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祥】 传家在线阅读
时间:2019-04-23 03:21: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压箱底”的传统智慧 任祥头顶上有不少“光环”—台湾京剧名伶顾正秋和台湾“前财政厅厅长”任显群的小女儿, 和杨祖珺同期出道的第一代民歌手,珠宝设计师,台湾第一才女……她的名片上印着“姚任祥”三个字,这是她另一个重要身份,台湾著名建筑师姚仁喜的妻子,“冠夫姓”是老一辈台湾人的习惯。
任祥是个极有烟火气的“名媛”,这个身份在她的生活中举足轻重。虽然在美国念书、生活多年,任祥却越来越“传统”,被朋友笑称是“裹小脚的”。在国外经历的比对之下,她反而更加感念中国传统的生活智慧。
任祥从小就“花头”多,母亲顾正秋总说她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为了帮助一直接受美国教育的三个孩子了解中国传统,任祥一鼓作气,花费五年时间,“上山下海”拿出了《传家》这套书。书中囊括了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法,被白先勇称赞为“美的百科全书”。
苦中作乐的好日子
白先勇称《传家》起因于“家传”。在书中,任祥回忆了不少自己小时候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顾正秋在台北永乐戏院唱戏,场场爆满,她的戏迷中最著名的当属蒋经国。但顾正秋却爱上时任台湾“财政厅厅长”任显群,两个人悄悄结婚,后来公开出现在了同为一代名伶张正芬的婚礼上。在历经入狱风波后,当局警告任显群不可在公共场合露面。全家便搬去了金山农场,过起隐居生活。这种经历也让任祥有了不同于其他名媛、“太太”的气质。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受到比一般家庭要严格的教育,父母亲有所规定、有所纪律,从小受到比较多的规范、老人家教你这一类话的教育。比如过年吃什么、应该怎么尊重节日、如何和长辈讲话,大概就是大陆带过去的,父母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沿袭下来。小时候听到的老人的对谈,那个礼数,那些很浅的印象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会蹦跳出来。
我还在学走路时就随父母移居金山农场。对这个世界和对父母的最早记忆,都是从金山农场开始的。七十多甲的山地,只住着我们一户人家,除了二哥和堂哥,我没有其他的朋友。那时的父亲是忙碌的农民,每天一早起来就出去巡视农场或者和工人到金山街上采购、办事情。母亲则是一个单纯的主妇,穿得很朴素,也很少化妆,脸上挂着好看的笑容。父亲常逗我们说:“你妈妈是一条蛇(妈妈属蛇),我们住在《白蛇传》中的金山寺,所以我叫这里是金山农场。”然后父亲还假装自己是许仙,一本正经地对母亲一鞠躬,亲热地叫一声“白娘子”!
那时我只知道“爸爸”和“妈妈”感情很好,很疼爱孩子,是一对好父母,还不知道“任显群”和“顾正秋”曾有过怎样的过去。晚上他们也会给我们说故事,但从不说他们的故事。父亲的朋友到农场来,有些人还喊他“任厅长”,我也不知道“厅长”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二哥对我说:“奇怪,我们爸爸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我就说:“大概是吧?”
我也一直相信父亲说的,因为母亲属蛇,所以我们住在《白蛇传》中的金山寺。直到1997年秋天,母亲才在回忆录中说出了真相,原来,他们是被“逼上金山”的,因为有人要他们“不可在闹市行走”,“不可在公共场合露面”,“不可在台北市区做生意”……
但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后悔住在金山农场,也没有抱怨过金山岁月。父母吞忍着那样大的委屈,经营农场也很艰辛,居住环境更是简陋,我们却都过得很快乐。现在回看,父母的快乐是因为走到天涯海角也不悔的爱情,我们的快乐是因为与大自然为伴:变化多端的天空,起伏的山峦,辽阔的农场,潺潺的溪水……每天吃过早饭,只要不下雨,我就跟着二哥和堂哥跑出去,看工人种草莓、除草、摘草莓或到溪边丢石头,玩水。不然就在门前跳绳、跳房子、拍皮球或把门前的七棵榕树当马骑。
我们在金山农场的家没有邻居,半山腰孤零零四五间砖砌的房子,屋顶盖的是茅草,光线也不好。那时候农场没有电,晚上点的是马灯,吃的用的水是用明矾沉淀过的溪水。台风来的时候,妈妈总和爸爸守在窗口,担心屋顶被风吹下来或田里的作物是不是被雨打坏了。
1966年,我已经上小学了,刘枋女士为母亲写的《顾正秋舞台回顾》在《征信新闻报》(今《中国时报》)连载,我才知道母亲曾经有过那么灿烂的舞台生活。但那时我太小,看不懂登在报上的文字背后的意义,只知道母亲的剧照登在报上,好漂亮,好神气。有个同学对我说:“我好羡慕你有那样的妈妈!”那时候的我,是一点也不懂那句话的意义的。我只是说:“有什么好羡慕呢?别人的母亲会做饭、打毛衣,还会给孩子送饭盒到学校,我的母亲可都不会啊!”
