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怎么读 [“瞿老大”浮沉]

　　不仅在体育传媒领域，即使放眼整个中国报界，《体坛周报》也堪称市场化改革最决绝、最声名显赫的一个。瞿优远创建了这一切，他被尊为“老大”，像国王一样俯视自己的帝国，指点江山，大权独揽。
　　“了不起的报人、企业家”，别人这么看他，他自己也一样。《体坛周报》看起来就是他的，在经历过一系列改制之后，似乎更像了。直到他突然消失于众人视野，随后被“双规”，人们才蓦然想起，他还有一个处级干部的身份
　　
　　
　　北京前往长沙的飞机起飞了。
　　对于体坛传媒集团(前身为《体坛周报》社，以下简称“体坛”)总裁瞿优远来说，这是他一年要飞无数次、再熟悉不过的线路，他还时常有一天之内往返两地的经历。同行的是主管财务的副社长彭金枝，他们是仅有的两个从《体坛周报》创立伊始就在这里工作的人，没有一天离开过。
　　这次飞行结束后，两个人随即从同事的视野中消失，并且再也联系不上。
　　事情发生在2009年3月间。据知情人透露，瞿优远和彭金枝此次回长沙，是应湖南省体育局之约“协助调查”，但当二人到达长沙后，纪检部门直接接管，其间省体育局对此曾有反对，但纪检方态度强硬。
　　4月份有消息传出，瞿优远“问题可能出在经济方面”，接着的消息是，彭金枝和他先后被“双规”。
　　继《沈阳日报》前总编傅贵余、《广州日报》前社长黎元江之后，又一位报业改革明星因经济问题落马。
　　长沙与北京之间的铁轨与航线，记录了瞿优远这个报业传奇人物的梦想与奋斗。现在，北京有“体坛”整栋的办公大楼和他自己至少三处市中心的房产，只是一瞬间，北京变得遥远而陌生，甚于17年前的懵懂年代。
　　
　　生于一个资讯饥渴的年代
　　
　　1992年夏天，瞿优远从长沙赶到北京,在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附近的地下室住下。身份上，他是湖南省体委机关报《体坛周报》刚刚破格提拔的副总编辑，事实上，他编辑部里的可用之人都不够一套篮球阵容，事必躬亲自此成了他的行事风格。
　　那时的《体坛周报》发行量仅5000份左右，都是本系统内部强制订阅，刊发的基本都是行业动态。年轻的瞿优远想改变这一切，他的理念很朴素，却堪称报业真理――办读者爱看的报纸。
　　与这个27岁的外省青年同行的，是他招进报社的第一个编辑李烨辉。瞿优远那时生性腼腆，觉得“多带一个人底气会足一些”――尽管这个为他增加底气的，只是一个刚刚从长沙大学毕业的学生。
　　此时的《体坛周报》刚刚成立4年。年初邓公的南巡讲话让国人开始放开胆子憧憬外面的世界。瞿优远和他的报纸在寻求发展空间时，与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浪潮不期而遇。那一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还没开始孕育，瞿优远的报业大梦也远未展开，他只是知道，国际体育资讯很受读者欢迎，要想方设法弄到它。
　　20年后，《体坛周报》已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体育报纸；当年它偏居一隅，却具有惊人的对资讯的敏感和执著，国际资讯整合成为瞿优远成功的第一步。
　　在北京，瞿优远发现了体育情报研究所这座宝库，他们拥有最新的国外体育情报汇编。
　　瞿优远想买，情报所不卖；商量能否借两天，情报所以“保密”为由拒绝。
　　瞿优远执意要获得这份资源。特别是当他发现这些所谓的“保密”资料会定期被当作废纸处理时，他被激怒了。他三番五次奔走于北京和长沙之间，不厌其烦地出入国家体委，终于跟很多内部的人熟悉起来，也就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这些国外资讯。
　　1990年代初，信息相对还很闭塞，瞿优远满脑子想着如何开拓渠道、增加信息来源。除了从体委系统内套取“情报”和从新华社购买稿件，《体坛周报》还开创了向军队购买体育资讯的先河。
　　2004年出版的《从边缘到领先――体坛周报的资源策略与团队之道》一书中记载，“军用卫星可以接收国外的新闻稿件，但军队一般只从其中选择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将其记录下来，体育方面的信息就漏过。《体坛周报》通过熟人与福建前线的军队联系，让他们在接收的时候选择体育信息记录下来。”这种交易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
