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万象有线启示录 启示录吧

　　　　有线网络公司无论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都处在与社会的各种关系或联系之中，包括内部的员工之间和上下级之间、台网之间、网络公司与上级机关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等。这种关系或联系有的是稳定的关系，有的是不稳定关系。有线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因此，有线不仅需要用社会的思维去研究这些关系或联系，更需要用理性的思维去选择、建立和维护这些关系，特别是经济理性。经济学中的所谓“理性选择”并非是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是在既定条件下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不论其到底是哪种方案。一般而言，社会关系双方在经济理性比较一致时，往往会建立起稳定的关系；不一致或不理性则会建立不稳定的关系。笔者尝试从一些常见或流行的社会现象中获得启示，力求从社会思维出发，尽量从理性的角度，试答有线发展中若干需要解答的问题：即通过借鉴稳定社会关系或现象中隐含的理性思维，尝试破解有线发展的困境。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和错误之处，请同仁们批评指正。
　　贫困县的启示
　　据报道，许多贫困县不愿意脱贫，甚至不是贫困县的争当贫困县，其真实原因是国家对贫困县不仅有政策支持，还有大量资金投入或补贴。从经济理性角度，贫困县现象既有租金行为，也有寻租行为。租金是额外的收益，超出了对已经发生成本的补偿。“寻租”虽与租金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是截然不同的行为，寻租主要是从别处寻找财富的转移，如政府补贴。理论上，有线的广告和付费都是租金行为，因为有线电视维护费已经支付了基本成本，其差异在于付费是强取租金，因此容易造成用户反感，而广告则是“免费”名义下的变相获取租金，其负面效应小于付费方式的负面效应。有线在成本定价中也应具有地租思维，按照农村成本定价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地租，因为有线网络的城市成本低于农村。此外，有线也可以寻租，包括政府补贴、科研基金补贴、向移动出让网络等。
　　中美贸易争端的启示
　　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导致争端不断。贸易的信条是，如果不能让两个自利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就不会发生贸易。有线与电视台之间、有线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贸易关系，需要双方得到改善，而非一方。有线如果在数字化中没有让电视台得到好处，反而不断上涨落地费，电视台“叛逃”到IPTV就是正常现象，符合贸易准则。同样，有线数字化没有让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还要涨价，站在与百姓的贸易角度，百姓自然会反抗，包括直接“叛逃”到直播卫星。
　　包容婚前性行为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在性行为上非常传统的国家，但现在性行为似乎更加开放，婚前性行为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社会如此包容婚前性行为，但婚前保持贞操依然是社会公认的准则。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避孕技术导致性行为的成本越来越低，安全感越来越强。由此可见，经济和新技术等因素常常使人类行为方式发生改变，而不管当初社会的普遍准则是多么反对这种行为方式。即社会准则和人类习惯通常会为了适应新的行为模式而最终发生改变。电视的习惯让位于互联网习惯是社会准则和人类习惯发生变革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有线要有良好的心态接受互联网，与其共舞，而非与其相对。同样，盗版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互联网技术导致盗版成本很低，而互联网打击盗版行为的成本很高，导致盗版者具有安全感，二者共同导致盗版行为的数量增加。在经济、技术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导致不是盗版适应正版，而是正版适应盗版，前向收费难以成功就是这个道理。
　　婚姻的启示
　　尽管一夫一妻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依然存在二奶现象，这是社会现实。尽管婚姻讲感情，但更为普遍的事实是婚姻中有利益的考量。假设电视台为女性，网络公司为男性，因为网台之间如同男女一样确实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而三网融合导致网台之间，产生由同一种族和同一地区的一夫多妻子制到不同种族、同一地区的多夫多妻制状况。同一种族的一夫多妻制，既有指定婚配，如网络公司必须传输CCTV和本地电视台的节目；又有指定范围的选择婚配，如外地卫视。而在三网融合时代，由于新增了电信网，因此对电视台而言，就可以选择不同种族男性婚嫁。站在婚姻的利益角度，电视台更愿意选择不同种族的多夫多妻制，这样收益可以增加，而成本增加不大，因为其客观上可以同时嫁给电信或网通、有线为妻。而网络公司被要求不允许抛弃前妻，且虽然名义上可以与异族女性（互联网）偷情（没有合法许可），但异族女性的家族对妻子看管的很紧，有线网络很难得手。可以说，三网融合使得电视台异族婚外性行为不再是一种风险行为，但有线网络公司依然被限制，相当于妻子可以乱来，丈夫不能嫖娼。同时，异族的多妻多夫制造成同族夫妻之间感情投入总量减少，婚姻状况恶化。如果将观众视为婚姻繁殖的结果，当女性生育能力一定时，有线网络的后代明显减少，而电视台的后代可能有所增加。因此，现在三网融合对网台而言是不平等的婚姻关系或不公平的婚姻政策。
　　即便是电信与有线的婚姻政策一样，也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电信和有线都想传电视和开展互联网业务，电视台和互联网作为女性被广泛需求。但是有线由于贫穷，所以迎娶能力差。因此，有线必须从媒介走向媒体，提高自身的繁殖或养育能力。此外，在现行政策下，三网融合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首先，有线已经是成本定价，会追逐电信的市场定价，导致社会总支出增加。其次，有线与电视台的矛盾加大，有线会增加落地费，导致电视台支出增加。再者，有线收入减少，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减少，服务质量下降，最终会影响电视舆论阵地的品质。最后，一旦有线落败，电信更加垄断，而且空置或空闲的网络会增加。
　　同性恋的启示
