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卡丹：导演模特入侵】 皮尔卡丹 金利来哪个好
时间：2020-02-16 07:32: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想在当时“文化的沙漠”里种出时尚，一方面需要一个布道者，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冒险者，而皮尔•卡丹将两者结合了起来 一个老外身穿毛料大衣，手叉在兜里，气宇轩昂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左前方一个身穿黑色棉袄、黑色棉裤和黑色棉鞋的老人忍不住偷偷往回看，其皱巴巴的帽子和磨得明晃晃的对襟棉袄与老外的时尚穿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1978年皮尔•卡丹第一次来中国时留下的照片。这位世界时装设计大师兼商人当时脑子里涌动着一个大胆得近乎妄想的念头：怎样让代表着时尚的卡丹服装，打开这个广袤而封闭的市场？
说皮尔•卡丹这个想法近乎妄想，是因为他当时要面临的现实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中国一直将时尚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予以批判。如今中国的国门虽然已经徐徐打开，但代表着中国服装的主流色调仍然是蓝、绿、黑，人们对五彩缤纷的世界依然保持着刻意的警惕。
尽管如此，这个对东西方差异性文化非常着迷的“永远的冒险者”迈出了第一步，从此开始书写数十年的市场传奇，也揭开了尘封已久的中国时尚的“盖头”。
模特袭来
1979年4月，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接到外贸部门通知，说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首次访华，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观摩会”是那个年代的特有名词，其典型特征有三：一是对观看人员进行审查；二是一律对号入座，记录姓名；三是入场券不能转让。民族文化宫的这次观摩会，仅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参与。
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了猫步。李安定至今记得，那些身着耸肩衣裙、神态放松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979年初的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余音未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幕开启。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的轻工业，在轻工业部当时列出的七种换汇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重点产品中，服装行业名列前茅。
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批时装模特的尚晓梅向本刊透露，皮尔•卡丹的很多时装秀，都是沿用“卡丹的设计、中国的面料”，这种搭配能够部分解释中国政府对闻所未闻的服装表演的宽容态度，因为名扬世界的皮尔•卡丹无疑是中国服装走出去的最好噱头。
然而此刻国人显然还无法从容应对皮尔•卡丹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李安定后来撰文这样描述观摩会现场的一个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还有一个“更衣室的故事”被广泛用来描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因为模特有男有女，中方的工作人员好心地在更衣室中间拉上了一块帘子，以避免由于“男女授受不亲”可能带来的尴尬。没想到，这个“好心的帘子”竟然被卡丹先生一把扯下，理由是“服装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自己模特的形体”；而在中方人员看来，这种不分场合的“了解”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故事后来在皮尔•卡丹今天的驻华首席代表方方和副首席代表张玮那儿得到了证实。
服装表演最终没有出现中方人员担心的“问题”，关于服装表演的第一次报道却出了问题。就在李安定据理力争要就这次表演发一篇简短的消息时，《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香港报纸的评论，大意是国人连衣服都穿不上，还看什么时装表演。这虽是一篇“左”味十足的“外转内”文章，传递的却是有关领导对时装表演和模特的不容，有关此次表演的消息只好就此搁置。在随后的上海之行中，皮尔•卡丹感受到了这种骤然冷却的空气，不仅接待规格降低，接待人员冷淡，表演的场次和观众人数也都大打折扣。
在当时，官方的这种态度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1979年3月30日的《北京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两封青年工人的来信，从信中对于少数“异类”穿着和发型的批判中，大体上可以感受到强大的“民间呼声”。第一封信的标题为“不应该在穿着上浪费时间”，信中首先列举了一种现象：“有一部分青年穿起大喇叭裤子、奇形怪状的服装，过分地追求打扮，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衣着上”，接着他表明观点：“这很不应该。”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这种打扮并不美”；二是，“我们每一个有志气的青年都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献身。”信的最后提出建议“希望服装店以后不要卖喇叭裤了”。而在另一封批判青年留长发的信中，将这种行为定性为“思想颓废、意志消沉”，希望报社对其宣传教育，使其树立起“正确的审美观”。