　　国外体育资讯有了一定的来源保证，让瞿优远稍感宽慰。接下来要发愁的，是原创内容――报社总部长沙深处内陆，体育资源有限，可发掘的作者也少得可怜。为此，瞿优远的选择依旧是：去北京。
　　还是在1992年，瞿优远请社科院文学所的金汕在他家外边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花了十几块钱。
　　金汕是瞿优远看上的作者之一。在1992至1998年间，瞿优远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去北京拜访作者，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向他们约稿。
　　作为《体坛周报》早期的作者，金汕一直记得瞿优远在请他吃完饭后说的一句话：“现在报社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再过几年，情况会好起来，不会再请您吃这样的东西了。”
　　
　　报纸的气质就是他的个人气质
　　
　　196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瞿优远上学很早，5岁进了小学，12岁就考上高中。由于年幼，他经常成为同学欺负和嘲笑的对象；老师也不喜欢这个孩子，他常因上课研究修锁、在课本上画画而被批评。瞿优远渐渐厌学，首次高考落榜后，他复读一年，最终考上湖南广播电视学校。到了毕业那年，这个从小在乡间成长的年轻人依旧怀有在大城市生活的不安，但又隐隐抱有一种征服欲。原本打算回浏阳广播电台工作的他，在意外获得《湖南体育报》总编辑吴午如的垂青后，决定留在长沙发展。
　　吴午如之所以会选中瞿优远，是觉得他“为人老实，不事张扬”，且出身农村。
　　然而，吴午如后来未免有些失望。瞿优远的确踏实、刻苦、低调，但却“叛逆”得很。吴午如要求上班不准迟到，迟到就罚款。瞿优远就在下班前把五毛钱罚款放在桌上，摆明了自己第二天偏要迟到。瞿优远这么做是出于对吴午如管理上的不满，尤其抱怨吴干涉了他的私生活，他也对自己的办报理念没能充分落实而感到不满。
　　《体坛周报》脱胎于湖南体委机关报，无论在地域还是在报道领域都是边缘化的。它在1988年11月拿到了刊号，当时体委每年给它的拨款是人民币5万元，刨去报社人员工资和办公费用便所剩无几，除了微薄的拨款，体委基本对这份报纸不闻不问。
　　创业阶段，瞿优远干过报社流水线上所有的活计，采访、写稿、摄影、编辑、排版、运送铅字、发行⋯⋯长沙街头报亭的小贩还能依稀记得瞿优远当年自己推车卖报的样子，而瞿优远也对小贩们当时对他的排挤耿耿于怀。
　　其时的瞿优远并非报社的一把手，既没有理想化的人文情怀，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想做好这份报纸。
　　“这份报纸的气质就是他的个人气质。”曾经在“体坛”工作过的人这样评价。
　　很多“体坛人”都同意，“体坛”就像瞿优远一手带大的孩子，而他自己也是这份报纸业务上的导师。对于编辑，瞿优远近乎于手把手地教授，他所确定的版面样式和编辑风格无可动摇。
　　即使是重金挖来的业务能力出色的美编，在做版时，瞿优远也不客气，经常说一句“你靠边”，就开始亲自挑选图片，设计版面。
　　绝大多数编辑在“体坛”都有过挨骂的经历。瞿优远的责骂完全是业务上的，但极其强硬和严厉，通常他脸色微红，双目圆睁，湖南腔的普通话加上极快的语速，让人在一场强风暴中不知所措。只要瞿优远在，编采人员大多觉得在业务上“毫无尊严和自信”。
　　曾长期跟踪采访瞿优远的记者欧阳觅剑记述过这样一件小事：一次出报后，瞿优远要离开报社，路过总编室，进去拿起一份星期四的《投注》(“体坛”办的博彩类报纸)翻了翻。然后他转身走回编辑部，将那份报纸放在版式编辑周琳的面前指了指，什么话也没说就走开了。周琳紧张地看看报纸，发现版面上一篇100字左右的小文章的文字颜色有偏差。
　　“他对文字有完美主义情结，他审稿子，多一个他认为多余的字或逗号，都可能把你叫过去训斥一番。”一位在“体坛”工作过的编辑对瞿优远的严苛深有体会。
　　在“体坛”办公室里会出现这样的一幕――闲暇时，编辑们要么聚在一起聊天，要么在电脑上打打游戏。忽然有人发出预警：“老大”回来了，所有人都紧张地坐在电脑前，做出一副努力工作的姿态。