　　同性恋是一种社会现象，尽管不是很普遍，但已成为日益被社会容忍或包容的现象。现代研究表明，性别取向是天生的，也就是来源于遗传因子。引伸或联想的问题是，电信和有线是否可以联合发展，建立类似于同性恋的婚姻关系？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电信与有线都是承载内容，即双方性别取向一致，都会争夺电视台；其次，对电信而言，核心是宽带，开展IPTV不会大量增加总成本，但却大大提升了繁殖能力，自然主张三网融合；再者，即便是可以结合，其婚姻很难牢固。因为广电允许电视台与电信通婚，但电信并不允许有线与互联网通婚；第四，由于双方对用户是零和博弈，如同有孩子的同性恋婚姻，一旦有利益，关系就变得很不稳定；最后，由于电信和广电婚姻的合法性来自各自的主管部门，如果没有主管部门的合法性认可，只能视为契约关系，因此离婚很容易，即离婚成本很低。所以，有线与电信的结合根本不可能。 　　性别失调的启示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约是116.9：100，但其并不等于男的比女的有地位，而是恰恰相反。如果媒介（如网络）是男，媒体（如电视台）是女。媒体如果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将导致媒体稀缺性，媒体价值提升。而三网融合则网络数量增加、媒介价值降低。此外，无论在广电内部，还是外部，有线媒介与电视台媒体均是两种不同境遇：媒体社会保障程度高，事业性就是最好的社会保障证明。而媒介具有农业经济色彩（有线从三产起家）、社会保障程度低、依靠各自自身力量来保护自己和财产权。因此，有线网络必须痛下决心，自己救自己，不要有任何期待或奢求。
　　投资移民的启示
　　投资移民是社会富人阶层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实际上是购买移民权。被移民国之所以出售移民权主要是为了防止移民导致国内原居民的社会福利降低。有线收落地费，允许外地卫视落地，实际上也是一种出售移民权行为。外地卫视落地会给当地增加更多内容，但外地卫视落地也会减少本地节目观众的数量，相当于本地节目的社会福利减少。如果不收落地费，节目的内容可能滥竽充数，因为对于外地卫视而言只要吸引少量观众就可以收回成本。因此收取落地费不仅是出于有线网络传输成本的考虑，也是希望通过落地费的收取促使节目品质的提高。为了保护本地节目，理论上只有本地节目收入大于或等于缴纳落地费外地卫视节目的收入才能允许落地。
　　超生现象的启示
　　在中国农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城市居民中不仅出生率不断降低，而且子女的培养成本越来越高，其结果是城乡之间子女教育投资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的不仅是城乡之间一代一代的、不断拉大的贫富鸿沟，而且农村贫穷的相对人口也会增加。有线的人口问题就是频道数，人口品质就是传输的节目内容。数字化导致频道数量急剧增加，但增加的节目却是垃圾增多、精品太少。而解决节目精品问题类似于对子女教育的投资，目前，具有抚育精品能力的只有各地卫视，因为只有卫视具有打造精品的预算和能力。因此，打造第二卫视，就是打造精品。对劣质频道则应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同时给优质频道更多的广告时间。广电必须建立有效的劣质频道退出机制，抬高内容的生育门槛（例如，具有5000万以上的年预算），没有抚养能力的应该禁止生育。
　　农民失地现象的启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土地被征用，其中也发生了许多社会矛盾。矛盾的核心是征用的三个要素问题，即公共使用、公正赔偿、征用的合理性。公共使用是指要求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税收等，并以此为公众带来福利；公正赔偿是指至少按照市场价格；征用的合理性是指符合公共利益，而非商业性投资。由于土地财政的影响，政府想要得到土地，并试图使其自身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使社会总体成本最小化，从而引发诸多问题。有线的土地就是频道。有线应承认政府具有征用权，但在鼓励有线网络自主经营的市场环境下，有线的频道资源不能无偿被征用。理论上除了CCTV－1外，其他对于有线频道的征用均应补偿。政府征用有线频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补偿，既可以通过税收等政策予以补偿，也可以通过允许网络公司引入具有商业价值的频道等政策进行补偿。总之，有线作为三网融合的参与方之一，首先要获得的是广电总局对其网络频道资源的市场价值认可。否则，有线如同失地农民，只好进城（为电信）打工。
　　高价药品现象的启示
　　社会普遍在抱怨药品太贵，除了流通环节加价之外，药品的出厂价往往大大高于直接生产成本，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需要分摊巨额的药品研发或专利购买费用，而且受较长医药专利期的保护。由于专利为前期投入者提供了很好的保护，才导致新药、特效药的诞生，为人类的健康和寿命延长提供了福祉。同样，影视作品也需要前期进行大投入，少则上千万，多则上亿，如果没有版权的保护，就不可能有人愿意投资生产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产品。目前除了版权保护，尚未有其他方法保障投资者对影视作品投入的积极性。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是如何加强版权保护的问题，还有如何合理利用版权保护问题。如果版权费用太高，导致销量减少，难以收回成本；如果版权费用太低，也收回不了成本。此外，院线的门槛太高，而且发行周期短，其结果也导致大量影视作品闲置。2010年，共生产了526部左右的电影，进入院线的只有157部；生产了1.4万集电视剧，被采用只有3千多集。导致目前的窘境根源是社会环境破坏了影视作品的发行渠道，导致无法通过国外通行的差别定价逐步收回成本。而盗版的猖獗，又导致CD市场名存实亡。由于要保障CCTV-6，颠倒了付费电视在辛迪加之前的顺序，导致付费电视渠道无人问津。解决的方式只有搭建供发行人自己可以发行的、多渠道开放系统或平台，发行人既可以向院线发行，也可以向电视发行；既可以付费，也可以免费带广告发行；其形式既可以是点播，也可以是NVOD广播。
　　TCL呼吁开放网络电视的启示
　　TCL等电视机厂家积极呼吁开放网络电视，似乎是广电限制了网络电视的发展。真实情况却是，电视机厂家只愿意多卖电视机，而不愿意承担其连接网站的社会责任，包括侵犯隐私、盗版、诽谤、谣言和色情等。电视机厂家抗辩的理由是，这是用户行为造成的，不是厂家的网站行为造成的，因为厂家只是提供了互联网链接而已。此问题上著名的案例是美国的“米高梅诉格罗斯特案”，格罗斯特公司只提供共享文件服务的公司。法院最终的判决是“辅助侵权罪”（协助实施侵权的人）成立，类似教唆罪和协同罪成立。法院为什么不追求实际侵权者，这是因为侵权者太多，法律追诉成本太高，让辅助侵权者承担责任则可以降低法律成本。因此，广电让TCL等电视机厂家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互联网难以保护版权，因此就难以有精品。互联网盗版被追究是迟早的事情。反之，保护版权不仅有线的责任所在，更是有线网络的竞争优势。
　　大病生不起现象的启示