我只觉得母亲管教我非常的严格,例如教我们做人不可有“懒相”,行、坐、站都要有个样子;穿鞋走路每一步都要提起脚跟,不可拖着走。如果穿了个拖鞋走路走出声音了,打下去,第二次再打,第三次就罚跪。光是为了走路不可出声,我不知被罚跪过多少回才改了过来。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她对我使个眼色,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地方又做错了。
我想这和她小时候在梨园界的教育有直接关系。我母亲的老师是梅兰芳,梅兰芳在别人面前是不咳嗽的,要咳嗽、清嗓子,梅兰芳一定进到里屋去。之后再出来面对客人。现在看多可怜,多压抑,日子过成这样,但他们一代一代就是这样过来的,所谓家学,点点滴滴的,大概就是这一些。
记得我快20岁那年,有个长辈过大寿,家人替他办庆生会,我也被点名上台,表演我学过的“凤阳花鼓”,又要唱又要跳。我穿上领口绣花的蓝色凤仙装,舞鞋上系个小球,跳起来会在半空中闪呀闪的,好不热闹,台下的长辈们都带着微笑看我表演,我也忘掉紧张尽情地唱跳着。后来有个优美的过门动作,头由上方随着旋律的节奏转向观众,眼睛要妩媚有神地落到观众席的一个定点。好巧不巧,我的眼神那一刻刚好落到我妈的脸上,我看到几百个人带着微笑,却只有她脸上全无笑容,用严厉的眼神看着我,我脸上的笑容马上僵住了,心想是哪里出错了吗?身上也吓出汗来。
等我卸了妆来到她旁边用餐,所有人都赞美我表演得好,我也规矩地站着向他们一一举杯敬谢。我知道母亲从不轻易夸奖我,坐下来后就找个空当侧过头问她:“妈,还好吗?”她没有用正眼看我,只轻声说了一句:“调门太低了!”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妈妈的眼神。我想对于艺术工作者而言,不能犯错是最基本的法则,他们一直是用挑剔的眼神看待自己的“作品”,对母亲而言,我也是她的“作品”。到现在为止我都怕我妈妈,她要是真的不高兴起来,我比什么都害怕。我觉得父母应该有这样的威严在。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人怀疑传统的价值,但母亲对她师承的传统,从来不疑。这点我真的受她的影响很深,所以我的朋友都叫我“裹小脚的”,我也不以为意。
“花头”永远不嫌多
顾正秋没有想到女儿任祥会做这么多事情,她在《传家》的序中写道:嫁给仁喜后,她突然变成个管理主管,我真替她捏把汗:自己都没管好,还要管人?不会做账,哪能管账?只见她每天抱着电脑,说有新的程式可利用,常常弄到半夜三更,过一阵子,又做起室内设计,没日没夜地在工地监工,整个办公室堆满了材料。这小姐就是“不嫌多”,东西越多她玩得越来劲。一样玩过换另一样,每样都玩得很尽兴!我常常问她:“你玩儿的过瘾吗?”
我就是喜欢学这学那,我们家在这一点上很宽松,随便我学什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要学古筝、吉他,都没有意见。有些家庭觉得小孩子功课一定要很好。我上初中时成绩不太好,考试常常倒数第一名,有一次学校老师请爸爸去,我觉得让他没面子,担心他会数落我,没想到他一进门就说:“老师说你很爱笑,我听了很高兴!女孩子就是要笑眯眯的,将来先生累了一天回到家,太太臭个脸,那怎么行!我告诉你呀,笑眯眯跟好成绩,我当然要你笑眯眯的呀,只要60分及格就好!”