　　对于“老大”的霸道和苛刻，手下的人也渐渐忍受了，因为“他确实太牛了”。连认为自己“已经足够优秀”的《体育画报》前执行主编魏寒枫也承认，跟瞿优远相比，自己“差一点”，所以，“只要‘老大’一皱眉头，就要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即使在“体坛”扩张成传媒集团后，《体坛周报》的头版通常还会给瞿优远留着，等他忙完后在下半夜两三点赶来，确定头版的版式、标题、图片甚至字体、字号。每当瞿优远坐在排版电脑前，执行主编张敦南都会谦恭地站在一旁看着，并干一些跑腿的活儿。
　　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时经常会发生这样一幕：瞿优远坐在电脑前制作头版，其他所有的编辑都站在瞿优远的身后，等待他分配任务。此时瞿优远的身上，完全看不到1992年初到北京时的怯懦。
　　从早期创业开始，“老大”就成了报社内部对瞿优远的专用称谓，一直延续至今，他自己似乎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绝对权威确立以后⋯⋯
　　
　　瞿优远曾说，自己只工作到45岁，然后就去摄影、旅游、打球、享受生活。私下里，“体坛”员工会对此表示怀疑：“老大”怎么可能闲得住？另一面，他们也会忧虑，“体坛”要是没有“老大”会是什么样？
　　瞿优远被“双规”后，“体坛”的编委会成员颇为感慨，以前有“老大”在，总觉得有拿主意的人，自己还可能有心情打打牌、打打球，现在就轻松不起来了。
　　在“体坛”，瞿优远渐渐拥有了绝对权威，人们大多对他的判断深信不疑。10多年前，瞿优远想把《体坛周报》由一周一期改为一周两期，以增强新闻性和市场竞争力，遭编委会集体反对，瞿优远却态度坚决：如果失败，我就辞职。
　　一周两期很快大获成功，单期发行量突破百万。一个个类似战例的累积，让瞿优远的权力边界也在不断扩大。湖南省体育局也一度对“体坛”的市场化给予特殊政策，有消息称，100万以内的开销不需要体育局报批。再后来，“体坛”成了湖南省媒体改革的标杆。
　　近20多年，中国的报业市场化改革艰难而执拗地进行，而《体坛周报》这份当年纯粹的机关报实现的市场化程度，即使在整个行业也无人能及。时至今日，同行仍很钦佩瞿优远面对市场的勇气和判断力。
　　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重金挖角《足球》报记者李响。那是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临近之际，瞿优远已有了独霸体育平媒的豪气。他经营多年，在足协官员和球队资源两方面都很完备，独独搞不定主教练――米卢只肯接受《足球》报记者李响的专访。瞿优远的判断是：我们不能没有米卢的声音。于是他亲自驱车南下，据说将十几万的现金放在后备箱内，直奔李响府上，开出让李响“根本没法拒绝的条件”，就这样成功拯救了自己的资源短板。那份轰动传媒圈的合同，全部履行后超过了100万。
　　重金挖来李响的目的除了提升品牌、打击对手、垄断资源，也代表着瞿优远对前景的预判――此前，《体坛周报》是坚定的“倒米派”，连篇累牍地炮轰米卢，大赛在即，把赌注押在了米卢身上⋯⋯做事具有超强的目的性，是业内人士对瞿优远的深刻印象。
　　挖人的能耐，江湖中的确是无人能敌得过瞿优远。魏寒枫最初对瞿优远的印象就源自“无处不在”地挖人：“那时《南方体育》正在上升期，感觉出了一个(好记者)就被挖走了，出来一个就被挖走了。还有就是我们找任何一个(特约)记者，对方要么说‘瞿老大’已经约了我写了；要么就是写了一段时间他就说对不起，我已经成为‘体坛’的特约记者了。”这让其时处在竞争对手位置上的魏寒枫很是恼火，他在一篇小短文《瞿老大》中这样写道：“没想到‘老大’要赶尽杀绝，并吞八方，想堵死一切有可能给敌人予机会的路，然后釜底抽薪，拆掉你的台柱，让你散水。”
　　不久，魏寒枫本人也成为瞿优远的挖角对象，他的转会虽不如李响轰动，却也自此被圈内称作“身价最高编辑”。
　　市场给了瞿优远巨大的回报。2001年10月8日，中国队世界杯出线第二天，《体坛周报》正刊和纪念刊一共卖出5078471份；就整个世界杯预选赛期间的销量来说，也多有单期超过200万份的成绩，对手被远远抛下。
　　《体坛周报》更难让对手企及的，是瞿优远的国际化战略，“体坛”旗下的报纸和杂志与意大利《米兰体育报》、西班牙《马卡报》、法国《队报》等建立了资源分享。业内人士形容，当《南方体育》的主编龚晓跃还在赞叹《太阳报》如何之牛，瞿优远已经跟欧洲人达成了合作协议。