　　诸如癌症、白血病等之类的罕见病，普通人根本生不起，不仅是医学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药品极贵，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造成药品极贵的根本原因是使用者规模小、研发费用分摊成本太高。美国1983年，制定了《罕见药品保护法案》，旨在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鼓励研发。从经济意义来讲，知识产权创作的动机来源于潜在市场规模，因为同样的投资用于其他更加大众化的药品，消费者剩余可能更大。消费者剩余等于市场价格减去消费者支付意愿的余额。传统文化与罕见药品有相似之处，都是受众规模小。所不同的是，传统文化不是生命急需，但是是民族急需。保护传统文化同样需要政策的倾斜，否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文化将很快消亡。传统文化由于受众小，如地方戏，在固定时间内的广告价值低，适当延长广告时间限制，可以鼓励传统文化。广告政策可以视为一种激励文化创作的方式。 　　器官买卖现象的启示
　　国家只允许器官捐献，禁止器官买卖。但器官供不应求，实际上不仅存在着器官黑市，而且在实际捐献中也有经济补偿问题。解决器官供应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合法环境下，允许器官交易。即解决供需矛盾的最佳方式就是放开市场。同样，在广电行业有些网络公司频道资源紧张，有些网络公司频道资源闲置，存在着频道资源供需不均衡的问题。允许频道资源买卖或转让是解决方式之一，包括许可网络公司或电视台跨省经营频道，但考虑到传输的安全性，需要限制在广电系统内部转让。
　　首都堵车现象的启示
　　首都已经变成了“首堵”，交通拥堵状况严重。交通拥堵证明了经济学中的一条铁律，即免税物品的需求通常远远超过供给。交通拥堵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效应，即开车上班会考虑拥堵对时间的浪费，但通常不会考虑自己对别人的影响。交通拥堵是一种税，隐形税，税基是时间，时间税是一种无效税种。有线也存在交通拥堵问题，黄金时间供不应求，“垃圾”时间供大于求。往往“垃圾”时间都是劣质广告，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效应。与制堵相反（制堵是黄金时间高收费），应允许本地电视台或网络公司强制征用或额外收费，例如对0点～5点的“垃圾”时间额外收落地费，以减少负外部性。同样，对劣质的、低预算的付费频道收落地费，要么改进品质，要么腾出频道，以解决频道资源紧张问题。
　　私有道路、桥梁现象的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缺少资金，部分地区允许私人修建收费的桥梁和公路，不仅使公共资源私有化，而且形成了垄断价格和超额利润，引起了社会极大的不满。而且一旦有免费道路或桥梁可走，人们往往宁可绕道行走，也不走付费公路和桥梁，导致投资无效率或低效率。有线网络公司企业化实际上是公共资源企业化的运作方式，同样可以形成垄断价格。典型的现象就是落地费不断涨价，最终会导致节目投入减少，导致网络资源利用无效率。由于百姓消费的不是有线网络而是所传输的节目，这种无效率最终导致会用户的流失。同仁们可以简单计算每个频道的基本成本，就会发现开路频道落地费收入大于频道成本，所谓的付费频道收入远远低于频道成本，属于总体无效率。因此，有线网络对开路落地费涨价应该有所节制，而对付费频道应该开路化，同时征收落地费，以便使整个有线网络具有更高效率。如同收费桥梁附近会出现低廉的摆渡船一样，有线的自然垄断性就预示着替代品的出现，因此IPTV出现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电视台“叛逃”也是有线盲目落地费涨价和网台矛盾的必然结果。
　　教授剽窃和抄袭现象的启示
　　教授剽窃和抄袭事件时有被揭露，导致教授身败名裂。实际上，学生的剽窃和抄袭现象远比教授严重和广泛，为什么主要揭露的是教授而不是学生？原因非常简单，教授是公众人物，发表的作品很容易被发现，也很容易被追诉。有线网络即将走向高清交互时代，在节目集成中务必要注意版权问题，同教授一样，有线电视的公众性大于其他媒体，一旦盗版，很容易被发现和被追诉。相反，互联网几乎是仿制品的天堂，充满了剽窃和抄袭。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必然会不断加大打击力度。随着不断的打击，互联网盗版的优秀作品会越来越少，也会逐步丧失其吸引力。
　　私立大学现象的启示
　　国内已经出现许多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具有某种营利性，学费较高，招生范围较宽、入门门槛较低，教学比较灵活，课程面向市场设置。私立大学已经成为大学教育资源不足的有效补充。同样，在电视内容领域也存在许多不足，在传统体制下，电视内容主要是所谓“三网融合”限定的电视台形态，即时政或新闻、电影、电视剧之类的内容。电视台形态将内容领域局限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而对经济和社会的非电视台形态，既缺少经营理念，也缺少服务意识、运营经验、市场能力、资本和人才。实践证明，在现有机制下，电视台难以弥补自身的不足。解决的最好方式就是类似私立医院和私立学校一样，走市场化的道路，引入民营资本开展非时政的、非电视台形态的业务，如电视电子商务。市场机制决定了民营业务比台内企业更好管理，淘汰机制更为有效。也就是说，有线要注重非电视台形态业务的开发力度，一方面弥补电视台的不足，另一方面与电视台合作共赢，促进网台联合。
　　大学排名现象的启示
　　教育是一种信用产品，也就是先消费，后评估。学校的价值是各种资源的综合体，由于学校排名提供的信息量非常有限，排名很容易被操纵，排名对教育质量的提高也非常有限，典型的现象就是越是名校越敢胡来，因此，大学排名的可信度和价值值得质疑。同样，传媒也是信用产品，靠收视率排名同样值得质疑。因为收视率太容易被操纵，例如，频道排序可导致所谓地方台和央视收视率高的假象；政策也可以导致收视率虚高，如除夕只允许有一家播出春晚；文化差异可以导致收视率不均衡；此外，是手段缺乏科学性，如样本的不足和偏差。因此，收视率难以与节目质量对应。假设按照广告收入排名，恐怕排名顺序就会发生变化。需要指出的是，有线运营商实现交互电视后，可以提供大量的数据，完全有条件开发新的数据模型为电视台和节目提供商提供服务。提醒同仁们注意的是，运营商的数据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满足电视台招商广告用的数据；一类基本上是原始数据，作为辅助电视台进行生产和运营的手段。
　　油炸食品现象的启示
　　2005年，卫生部公布了《食品中丙烯酰胺的危险性评估》报告，提醒居民改变吃油炸和高脂肪食品为主的饮食习惯。但油炸食品因其酥脆可口、香气扑鼻，能增进食欲，所以深受许多成人和儿童的喜爱，特别是深受低收入家庭的喜欢。经济学上有一种吉芬商品现象，是指当价格上升时，因收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因此人们对该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研究表明，油炸和高脂肪食品与贫穷呈现正相关关系。电视具有吉利商品的某种特性，越是穷人越是离不开电视，按照经济学观点，有线电视涨价会减少消费量，事实也是如此，但愤怒地离开有线转向更便宜直播卫星的是穷人，不是富人，由此可见穷人始终离不开电视，所以说电视是穷人的电视，有线电视涨价宛如向穷人征税。有线第二端保留6套的政策，更是消灭了电视的幸福感和公共福利感。同时，有线涨价、第二端保留6套和按端收费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导致社会净福利降低。如果说向香烟征税是征收罪恶税，有线电视涨价就是征收幸福税。有线电视既然作为公共福利性事业，其发展中的资金问题，要么由税收来补贴，纳入公共财政；要么放开市场价格，由百姓来选择或决定。 　　地沟油现象的启示
