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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国庆阅兵完整版_无处不在的国庆安保

    时间:2020-02-17 07:36: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br>     评价国庆安保的标准,首先是不出事,不死人。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做得让民众更满意些      王艳军担心自己的神经衰弱再度发作。   王艳军是挟河公安检查站的副站长。这里是河北省内距北京最近的一个检查站,隶属涿州市公安局。该站距离京冀之间的分界线――挟河桥只有700米。从9月10日开始,这里的警戒级别开始提至一级加强,所有进京车辆一律接受检查,车上的人和物也概莫能外。
      进入9月份,国庆的安保水平持续升级。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北京周边6个省、区、市辖内的大中城市,从9月15日开始,将与北京同步开展夜间武装巡逻。北京巡逻防控的级别,也由即日起从二级上升为一级。
      
      进京的检查站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挟河检查站将警戒级别连提三级:7月15日,三级;8月1日,二级;8月5日,一级;9月10日,一级加强。
      这些警戒级别之间的差异,王艳军说,一是抽检比例的不同,三级只要抽检50%,到了一级加强,则是100%;二是检查范围的差异,三级时粗细不均,到了一级加强,则人、车、物需要全部过堂。
      上级部门又给站上新补了6位警员。加上去年奥运前补充的18位,这两年新补充的警员比例已经高达40%。但王艳军还是觉得人手不够。
      身份证查验室人声鼎沸。距查验室最近的大客车道上人流不息。每个乘客都需下车接受检查,先到查验室排队交验身份证,再从安全检测器上走过。同时,两名警员迅速登上车,拿着检测仪在车上走一圈,搜查可疑包裹。司机还要将车身下方的行李箱打开,由民警逐一排查。
      距离验证室较远的两个进京车道,是轿车车道民警先将其车拦下,拿着测爆仪从车旁走过,检测车内是否有易爆品;接下来对车内人员的身份进行核验;最后让司机打开后备箱,对车载物品进行核查。
      王艳军对可疑车辆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他能在几十米外辨认出一个可疑车牌颜色的细微差异。这种能力,来自于他之前工作的经历――去年4月份之前,王艳军在涿州市内做了9年多的交警。
      30多个外勤民警被分成3个班。一个班轮休,两个班轮流上岗,24小时不间断,3小时换一次岗。
      查证室内,经常会传来忘带身份证者的求情声,夹杂着不耐烦的抱怨。对于没有身份证的,要么有其他的身份证明;要么说出自己的身份证号;要么被遣返。
      一次,一个人进入查证室办手续,将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纸箱落在门外。王艳军看到后,几个箭步冲过去,神色紧张,环伺四周,扯着嗓子喊:“这是谁的箱子?”在得到旁人的证实后,他笑了笑,意识到自己有点紧张过度了。
      王艳军最近老是睡不好。晚上11点多下班回到宿舍,怎么也睡不着,只得打开电视,看累了才迷迷糊糊睡过去。一大早又闹钟似地醒来,脑袋昏昏沉沉,似乎一直没有进入深度睡眠。去年奥运期间,他患上神经衰弱,从此一遇紧张事就发作。王艳军总担心有人偷偷溜过检查站,在国庆大典时兴风作乱。
      
      安保后援团
      
      除了挟河检查站,涿州市还有一二十个进入北京的通道。涿州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王冰说,这些或乡间公路或羊肠小道,都已派驻武警或民兵把守。
      王冰说,涿州境内与北京有关的工程还有很多,比如南水北调工程,以及50万伏的高压线路。这些为北京服务项目所占据的警力,已经达到该市警力的三分之一。
      各警种之间进行的联防、联控也在持续进行,以稳定社会的基本面,减轻安全压力。王冰接到局长一个任务,让他晚上12点后,去一些小型的旅馆转转。他于是便衣出行,到一些旅馆的前台,装作一个忘带身份证的住店者,只要旅馆给登记,开了发票,他就通知派出所前去关门。“关到什么时候?过了国庆再说呗。”他说。
      
      王冰还主持印刷了50万张“三疑”举报卡(可疑的人、可疑的物、可疑的事),基本上每个家庭一份,举报可疑的人,查证属实后有奖。
      河北省像涿州这样与北京交界的县(市)还有14个。在全国,像河北省这样为北京协助维稳的省、市、区,还有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和山东。9月6日至7日,上述6省、市、区与北京市签署了一份协议,决定启动旨在加强安保的“护城河”工程。该工程建立于1996年,其主要的功能有4项:联防、联控、联调、联打。公安部还同时对其他地区的公安部门提出要求:随时听候调遣,以便协勤、协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大庆,其动用的人力、物力和场面可能都是空前的。”
      王大伟说,这次规模空前的国庆安保,其发生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从振荡源上说,我国现在正处在第四次犯罪高峰的最后阶段。他说,这四次犯罪高峰依次是: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主要是新政权与旧政权的斗争;第二次是1961年,主要是饥饿导致的;第三次是“文革”,叫“十年高台”;第四次就是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新的振荡源。他说,目前中国仍然处于第四次犯罪高峰的最后阶段,犯罪形成高台的趋势并没有缓解。
      另外一个背景是,三股势力仍然在局部地区比较猖狂。“大的形势仍然处在一个高峰震荡之中。”
      
      适度的安保
      
      8月20日22时30分,北京地铁13号线五道口南厅,发生了一起乘客拒不安检并殴打安检员的案件。王大伟的一位同行在唏嘘的同时,表示这种事情似乎很难避免。他说,很多安检员在工作中都与乘客发生过争执。有些乘客认为,国庆安保的无处不在,已经严重地干扰了他们的生活。
      王大伟认为,在国庆安保问题上,评价工作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不出事,不死人。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做得更人性、让民众更满意些。
      努力的方向之一,王大伟认为,是对中国的安全形势进行客观的评估。他说,评估是我国安保最弱的环节。而评估的作用,是要让牵涉面甚广的安保方案适得其所。
      他说,按照西方惯例,评估过程一般可分解为五步:第一步,尽可能收集信息;第二步,对信息分析解读,将信息升格为情报;第三步,制定对策;第四步,贯彻实施;第五步,要有评价体系。
      王大伟认为,在这几个步骤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五步,它是这个评估体系的纠错机制。“突发事件不是偶发的,而是一种常态。那么在其发生后,我们就要寻找预案中的漏洞,并迅速补上这些漏洞。”
      王大伟说,这一过程进行的前提,是要有一套预警机制。它一方面在事前按等级发预警,一方面在事后评估成果,同时督促其进行修正。
      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呼吁成立一个中央突发事件研究机构。他认为这一机构应该承担三方面的任务:一是解决理论上的问题;二是给各级公安机关拿出可操作性的预案;三是在评估出现漏洞的时候,找到补丁迅速把它补上。
      但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者分析指出,中国的安全评估机制由于以预警作为前提,必然触及中国官场长期以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的惯性思维,必然遭遇很大的阻力。“维稳在中国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而报忧则被认为可能会影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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