选角冲突
被撕开一条口子的时装表演虽然遮遮掩掩，却已像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样，在“试水”中不断寻求突破。
继皮尔•卡丹之后，1980年，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相继来到中国最时尚的城市上海进行表演。
1980年，国务院出台了对轻纺工业的“六个优先”政策，分别为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作为轻纺工业的龙头老大，服装行业所受的优惠首当其冲。
在见识了几场外国的时装秀之后，上海服装总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时装表演队。1980年11月，在该公司从事新品种开发工作的徐文渊受领了此项任务。
上海时装表演队的队员挑选开始都是在服装行业内部进行。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徐文渊走访了60多家服装工厂，在3万多名服装工人中进行挑选。
在北京，宋怀桂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以便为皮尔•卡丹将于1981年10月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首次面向公众的服装表演做准备。这位建国后首位涉外婚姻的当事人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一手操办的马克西姆餐厅1983年在中国开业，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餐厅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她是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一系列传奇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但在1981年，她面临的首个难题，就是找模特。
与徐文渊不同，宋怀桂没有官方背景，不可能借助某个行业的资源，当时的选角过程听起来像是“街头运动”：看到有个漂亮的姑娘或者小伙，就过去跟人说，先把自己介绍一番，再把模特行业介绍一番，最后问人家愿不愿来试试，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要回去先问问父母。
也有通过演艺组织或者各种活动找的，在这方面宋怀桂被形容为“神通广大”，第一批模特中的贡海斌和尚晓梅都是这样进入宋怀桂“法眼”的。
贡海斌原为北京一染坊工人，因为模样不错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相中，宋怀桂找上门来的时候，他正和张铁林、方舒一起拍戏，于是一起“试镜”，被评价不错。张和方对前途未卜的模特职业兴趣不大，而对衣服别有感情的贡海斌却决定留下来。
决心虽下，周围的环境却不容。虽说贡海斌出身布艺家庭，父亲做布匹生意，母亲是裁缝，但他们依然强烈反对贡海斌的这个决定，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放着好好的电影不拍，做什么模特；二、在他们看来，模特就是脱光了让人画的，是个“下贱的职业”。后一种理解成为当时对服装模特的一个普遍的误读。
单位的态度则更为鲜明，他被直接从市里调到郊区的蓝靛厂去搬砖。在80年代初，蓝靛厂还是北京的“荒蛮之地”，去那儿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一个特殊的理由:他们需要“继续改造”。
尚晓梅则遇到了军人父亲的强烈反对，他不想因为有个做模特的女儿而遭受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单位的领导也多次找她谈话，下定了决心的她后来干脆把档案从原单位调了出来。好在她有个在时尚方面比较开明的母亲，这位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鼓励女儿去试试。
在模特队里年龄最小的石凯则遭遇了最为强大的阻力。据贡海斌和尚晓梅回忆，石凯有个做工程师的父亲，每逢排练必然到场，千方百计要把女儿拉回去，并且放下话来“如果你敢登台表演，就打断你的腿”。但石凯最终留了下来，并成为法国皮尔•卡丹公司的签约模特，被贡海斌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名模”。
徐文渊在上海与宋怀桂感受相同，他要招入的很多女孩的父母都找到徐的单位，反复强调“我们的孩子不能干这一行”，“干了以后就学坏了”。为了解释这不是一个“学坏”的职业，徐文渊费尽口舌。
由于家里和单位的反对，一些人离开了这个舞台，记者在采访中经常能听到对此的惋惜。
而留下来的人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漂亮的时装有一种“骨子里的喜爱”。贡海斌的工作在别人看来意思不大，他自己却陶醉其中，经常收敛一些同学的衣服，把它们从浅蓝染成深蓝，这种由于颜色的变化而产生的美感带给他很大的心理满足。
这种对于美的发自内心的向往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被包裹起来，一旦遇到了合适的催化剂，就会情不自禁地喷薄而出。
“流氓”卡丹
北京的模特表演队最终挑选出来的一二十人，几乎全部来自基层。据贡海斌介绍，有卖蔬菜的、织地毯的、打毛衣的、卖水果的、卖油条的，还有纺织女工。这些人每天晚上集中在一起，接受来自巴黎的两位专业教练的指导。由于很多人对家人和单位隐瞒了真相，只好用请事假或者病假的办法保证训练。
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后，文革后中国第一批模特就要在北京饭店登台表演了。