　　通过广泛的宣传，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地沟油的危害，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识别地沟油呢？专家们总结的方法是一看、二闻、三尝、四听、五问。听起来很简单，实际掌握非常难。地沟油现象引出一个信息成本问题，在此案例中，信息传播成本并不高，但信息吸收成本非常高。经济学上称之为人们想要消费的东西只会作出个人判断而不会理会有限证据。数字电视也好，交互电视也好，虽然增加了许多应用，但百姓掌握起来太困难，也就是吸收成本太高，导致最终无法推广。数据广播就是典型的案例，虽然技术先进，但市场无效率。所以，有线在数字电视或交互电视的使用上一定要回归传统或习惯，包括应用的逻辑、遥控器的使用，都要尽可能地按照或将就百姓原有的习惯，以便降低信息的吸收成本。
　　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启示
　　不可否认，没有政府的干预，房地产价格不可能得到遏制。政府干预之所以有效，除了政府拥有大量资源外，政府干预的成本通常较低。有线网络整合是大势所趋，多数采用行政整合，而非市场整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合成本。采用市场整合，各个有线网络公司如同被政府征用土地一样，不是以市场价值估价而是按心理价位估价，其往往高于市场价值，甚至会出现钉子户乱要价，导致整合成本加大，这些成本最终形成了整合后网络公司的巨大债务，影响未来运营。而行政整合可以在尊重市场价值的情况下，降低整个整合成本。
　　报考公务员现象的启示
　　公务员是社会热门职业，报考人数众多。2010年，仅山东省报考人数就达40.8万。公务员之所以成为热门，除了就业、社会地位、福利保障、具有晋升空间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职业稳定，尽管有绩效考核，但隐含着终身制。公务员采用这种方式旨在既让公务员全力以赴地高投入，又驱使公务员对职业保持较高的忠诚度。多数有线网络公司尽管有正式工和劳务工之分，实际上隐含某种终身制，终身制最大的弊端是通过降低员工的懒惰成本而助长懒惰，放弃了对逃避责任的惩罚，因此有能力的员工依然跳槽，差的员工则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加上被迫接收的七大姑、八大姨，致使某些有线网络公司成为了各种关系的“军人服务社”。现代企业同公务员一样青睐员工的高投入和高忠诚度，但不一定采用终身制的方式，可通过为员工提供晋升空间，并配合绩效考评，鼓励员工为企业高投入，同时通过工龄工资培养员工的忠诚度。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启示
　　近年来，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都在不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其目的是“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从社会经济角度，这是一把双刃剑，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导致企业对技术较高员工需求的增加，降低了对低技术员工的需求，甚至导致低技术劳工失业。在最低工资标准下，有线网络公司的低级职位也纷纷出现高学历报名现象，例如客服岗位理论上应该雇佣高学历的人员，但实际上反而更应该招收低学历的员工，雇佣中专、大专人员，而非大学本科。因为，高学历者期望值也高，最低工资标准只是保障了其期望值的下限，因此很不稳定，流失率高，最终企业付出的成本也大，包括培训成本和机会成本。相反，最低工资标准使得低学历人员失去了市场成本竞争力，一旦有了工作岗位会更加珍惜。
　　广电老面孔现象的启示
　　在其他行业或部门中会经常遇到很多新面孔的领导，特别是经济部门，而广电行业多年来新面孔的领导不多。通俗地讲，广电行业被晋升、被提拔的不多。但这并不代表广电没有人才，而是其行业性质决定的。按照经济学观点，当产出难以计量时，取而代之的是控制投入。尽管广电的经济指标可以计量，但经济总量太小，可以忽略不计。考核广电的主要是政治指标，而政治指标通常不是很简单，即难以计量或考评。例如有线的安全传输，采用技防来防止插播就很简单，而其他的安全就难以计量。因此，如果广电领导要进步，要得到政府的重用和提拔，就要设法让其企业或行业的产出可计量，而且可计量的产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份量。典型的案例就是发改委屡屡驳回广电的请求，不是广电没有申诉清楚，也不完全是发改委不理解，而是广电行业的产出没有办法计量；即便是计量出来了，在国民经济中也无足轻重。
　　“留不住、赶不走”现象的启示
　　“好的留不住，差的赶不走”是国有企业的普遍现象。有线网络公司往往存在两种类型的人员，一种是候鸟型员工，即时机成熟就跳槽；另一种是关系型员工，再差也赶不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有线缺乏有效的现代企业机制，因此产生大量定期迁移的候鸟型员工。此外，有线也缺乏现代企业的福利机制，即低级职位靠福利，高级职位靠薪酬。之所以建议有线网络公司对技术人员采用逐年加薪的企业工龄工资，是因为企业特定成本（经验成本）太高。有线要学会合理用好关系型员工，按照经济学观点，雇佣关系型员工关键是评估可能寻租行为的收益性。寻租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干预而获利的活动。
　　高管天价薪酬现象的启示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备受争议，据说排在首位的有2800多万。高管的薪酬与企业规模有关，且高管的工资占收入的很小比例，主要是优先认股权和其他激励，即非工资性的补偿。此外，高管高薪是否可以执行还与社会文化以及股权环境有关，例如，美国文化不妒忌高薪，而且多数上市公司股权分散，监督力弱。广电企业高管的工资比一般员工高出许多，但不可能出现天价。首先，广电非常传统，属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其次，相对高薪是为了打造一流的、负责任的管理团队，其经济理论和实践证明，没有高薪就没有一流的领导团队和责任心；第三，由于没有非工资性补偿，造成工资差额突出；最后，广电的股东高度集中，监督性强。不过，广电高管高薪的缺点是工资与企业规模没有明显的挂钩关系。
　　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启示