那时候我就整天抱着个吉他,16岁的时候也出了两张专辑。唱歌是我的兴趣,家里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只要晚上10点钟进门就对了。有一次我10点半才回家,完了,我妈妈站在楼下等着我,吓死我了。我们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有一些规矩千万不要触碰。
当时出唱片是年轻的时候一群朋友们在一起玩一玩,不可能为职业。我妈妈是不会答应我的。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她严格地跟我说不能走上这条路。演艺工作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能做真实的自己,我想这是她自己这么多年得来的经验。
我去美国念的是服装设计,当时做发表会我设计的都是时尚中带有中国边疆民族特色的衣服,很夸张的。我的家庭给我的好处是让我可以比对。年轻的时候也觉得美国自由自在的气氛很好,吸一口空气都是自由的,好棒。但是回来之后,还是觉得人是要有一个范围的。
现在大家讨论虎妈,我想应该要参考其中好的价值。我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小虎妈,虽然对我的功课上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拿个B回来就要禁足之类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不要看小孩子的优点,要看自己孩子的缺点。美国的整个环境是拿了一个B回来,妈妈说,很好啊很好啊,不会对孩子有一个A的要求,永远在保护丸子的状况。我觉得美式的教育是鼓励性质的,可如果考个C回来还鼓励什么啊?
刚开始接触美国的教育会很兴奋,觉得他们好棒,好人性。但后来发现也太过分了,太没有章法也不行,同时也感受到我们自己有这么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子。刚去美国的时候就感觉到中国的食物更好吃,和同学相处,发现他们的家庭关系比较薄弱。他们其实也很羡慕中国孩子,不管怎样,父母亲横竖还是照顾着你的,但是美国人过了大学就切断脐带,要面对工作、生存的压力。当然这是他们的文化,欧洲人不会。
毕业之后我并没有做服装设计。家族事业开始没几年,我就和我先生一起创业。他做建筑设计,一定有很多附加的室内设计,于是我就开始学做这些。这是时代的需求,从不会变到会,我自己不亦乐乎。
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我们接到一些大的工程,眼界比较开。我自己做室内设计,有的没的,也会叮叮当当做一些工艺。中国人一年四季送礼,端午、中秋、过年三个节,还有圣诞节,每一个节日我和我先生都会收到亲朋好友送来的礼物,因为要回礼,去百货公司看,发现看得上眼的买不起,买得起的又送不出手。因为这是每一季都会面对的问题,干脆自己进行礼物设计。因为我的资源很多,可以找人做车缝之类的加工,所以我设计的礼物不仅止于纸张进行表达,看起来琳琅满目,其实是每年做个四次,累积起来20多年的成果。后来我在这一块也有了一点名气,大家就在那里等着,看看今年送些什么。我喜欢做的东西和生活有关,能够用上的。比如中秋送月饼,我会在盒子上花很多心思,希望对方可以把盒子留着。工艺这部分是我的最爱。
我自己不常戴珠宝首饰,却很喜欢做闪闪发亮的美丽珠宝,那跟京剧里的服装头饰有很大的关系。以前看着妈妈在舞台上穿绫着缎,一顶头饰上不知缀着多少亮晶晶的珠宝,真是好不神奇。那印象一直跟着我,使我迷恋华丽的造型,鲜艳的色彩。
小时候在金山农场的经历造就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和一大片土地、和山在一起,所以我喜欢种菜,因为做《传家》这本书,我开始自己种菜、养鸡,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现在一天不摸摸土都不舒服。现在我自己家也在山里面,我很喜欢安静,小时候也没有什么玩伴,就是和那个土地玩啊。我常常独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让你比较有空间思考事情。
我喜欢插的花也是越大越好,我经常到山里去找枯枝,觉得好过瘾。山里的每一片叶子都要找阳光,有独特的线条和姿态,是山里面最美的东西。因此我插的花特别大,有100多公分,要的就是一个姿态。
《传家》与“家传”
《传家》是任祥写给三个孩子的书,起因是一次略有挫败的沟通。没想到写完之后自己都被感动。她最开心的是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对方说本来不打算要孩子的,读了《传家》之后决定要生了,因为发现有那么多可以传承给儿女的东西。
我的小孩都生在美国。回到台湾本来想去念中文学校,大女儿姚姚去的第一天,在课堂上要写孝顺的“顺”字,她当时连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会写,台湾就在写“顺”字了。这样跟不上,一直落后。我先生干脆说,转学!所以一直念台湾的国际学校,只能去美国念大学。
姚姚在休斯敦读大学时,我先生一直不愿意让她有车子。我虽然很早就开车,也了解在那好似沙漠的休斯敦,没有车等于没有脚,但是想到她有车以后,可能像翅膀硬了的鸟儿完全自由自主,就很自私地也不愿她有车。 在姚姚念大一的暑假,我和她花了四天三夜的时间,由旧金山开着我的老爷车到休斯敦。这也是我最后检验她的翅膀是否真的硬了的刻意安排。我像个严格的驾训考官,只要她头没回,习惯不好,就像鹦鹉一样地说,“头一定要回!”“不要快!”“小心!”一路上我俩天南地北地聊天,共同回忆她的过去,也聊她的未来,课业、环保、政治、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剧本以及朋友、家人、男人……我竭尽所能地想一口气告诉她什么是好男人,要怎么选未来的丈夫,希望把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都告诉她,提醒她要注意的种种。最后她下了结论:“再怎样都不可能找到像爸爸这么好的男人。”她还很泄气地说她大概不会想结婚了,因为她不能忍受男人不像爸爸那么好,或是男人比她笨,“干脆就不要结婚了!”