　　就读中专的时候，瞿优远的外语不及格，这种状况此后未有改观。但在传媒圈里他可谓是对外刊借鉴最多的报人，甚至到了极度推崇的程度。
　　
　　是什么隐藏在“霸道”背后？
　　
　　《竞赛画报》的主编胡海云也曾在瞿优远手下做事，他觉得瞿优远当时充满杀伐之气，“因为还有对手处在同一平台上。现在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身边没有对手了。”
　　事后，瞿优远也承认有过一些超常规的竞争，包括买断球员采访权、重金挖对手墙角等等，而熟悉瞿优远商业运作思维的欧阳觅剑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不会以价值判断代替生存手段，不会以理想状况妨碍眼前的进取。”
　　报人、企业家，这样的定位也是瞿优远本人认可的。《体坛周报》没有完全摆脱行政体制，他也依旧是一个湖南省体育局的处级干部，但多数时候，瞿优远身边的人觉得“老大”完全忘却了那个身份。“他私下里和我说，当官有什么意思啊，哪像我现在这么自由。”一位跟随瞿优远多年的下属如此回忆。
　　瞿优远工作投入，以社为家，他也要求手下人像自己一样成为工作狂。
　　“体坛”下属的《足球周刊》曾在北京为编辑提供住宿和工作一体的生活条件。瞿优远从老家带来一个厨师，专门为自己和员工做饭。魏寒枫回忆说，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工作人员可以不花一分钱，不出一步门，生活虽然够方便，却有“圈养的危险”。
　　一次，一位编辑在完成自己的版面后回寝室休息，睡梦中听到激烈的敲门声。瞿优远把他叫去：“别人还在忙，你怎么能先去睡觉？！”
　　报社里很少分发福利，个别杂志出刊的当晚会是例外。瞿优远曾给每个通宵做版的编辑配发一盒西洋参――西洋参提神，他需要更高的工作效率。
　　瞿优远本人似乎不需要西洋参，他精力之旺盛近乎超人，每天能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在他已属奢侈。而连续几天不睡觉的情况也不鲜见。极端的忙碌来自两个方面――他事无巨细地参与管理、经营与办报，大脑如同安装了永动机；他每天都挤出时间去打球，先后成为台球、网球、高尔夫球方面的业余高手，蝉联全国新闻界网球单打冠军，其身体亦如安装了永动机。
　　“乒乓球他打得不错，但因为打不了第一就不打了。网球打到第一，他也玩腻了，进而开始专攻高尔夫。”瞿优远的前下属说，“一些体育明星打高尔夫也很有天赋，比如李大双、李小双，却都输给‘瞿老大’。”
　　2001年十强赛期间，下半夜三四点做完版，精力旺盛的瞿优远会拉上司机和编辑们一同去看日出；在首都机场转机的间隙，他干脆把下属叫到机场，安排工作；那个来自湖南的厨师也几乎24小时待命，除了编辑部需要一日四餐(有夜班宵夜)，瞿优远随时都可能从外面风尘仆仆地回来，让他做一碗家乡口味的面条。
　　瞿优远时间表满满，随意性又极强，家人想找他，都要通过其在“体坛”内部工作的侄子。
　　在欧阳觅剑眼中，瞿优远在运动上的不断进取跟他对待工作的态度类似，欧阳觉得，这来源于瞿优远内心根深蒂固的自卑：“自卑之于瞿优远，可能相当于原罪之于基督徒，那是一种摆脱不了的无形压力，逼迫他无止境地向前进取。”
　　而这种自卑，正是来自于他生长的环境以及成长的经历，在许多像欧阳觅剑一样熟悉瞿优远性格的人看来，这个传媒大佬一直处于由边缘进入主流的挣扎中。
　　成为体育平媒当之无愧的“老大”的同时，瞿优远开始向其他领域拓展疆土，包括与电台、电视台合作栏目，尝试创办女性、时尚类杂志，也曾有过进入都市报市场的计划。“在这些方面，他承认自己是个外行。”一位熟悉瞿优远的下属说。由于在体育传媒之外的拓展鲜有成功，瞿优远偶尔会感到沮丧，怀疑自己。
　　体育传媒圈的一位同行对瞿优远的心态有着这样的解读：“他是想进入上层社会的，这从他所喜爱运动项目的变化就能看出来，从台球到网球，再到高尔夫(据说后来又迷上了冰壶)，档次不断递进；另外座驾也在不断升级，从奥迪A6到了Q7。”
　　据说，瞿优远有次开了一辆普通轿车去私立学校接女儿，女儿却躲起来不见他，于是瞿优远马上回家开来了A6，这才接到女儿。
　　
　　令人“意外”的官场落马
　　
　　当年，欧阳觅剑曾问瞿优远，为什么座驾要买A6。瞿优远的解释是：既够档次又不太张扬，适合接待。