　　收入分配不均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需要说明的是，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是指分配机制不合理，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收入差距则具有其客观性，由于人们在前期的教育和技术投资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收入差距可以视为教育和技术的投资回报。此外，智商、精力、健康、社交能力、性格、信心、外表吸引力、天资、运气等都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也就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倾向于精英主义。有线网络公司之间的收入差距，理论上不是收入问题，而是贫困问题。贫困是资源匮乏的社会问题，收入是分配问题。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的客观性，有线网络公司的技术人员工资就应该高。而收入不均有利于有线网络公司人才精英化，在收入分配形式上，有线的底层员工要以涨工资为主，高层员工则以奖金为主，因为工资超过一定数量后边际效用会递减。需要提醒同仁的是，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人才机制也是一种收入，属于非货币性收入。诸如：领导多罚，员工少罚；竞聘机制，而非关系机制，即企业没有所谓的“贵族文化”；企业配套福利或员工服务，如大病基金等。而新老员工的差距可以通过司龄工资来解决，司龄工资是一种解决新老员工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否则老员工会对新员工怀有敌意。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启示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社会上讨论的很激烈。一般经济学观点，企业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目标就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社会责任应该通过法律和合同以及个人对资源的使用来实现，而不是完全靠企业来实现，而董事会雇佣高管就是为了增加股东财富。企业有时为获得政府制度的倾斜，需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换取或交换，并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广告吸引消费者。但是，如果股东利益最大化不是指的利润，就是另外一回事。电信和广电的股东有很大的差异：电信的股东要求投资的企业收益最大化，其收益指的就是利润；而广电的大股东虽然也要求企业收益最大化，但收益却不完全是用利润来衡量，而是用社会稳定来衡量：即社会安定第一，利润第二。所以，广电强调社会责任的履行，实际上是代表了股东的第一利益。
　　大坝决堤现象的启示
　　每到洪水季节都会发生几起大坝决堤事件，社会纷纷抱怨水利建设投入不足，于是大坝决堤由二十年一遇改为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等。笔者不是反对加大水利建设的投入，而是多少年一遇才是合理的？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灾难的预防成本与灾难损失成本要基本一致，尽管人们愿意为避免死亡而付出成本，但并不是无止境，许多人请求安乐死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将网络安全比成大坝，有线大坝抵御洪水的能力远远高于电信。广电总局对播出安全是零事故要求，否则就立即下台，因此，安全灾难的损失成本对广电企业责任人而言是无限大。电信由于没有立即下台机制，实际上就对重大灾难提供了某种保险赔偿。此外，广电的事故损失不是按照直接成本来计算，而是按照社会负面影响的无形成本来计算，所以，为了避免“死亡”或立即下台，广电会不惜成本保障安全，因为“生命”无价。在安全责任管理上，广电采用属地负责制度，目的是防止等、靠、要，即经济学上防止搭国家或总公司便车的行为。在安全认识上，广电认为安全是保障国家不被颠覆的行为，而电信没有这种意识，只是普通事故思维而已，法轮功电话可以到处骚扰就是典型例证。如果说电信的安全大坝是十年一遇，广电的安全大坝就是百年一遇了。
　　同样的灾难预防道理，广电在技术投入上要有灾难损失成本的概念。例如，网络改造可以视为技术进步导致广电预防灾难的行为，如何改造，不仅需要计算重建成本，而且要计算未来技术再次落后造成的灾难损失成本，同仁们计算后，就会发现无论怎样改造都应该尽可能地在新敷设的分配网中增加光纤到户，以防未来更大的灾难损失。
　　啃老族现象的启示
　　啃老族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只是“啃老”的程度不同，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和生活的年轻人。啃老族符合哲学和经济学中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悖论”，意思是说，父母鼓励孩子努力，并防范风险；同时，又准备在关键时候，帮助孩子，结果是孩子知道困难时会得到帮助，反而会挥霍。有线具有“啃老族”的客观性或倾向性：由于有线电视传输的重要性，政府不会让有线无法运营不下去，可能导致某些有线不思进取，产生对上级或政府严重的依赖性，最终沦为“啃老族”。站在经济学立场上，解决有线“啃老族”的方式就是逼迫有线走向市场，取消地方保护，并允许有线破产、出让、兼并和重组。在现实有线无法走向市场的情况下，越是贫困的地区对总局的依赖性越强，因此总局的政策应该以贫困地区为参照物，而非富裕地区。
　　官僚主义严重现象的启示
　　官僚主义主要是脱离实际，并由此引起的决策周期长、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由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经济学上称之为官僚主义成本。官僚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政府部门表现的尤为明显，广电也不例外。其根源是机制问题，也就是集权与分权问题，集权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目前全国有线实际上是联邦机制，联邦制是一种分散治理的运行机制。但有线网络公司内部的权利却过于集中，特别是整合后的网络公司，由于信息传递过程中会发生信息遗漏或人为删除，因此，权力过于集中将导致决策信息不仅准确性不够，且即使信息也不充足，也没有可替代信息供选择，一旦决策失误或曲解将损失惨重。需要说明的是，集权和分权不是绝对的，集权的优势是降低成本（如集中采购、统一标准、共享资源等），分权的优势是提高积极性。属地的分公司往往比总公司更能了解当地居民的特殊需求。因此，整合后的网络公司不仅要学会合理集权，而且要学会分权，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必要的官僚主义成本具有其合理性。
　　灾区政府“乞讨”现象的启示
　　每当发生自然灾害，都会发生灾区政府乞求国家援助现象。也就是，以受害者自居，并往往以受害为托词，而不是检讨自己的防灾意识差，结果形成救灾、再救灾、不断救灾的恶性循环。有线也是一样，一味埋怨IPTV和直播卫星的竞争，也是以受害者自居，往往以IPTV和直播卫星为托词，掩盖自己服务不到位和政策的失误。结果形成了某些有线从不检讨自己、都是“他人之错”的不良风气。
　　大葱十元一斤现象的启示
