工。“煤老板不当了,做地主了,农业是政府高度扶持的产业,政策变化应该不会太大。”此外,林文和他的合伙人继续寻找矿产资源,在贵州六盘水、毕节,除了煤矿,他们还准备投资金属矿,“有资金,就去投资,而且这两年,最熟悉的就是资源性投资了。”
　　而和林文一样煤矿“淘金梦”破碎的老板朋友,有的则把目光盯向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就在2009年底山西煤改令他们受挫的时候,2010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山西“受伤”的浙江民间资金闻风而动。
　　2010年春,海南房价在多种力量作用下暴涨。
　　
　　金字塔顶端:进入垄断行业很受伤
　　
　　浙江东南某县的商人王基正一字一句地读着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刚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打印出来的纸上写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其中,交通运输建设、水利、电力、石油、电信等国有垄断行业均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石油谁不想做,银行谁不想开?”王基正放下这摞纸,心绪复杂。
　　浙江民间隐形富豪多,很多自己的企业法人都不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估计他们的资产。王基正就是这其中的一位。他在浙商金字塔的顶端,另有一番完全不同于中小企业主的“炒”的方式和滋味。
　　在王基正看来,房地产、煤矿虽然热门,但比这些更好的投资对象也不少。比如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垄断领域,但是,本该是民资不错选择的垄断领域的相关行业,却由于高度的政府管制与国有企业的垄断等很多限制,民营资本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进入该领域,无法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一直以卑怯的姿态想拱身而入。
　　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王基正就参与了他的家乡的国道建设。那个时候他还不到而立之年。王基正初中一毕业就开始自己做生意,从皮革到海产品,掘得第一桶金后,转战上海做房地产,建了淮海路上有名的商业广场。
　　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家乡县政府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回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当时的县城,一条国道从县城穿插而过,路道狭窄,路面坑坑洼洼,过往车辆天天排起长龙。县政府决定从县城西面打通一座山,让国道绕城而过,但是苦于资金短缺。
　　1993年,王基正的公司开始投资兴建这个隧道工程以及县城改道,历时近七年完工,投资近3亿元。那个时候,3亿元的确是个天文数字。
　　当时,王基正和当地政府协商采用了“BOT”投资模式。BOT投资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投资合作方式,是“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形式的简称,指政府将那些急需建设而又缺乏资金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如公路、桥梁、隧道、港口码头、供排水系统、废水或垃圾处理等建设工程项目,通过招标或洽谈,签订特许协议,由某些民营企业负责筹集资金,建设政府急需的特定工程。民营企业在项目建成后的特定期限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该项设施,有权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回收投资,并且获取合理的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后,该项设施的所有权即无偿移交给政府。
　　王基正的公司依照和政府的合同设卡收费,经过的小车为15元/次,大车按吨位大小相应提高,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收费至2017年。计算下来,这是一个获利颇丰的项目。
　　但是到2007年,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撤销了收费站。“近年已有获利,但仅是微利,如果当初将这笔巨资投入其他产业,早已获得丰厚回报。”王基正对政府的朝令夕改心里多少有些怨言,而且这也影响了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但对这次的撤销,他还是接受了,“毕竟这里是我的家乡。”
　　2010年5月的“新36条”,又一次让垄断领域的大门向民间资本开了一条缝。但是王基正在琢磨:机会是不是真的来了?“垄断领域的利润很吸引人,但是我更希望国家能保护我的产权完整和资本安全。”同时,他仍然觉得,现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如果给民营企业做的是鸡肋项目,我还是不会进入。”
　　相对于进入垄断领域带来的强烈不安全感,王基正现在还把目光瞄准了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凡是与“新”有关的能源产业他都感兴趣,他的产业资本想谋求转型。★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柯秀兰、林文、王基正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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