糟糕,这还了得!赶紧转移话题!于是我又花了大段的时间跟她宣扬传统中国女人相夫教子的道理,好的伴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定也是相互成长的。像她爸爸,结婚前租屋在外,几乎不回家陪父母过节,还说过“有不动产会阻碍我的自由”这样的名言。哪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有了房子,还开建筑设计事务所,为许多人的不动产服务。我们结婚前,母亲来巡视他租的公寓,看到自己女儿小鸟依人无怨无悔地偎在他身边,只好叹口气说:“洗衣机你总要买吧?冰箱也换个有冰柜的,否则半夜饿了没东西吃呀!”
我俩结婚后,是从那样的自由潇洒,慢慢一点一滴建立了“家”的概念;从只养一只狗的雅痞,到拥有三个孩子的热闹家庭。我也告诉她,夫妻之间是从两个不同的环境与概念慢慢相互影响缩小距离的。如果天上掉下一个十全十美的,那往后还有什么戏好唱呢?我妈当年也不可能知道她以为会受委屈的女儿,后来也终于拥有了冰柜等电器。
不过我也再三提醒女儿,能干要收起来,别露在外面把先生给淹没了。“有些女人是能干容易温柔难呀!”我把我的裹小脚道理告诉她:将来有了孩子,千万别让先生背那种软质的车棉尿布包,“因为那是女人的事情。”男人在外面要带兵打仗,不可以被琐碎的家务影响了气质。而且,男人的气宇轩昂也不尽然是天生的,大部分还得靠后援部队的整齐,使他能够比别人有把握,走起路来干干练练的。你想要有服帖的另一半,端看你自己怎么培养了,或是端看你自己怎么收敛自己了。否则,就算你找到一个如你所愿比你强的男生,而你跑得这么快,他成长不够你快,你大概没多久也会乏味的。
我万万没想到,在我的女儿翅膀硬了要飞走的前夕,我急切唠叨的,居然是这种古老的三从四德话题!跟我母亲当年告诫我的一样,居然一点进步也没有!当年我只觉得落伍,八股,不可思议,因为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呀!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会用同样的心情,想塞入女儿羽翼中的,尽是前人流传下来的老话。也许,不管世界有了多大的变化,中国女人的传统还是根深蒂固地在我们血液里吧?
抵达休斯敦后,我坐飞机回旧金山,在机上感慨哭得不成人形。隔壁旅客与空中小姐都来安慰,以为我发生了什么大事。知道我是为了女儿,反而嘲笑我,说你女儿离家上大学已经第二年了,你这个做妈的怎么还不能适应呢?
这就是《传家》这套书的缘起。我不是专业作家,以后也没有其他的写书计划。这套书的出版,完全是一厢情愿,独自摸索筹划完成。它不是我的梦,而是一件我认为该做的事。我的出发点纯粹是想要提倡“家庭”的价值,想要传承、分享以及贡献。
现在还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在读这个书,我希望能多和年轻的孩子讲,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这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文化的冲击。他们血液的DNA里有这些,他们原本是如此有质量的人,这是之前没有办法认识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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