　　产量减少价格就贵是正常的经济现象，因此，由于在某个时期，大葱产量少，大葱十元一斤很正常。但由于关乎民生，政府可能会进行干预，即进行价格调控。政府的价格调控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限制价格，一种给城市居民补贴。限制价格会严重挫伤生产者或农民的积极性，会出现今天调控大葱、明天调控芹菜的现象，且补贴也不平等，不能只给城里人补贴，不给农村人补贴。经济上最佳的方式是放开市场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这里引伸出一个资源分配问题，是根据价格分配，还是根据需要分配；前者是市场行为（通过市场行为调节供需矛盾），后者是福利行为。有线网络最大的资源就是频道，也有一个资源分配的性质问题。首先，频道资源是公共资源；其次，按照价格或购买力分配资源，与有线垄断的公共资源特性相矛盾，即垄断的公共资源应该为多数人服务；再者，按照价格或购买力分配会造成新的文化不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相互矛盾；最后，有线频道资源的分配是固定价格下的资源分配，所以，有线的频道资源应该按照需要分配，多数资源应分配给占多数的穷人，而不是少数富人：即多数资源是免费给穷人，少数是付费的给富人。数字化需要投入，导致成本的提高，但数字化的结果是频道数量增加，单个频道的成本下降。导致有线涨价的因素是内部体制或政策引起的，如果许可网络公司有充分的市场频道使用权，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涨价。 　　同样，直播卫星和有线电视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资源分配性质选择的问题。按照价格分配，就应该允许直播卫星进城，直播卫星进城后，势必逼着有线增加节目、改进服务。势必逼着有线改变现在保留6套、按端收费的损人不利己政策。同时，需要给予有线平等的机会，也就是与直播卫星和新媒体同样的政策。如果按需要分配，就是在有线电视未通达的地区发展直播卫星。
　　争吵二氧化碳排放量现象的启示
　　为了控制地球变暖，各国都在设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也彼此争吵不休。其中一个重要的争吵问题是到底应该投入多少去控制全球变暖？站在经济学立场上，这是一个贴现率问题，也就是通过计算未来的损失决定现在的投入或政策的问题，而且时间越长损失越多，损失越大价值缩水的程度就越大。数字电视的价值在于未来，在数字化的开始就得罪百姓，实际上是牺牲了未来更大的价值。如果得罪老百姓实现数字化的价值是1，贴现率8%，一年后的价值是1.08。得罪老百姓实际上放弃了未来价值的1.08，只是得到现值1。如果是5年，10年，损失更大。同样，是否应该投入高清交互电视或应该投入多少开展高清交互电视，取决于有线对没有高清交互电视未来损失的判断：假设高清交互电视总投入为有线5年内利润的总和，又假设没有高清交互电视，5年后有线将不复存在，再假设有线希望5年后像现在一样活着，那么有线就应该现在将全部的利润投入到高清交互电视普及中去。
　　水调价问题的启示
　　水资源紧张一直困扰着各级政府，纷纷采用调整水价方式控制水资源的使用，旨在鼓励节约用水。问题是居民用水只占5%左右，因此如何定价才有效率或达到调价的目的就成为了难题。为了使定价有效率，多数地区采用基础水价加阶梯涨价的方式，基础水价基本是不涨价，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有线电视数字化后，频道资源得到了丰富，可以引入更多频道落地，而且各省城市电视频道也很精彩，有线本应该多落地、少收费，即数字化后应该降低落地费，但由于不让异地交换节目，导致有线只有落地费独木桥，同时导致优秀的电视文化产品不能流通。因此，尽管有线落地费涨价，但由于没有达到丰富文化生活的目的，属于没有效率的定价或涨价。
　　死刑争论的启示
　　死刑问题众说纷纭，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从经济学角度，衡量是否采用死刑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威慑力。处置一个死刑能够威慑18个杀人犯，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不执行死刑，会间接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因此，死刑问题演变成拯救生命和掠夺生命问题。不执行死刑只是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执行死刑能够威慑犯罪，阻止掠夺更多人的生命。有线之所以会产生“七大姑、八大姨”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少听到有线主动开除或辞退犯错员工的事情，其结果如同谋杀，具有严重的负效应，掠夺了大多数员工的积极性。也就是，对一个人够意思了，对更多的人就不够意思。因此，建议对犯错的员工该辞退的一定要辞退，该开除的一定要开除，辞退或开除不仅严肃了企业的纪律和保持企业制度的威慑力，而且辞退或开除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辞退或开除。
　　兴奋剂现象的启示
　　之所以在体育竞赛中反对使用兴奋剂，不仅是为了保持体育竞赛的公平和公正，而且是防止兴奋剂对运动员自身的伤害。由于冠军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包括冠亚军之间奖励的巨大落差，导致仍然有运动员以身试法。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应该公平竞争，但现在新媒体的政策明显比传统媒体宽松。新媒体宽松的政策如同兴奋剂，新媒体允许服用，而传统媒体不允许服用，政策导致了不公平的竞争。而新媒体宽松的政策是以压制传统媒体为代价的，并不代表新媒体有优势，是旧媒体向新媒体的转移，而不是新媒体的创新，最终可能会滋生新媒体不思进取的惰性，反而会害了新媒体。政策的倾斜不仅导致新媒体比传统媒体具有竞争优势，而且会导致传统媒体采用新媒体名义以便享受新媒体的优惠政策，如单向数字化也号称为新媒体。
　　酒后驾驶罚款的启示
　　酒后驾驶罚款200～500元，一旦酒后驾驶造成严重的事故更要惩罚，甚至判刑。现在的问题是罚款最高是500元，醉酒驾车是2千元，为什么不是5千、5万？从经济学角度，酒后驾车的罚款力度需要估计酒后驾驶者数量、违章逮捕率、酒后驾车事故所带来的全部损失等，然后确定罚款的力度，而非随心所欲地确定或简单评估确定。同样，有线也需要采用类似方法惩罚因为服务态度不好导致用户流失到IPTV的员工。例如，假设总用户数是100万用户，需要再次服务比例是1%，需要服务的用户数就是1万；假设服务态度不好的比例是10%，年收视费是240元，并假设如果用户转向IPTV后可能再次回到有线的时间是3年，服务不好的每个用户的损失就是720元，全部的损失是72万；如果服务态度不好的员工只有10%被处罚，则服务态度不好的罚款金额至少应该是7200元，而不是720元；只有当全部服务态度不好的员工都被处罚时，才是720元。
　　彩票赌博现象的启示
　　在彩票丰厚奖金或小投入高回报吸引下，出现了一些彩民瘾君子，其性质不再是公益性，而是一种赌博。经济学将赌博定义为某些收入区间里收入增加带来的边际效益，赌博可以使人增加快感，可能赢钱因而产生诱惑力，赌博者往往认为输钱的可能性小。经济学将人的风险态度分为风险偏好者、风险厌恶者、风险中立者，其中，赌博者往往是风险偏好者。广电高清交互数字电视也有一个风险态度或风险评估问题：需要将高清交互数字化破产的风险和不进行高清交互数字化破产的风险进行比较，如果前者的风险大于后者，则进行数字化；否则，不进行。实际上不进行数字化，多数有线会受到直播卫星和IPTV的冲击，用户数将流失50%以上。因此，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做与不做都在冒风险，做了失败的风险反而更小。不管有线经营者的风险态度如何，有线没有保险可买，因此不要抱有任何幻想。经济学的命题是，当你只有最后一元钱，干不了别的什么事情，却可以赌博，也许赌博成功后边际收益可能增加，请问你赌还是不赌？