　　但是，近几年的瞿优远还是“张扬”了一些，据传一位负责调查瞿优远经济问题的官员曾不满地表示：一个处级干部，居然敢坐Q7。
　　据欧阳觅剑回忆，相处过程中，瞿优远与他谈的“都是做报纸，根本不谈与体育局有关的事情”。对于体育局的活动，瞿优远几乎从不参加；即使参加也是“只赞助，不评论”。
　　“他没有仕途上的打算，争权夺利的事情他不会掺和。对待官员，他也会遵守官场的规则，客气招待。”瞿优远对金钱有着极强的敏感和驾驭能力，清楚花什么样的钱，办什么样的事。在欧阳觅剑看来，如今瞿优远“出事”是他从来没想到过的：“总觉得他不可能出这种事情。他很务实，不惹事，外圆内方，很会处理人际关系。”
　　
　　欧阳觅剑显然没看到瞿优远在官场的“傲慢”一面。有一次，湖南省委召开先进经验交流会，瞿优远作为代表上去发了言，然后就告假说“我有事先走了”，其时省委领导的发言还没开始。一位熟悉瞿优远生活习性的下属感叹说：“他就是这么个性格。也许，高尔夫也害了他。”
　　在瞿优远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后，关于其“经济问题”，内部人士打听到两个说法。其一是涉嫌挪用数以千万元的国有资产，并被发现有更大一笔资金以“体坛周报”的名义存在银行，但地点既不是体坛的总部长沙，也不是现在的实际业务中心北京，而是在瞿优远的老家浏阳；其二是私分国有资产上百万，挪用国有资产在老家浏阳办了两个公司，挂靠在“体坛”下面，分别由瞿优远的两个下属出任法人代表。同时，他还涉嫌经济以外的犯罪⋯⋯这些说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欧阳觅剑觉得，“瞿优远没有表现出比我们这些普通拿工薪的人更爱钱；除了高尔夫，他没有其他奢侈的爱好。”他的印象中，瞿优远比较信奉“利益均沾”，很难想象会出现独吞现象，“除非他发生性格突变”。
　　瞿优远被带走后，他的一位亲属去找江湖术士算命，得到的答复是“他命里该有这一劫，07年躲过去了，08年也躲过去了⋯⋯”这番说辞竟让亲属惊诧不已。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就有湖南体育局的人告瞿优远的状，认为“体坛”改制(瞿优远曾推行内部股份制，后又获得南非财团的风险投资)存在经济问题；到了2007年，一度有说法是体育局要把瞿优远任命为副局长，但他不肯离开一手打下的基业；2008年，瞿优远被暗中调查、会在奥运后算账的说法也时有耳闻。
　　过年的时候，大舅哥问瞿优远：你到底有事没？瞿优远很干脆地回答：没事。
　　种种迹象表明，瞿优远确实没意识到自己的“经济问题”，他把“体坛”当作了企业，甚至当作了自己创办的企业。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2008年12月，胡海云曾见到瞿优远，跟几年前一样，这位大佬依然充满危机感，对未来的野心勃勃或许也说明了他内心的不安。瞿优远在胡海云眼里没什么变化，依然没有半句空话，只谈他的具体想法、具体做法。他说互联网很厉害，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远，“我在想，全世界的体育报纸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纸媒品牌，来一同对抗网络。”
　　他还有机会继续自己的梦想吗？
　　2009年5月17日，“体坛”内部宣布了湖南省体育局的最新任命：原总编辑张敦南出任代理社长、法人代表。
　　在湖南某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处所，被“双规”的瞿优远依旧在接受漫长的调查，新掌门的任命表明，由瞿优远一手打造的“体坛帝国”，的确已失去了这位昔日的“精神领袖”――这曾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过去20多年里如超人一般永不停歇的“瞿老大”，蓦然间要面对的只是沉默的墙壁，没有了对手，没有了市场硝烟，没有了排版电脑，没有了球杆。很可能，这样的日子会相当漫长。
　　(部分资料参考了 《从边缘到领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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