贡海斌却有些心情忐忑，除了第一次登台的紧张因素外，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担心。包括贡海斌在内的所有模特事先已经被告知：由于考虑到模特们原有的服装――包括乳罩、底裤――可能会破坏卡丹服装的线条与美感，因而皮尔•卡丹要求，在换穿卡丹服装之前，要把原来的衣服全部脱光，这就意味着后台的更衣室不仅是如前所说的“互通有无”，而且是“裸体相对”。这是任何一个即便联想能力匮乏的人也会想到的场景，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的语境下简直不敢想象。
据贡海斌透露，现场刚开始的情形印证了很多人此前的担心，很多女孩刚开始“就那样抱着，不敢动”，僵在那儿。但是，后场只有几分钟的换衣时间，“不敢动也不行”，忙起来以后，贡海斌发现，后果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可怕，大家各忙各的，紧凑而自然。但是事前事后想起来，仍然觉得“非常可怕”。
模特们曾经就此事进行过讨论，女孩们猜测卡丹先生是不是“有流氓倾向”，但他本人又不到更衣室来，似乎又不能成立。今天的贡海斌对记者说，这是他们当时真实的思想状态。
穿上卡丹服装的贡海斌立马感觉“换了天地”，“长了那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服装，太漂亮了！”带着这样的感觉，贡海斌走上了T台。
这次表演说是对公众开放，但到场的大部分仍为业内人士，官员和各地丝绸公司的老总占了很大比例，现场的安全检查非常严格，保安人员渗透到包括后台在内的所有角落。
表演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中国举办时装表演”的消息第二天占据了很多国际媒体的头条位置。贡海斌自称由于当天的表现“还可以”，他个人的照片也漂洋过海上了外国报纸。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表演吸引了海外几十家媒体到场，与几无到场的国内媒体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
皮尔•卡丹在中国的第一支模特队随后宣告成立。据贡海斌回忆，他们随后又在北京周边的内蒙古、河北进行了一些表演，审批程序倒不是特别复杂，只是主管部门的“叮嘱”让他印象深刻：“要注意作风问题。”
一马平川
1982年，在北京市纺织局产品设计开发室工作的张舰，代表官方开始与皮尔•卡丹合作，这种合作更多地带有学习的性质，“觉得卡丹的模式比较好”。
在上海举办了多场服装表演颇受好评后，1983年4月，徐文渊将上海时装表演队带到了北京，在由轻工业部主办的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上做开场表演。14名模特在75分钟的表演中，向800多名观众，展示了185套服装。展示的服装都有标号，观众可以按号现场购买。随行的一位模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下子就疯掉了，第一天就卖到脱销，然后打电话让上海赶快运服装过来。”
不过，对媒体的采访还是小心谨慎。李安定前去采访，被挡驾，说是否接受采访还要向上级请示。随后，上海时装表演队指派一位艺术指导接受采访，这位舞蹈演员出身的艺术指导给李安定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坚持用“表演员”来称呼她们，而不是西方色彩浓厚的“模特”。
李安定后来回忆说，他用“和这位艺术指导一样的谨慎和低调”，写了一条消息。文中特别提到，表演“以中国民间舞蹈的步法为主，汲取国外服装表演的某些长处，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庄重、大方、健康、优美的表演方法。”靠这样的“中国特色”，这条首次宣布中国有了公开时装表演的新闻在新华社顺利发出，并被国内外媒体广为采用。
几天后，上海时装表演队接到中南海的邀请，去进行汇报演出。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至此，时装表演在中国获得最高层的首肯。
有了这一“通行证”，时装表演在各地开始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各地的时装表演队纷纷成立。尚晓梅1983年在北京大华百货公司名下组建“大华时装表演队”，据她介绍，“生意相当不错”，曾经连着3个月，走了16个省、市进行表演。北京市纺织局的张舰则于1984年年初申请组建系统内的时装表演队。
这时的中国，经过了几年改革开放的沉淀后，民众的情绪已日渐高涨，中央领导也顺势提出“要改善人民的衣着”，提倡“服装要多样化”，各地的服装展览会此起彼伏，新的公司也在被称为“公司元年”的1984年纷纷成立，时装表演则成为成立仪式上的保留节目。
此后的服装表演在中国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
1985年，在可容纳万名以上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和上海文化宫，以“观摩会”形式撬开中国时尚一角的皮尔•卡丹开始大张旗鼓地举办服装表演会，同年又将中国的12名模特带到巴黎参加表演，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1986年，央视举办“春秋时装大奖赛”，贡海斌评价该活动在当时“很大胆”；
1988年，皮尔•卡丹与意大利著名时装生产厂家GFT合作，在天津开设西服生产厂，皮尔•卡丹服装开始了对中国顶端消费群体长达数年的销售垄断；
1989年，中国首届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在广州举行。当时的报道这样写道：目前，时装模特已经成为我国青年人十分向往的职业，时装表演是我国服装业引导消费、发布流行趋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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