　　美国反恐理论的启示 　　美国伊拉克战争累计投入超过7700亿美元，尽管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没有找到萨达姆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多人认为美国是赔本赚吆喝，亏了。但美国反恐理论认为由于预防袭击的证据比袭击的证据更加不完善，一旦发生袭击后的未来损失成本远远大于当前的成本损失，因此，唯一真正对付恐怖主义的办法就是事前阻止。直播卫星和IPTV已经在有线网络公司中产生了恐慌或恐惧，有线也面临着一个是在IPTV和直播卫星侵蚀市场后进行高清交互数字化，还是现在就进行高清交互电视数字化的抉择问题。假设某有线网络公司有100万用户，现在没有钱进行高清交互数字化，未来将丢失50%的用户，即50万；如果现在借钱进行高清交互数字化，丢失10%用户，即10万。如果未来进行高清交互数字化，从对手手里可以抢回10%的用户，即5万，实际相比事前阻止的损失是35万用户。由此可见，现在投入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的效用远远大于未来效用，即未来成本会更高，因此，理论上有线借债也要实现双向数字化。
　　机场VIP贵宾室现象的启示
　　许多机场有银行、电信、移动、航空公司等特殊用户的贵宾室，即VIP贵宾室。企业一般将对企业贡献大的或有重大影响的用户视为VIP用户，提供某些特殊服务，机场贵宾室只是特殊服务的一种。有人认为这是对普通用户的一种歧视，其实这是一种区别对待，而不是基于偏见性质的歧视。有线也需要建立自己的VIP，特别是对官员：首先，各种官员的社会影响力大，消除官员负面影响的社会成本也高，即官员的负作用是普通百姓的数倍；其次，在服务成本一定或增加不大的情况下，对VIP实施特殊服务，只是一种区别对待，不是歧视百姓，但对有线而言有利于企业利益最大化。需要强调的是，高端人群需要特殊服务，也就是多收钱就需要多服务。各地卫视就是有线的高端客户，不能只是涨价，服务不增加。
　　小区保安现象的启示
　　小区的安全问题也是公共安全问题，理论上应该由政府的公安、武警等部门负责，现在却由私人企业性质的保安负责。其实就公共安全服务而言，政府服务和私人服务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私人服务不仅往往比公共服务更加有效，而且可以节省政府财政预算的开支。但保安容易没有纪律性，不良行为也较多，其行为也不具有强制性。既然公共安全服务政府都可以外包，广电的某些服务也应该考虑外包。某项服务是否适合外包需要综合评估：首先是效果上的评估，评估外包与不外包在效果上是否有差异；其次是经济性评估，评估企业是否节省了成本；再者是组织特征考虑，比如销售，有线不具有销售组织的特性，不如发展代理（外包的形式之一）；第四是人才的评估，评估企业是否具有此项服务的人才；第五评估工作的长期性，一般临时性的工作适合外包；最后需要评估纪律或约束力要求。有线要改变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做的习惯，学会利用社会资源、发挥社会优势，以便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某些有线之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做，无非一是满足自己的权力控制欲，二是满足技术人员的技术偏好或学技术的偏好。由于技术人员不负最终责任，有的学会了就跳槽或者要挟企业，最终既害企业又害领导。
　　争取财政支持现象的启示
　　在现有体制下，项目争取财政支持是一种普遍现象，地方争取中央财政支持，下级政府争取上一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有线发展高清交互电视或三网融合也需要争取财政支持，但经验缺乏，甚至不得要领。第一个要领是知彼解己：首先，政府考虑重点往往是硬件环境，而不是经常性的开支；其次，政府支持的往往是紧急事物；第三，政府喜欢影响面广的项目或影响力大的项目；最后，政府要支持的项目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公共性。第二个要领是学会吃亏占便宜。政府的支持项目企业不可能一点亏都不吃，也就是有线要学会配套，而不是全部，既要雪中送炭（对政府而言既重要又紧急的项目），又要锦上添花（如政府享受荣誉性、有线享受实惠的项目或面子工程，政府出小头、企业出大头）。第三个要点是帮助政府进行收益性评估。首先是项目对政府的价值，如经济的促进和社会的稳定；其次，是不实现该项目的政府损失的可能性；第三，不实现该项目给政府造成的损失，即可能性发生后的政府损失；最后是该项目对减少政府损失的效力。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所有政府资助项目都是好项目，有些明显有线难以配套、难以实现或没有显著收益的项目，政府给资助也不要承担。
　　代员工受罚现象的启示
　　员工犯错受罚的不是员工本人而是企业的现象普遍存在，经济学上称之为集体惩罚。广电总局经常由于各地网络公司错误行为遭受社会的指责或领导的批评也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集体惩罚背后的理论是，除了错误行为的真正实施者，某些人会比政府获取更多的信息可用于防止此错误的发生，集体惩罚的法律准则是重罪视为谋杀，所以，集体惩罚是成本巨大的惩罚措施。某些有线网络公司采用第二端模拟保留6套的政策，导致直播卫星20%以上的用户流失和IPTV15%以上的用户流失，可以视为有线集体被社会惩罚，导致有线实际数字化成本增加巨大，损失惨重。更为可悲的是，某些有线死不认错，因此还会继续遭受社会的集体惩罚。
　　广东乌坎村重选村委会事件的启示
　　中国目前逐步开始民主化进程，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才开始进行，以前不进行？首先，政治自由对经济的影响力较弱，但经济越是繁荣，人们政治自由的欲望越是强烈；其次，自由化程度与实际收入存在正相关性。从需求角度，自由被看成一种奢侈品，当人均收入很高时，用来维持个人自由程度的资源也会更加丰富。从供给角度，抑制富人的自由程度比限制穷人的自由程度成本高；第三，经济增长需要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减少政府干预。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可能威胁到经济自由，如果是互联网的民粹主义，实现公平就会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所以民主与经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贫穷国家可能有最诚实的选举，但没有判断能力，没有足够的独立能力和依法执行的能力。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很大，穷人还是占多数。不可否认，互联网比电视言论更加自由，是富人的奢侈品。从供给角度，满足穷人自由的成本低于富人。有线本身就很穷，其能力只能满足穷人，难以满足富人。因此，有线一定要树立为穷人服务的思想，为穷人服务好才是有线的职责所在。 　　“四小龙”现象的启示
　　相比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都是弹丸之地，但经济发展迅速。通俗地讲，小有小的优势，大有大的优势。经济学上既讲规模经济，也讲规模不经济，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一个度。有线正在推动网络整合，还要成立国家网络公司，似乎规模越大越好。从经济学角度，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平均成本和平均收益，因此有线要特别注意平均人工成本的收益，在技术上，统一标准具有规模经济，但是在管理规模，特别是分配网的管理上，要有一个度，并不是越大越经济。
　　防止腐败的启示
　　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提高透明度，倡导民主监督。近年来，广电也屡屡发生腐败案件，其中，采购、广告等领域是广电的高危地区。解决方式之一就是倡导民主，包括充分论证和集体决策。此外，尽可能地公开招标，避免指定采购。即便是指定采购也要询价和比价，并让商务谈判公开化。公开招标不仅是防止腐败的措施之一，也是保护干部和骨干技术人员的措施之一。
　　北京允许春节期间放鞭炮的启示
　　北京禁止放鞭炮多年，现在则允许在春节期燃放鞭炮。春节放鞭炮是一种习俗，其实很难禁止，即便是北京市禁止放鞭炮期间，也有人偷偷地放，或者到郊区放。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禁止放鞭炮所付出的成本并不比允许放鞭炮低。经济学认为的习惯是，当行为成本和收益与时间有关时，习惯成本与时间成反比，收益与时间成正比。养成习惯的成本属于沉没成本，而且一旦习惯养成，再做同一件事情就容易的多。言外之意，改变习惯会产生新的成本，要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文化认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而且收效甚微。信念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要素，也是一种习惯。改变一国的民族文化，就如同改变一国的社会准则与习俗一样，相当困难，尽管经济和技术的变革会导致文化发生许多变化。免费电视在中国是一种文化，改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而且收效甚微；付费电视进展缓慢，收益惨不忍睹，就是典型的案例。电视免费是一种信念，是中国电视文化非常重要的文化要素。免费电视是国家体制长期养成的国民习惯，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需要，也是几代电视人劳动的社会成果，而且是百姓对广电的一种政治信念。因此，打破人们对免费信念的坚持，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直播卫星的冲击、IPTV竞争的得逞都是有线开展付费业务付出的社会成本。此外，只会坐地收钱，不会销售，也是有线的组织文化，也很难改变，其调整成本巨大。所以建议有线遇到与销售有关的事物，尽可能地发展代理或外包。
　　小额贷款现象的启示
　　小额贷款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核心的经营类贷款，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广大工商个体户、小作坊、小业主。贷款的金额一般为20万元以下，1000元以上。由于小额贷款在改善民生、减少贫困方面做出了许多社会贡献，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和格拉明银行（前者是小额贷款提出者，后者是小额贷款实践者）。小额贷款主要存在违约风险大、交易成本大、不能偿付监管困难等问题，一般商业银行不愿意开展此项业务。从经济学角度，生产商的固定成本相对总成本越高，经营风险越大。有线固定成本很高，一旦决策失误，风险很大，特别是技术路线的决策失误。因此，建议有线先用小额投资进行试验，再做大投资，规避风险。此外，目前有线新业务和新产品过于集中在技术部门，其实其他非技术部门也有技术能力，也有新业务和新技术的想法。因此，建议有线借鉴小额贷款的理念，允许非技术部门进行新业务和新产品的试验，包括技术试验，但需要纳入统一管理。
　　财富不均现象的启示
　　财富不均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非仅仅中国。《2006年世界经济与社会调查：发散式的增长与发展》显示，2%的富人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经济研究表明，世界财富不均是国家之间不平等造成的，其中，最大的差距不是非来自实物或金融资本，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所创造的财富是实物类资产价值的三倍，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培养、营养和健康性投资。同样，不同地区有线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表面上是地区的经济差异导致发展的差异，实质上最大的差异是人力资源的差异。人力资本不是财富，但经济学视为财富的形式，因此，建议各地有线加大人力资源的投入，千万别“武大郎开店”。
　　怨天尤人现象的启示
　　在有线有一种怨天尤人的现象，最多的抱怨是得到不到政府的支持或援助。其实，在经济学上一直认为政府的财政援助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改变目前自身困局的政策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其次，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财政援助都附加了某种条件，国内政府财政支持最常见的附加条件是配套资金，也就是政府出一部分、企业出一部分，而且往往政府出很小一部分，并附加许多强制性的责任，例如完成任务的数量和时间、采购的方式、达到效果等；第三，财政帮助重在基础设施，而非员工福利和日常经营与市场支出；第四，财政援助或外援会降低自身变革的动力，即具有负面性；最后，由于财政援助，企业往往会减少自身应该的投入或应该重新分配的资源。不可否认，有线急需财政援助，但最为重要的是自身的变革。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笔者旨在抛砖引玉，透过社会的万象探询其中的道理，寻求有线的发展出路。俗话讲，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说实话，笔者的水平实在有限，但仍然希望提醒同仁，有线不是生活在太空中，而是生存在实实在在的社会中。因此。有线必需踏踏实实地研究社会，也就是研究自身生存的基本环境。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找到属于有线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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