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祥】 传家在线阅读
时间：2019-04-23 03:21: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压箱底”的传统智慧 任祥头顶上有不少“光环”—台湾京剧名伶顾正秋和台湾“前财政厅厅长”任显群的小女儿， 和杨祖珺同期出道的第一代民歌手，珠宝设计师，台湾第一才女……她的名片上印着“姚任祥”三个字，这是她另一个重要身份，台湾著名建筑师姚仁喜的妻子，“冠夫姓”是老一辈台湾人的习惯。
任祥是个极有烟火气的“名媛”，这个身份在她的生活中举足轻重。虽然在美国念书、生活多年，任祥却越来越“传统”，被朋友笑称是“裹小脚的”。在国外经历的比对之下，她反而更加感念中国传统的生活智慧。
任祥从小就“花头”多，母亲顾正秋总说她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为了帮助一直接受美国教育的三个孩子了解中国传统，任祥一鼓作气，花费五年时间，“上山下海”拿出了《传家》这套书。书中囊括了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法，被白先勇称赞为“美的百科全书”。
苦中作乐的好日子
白先勇称《传家》起因于“家传”。在书中，任祥回忆了不少自己小时候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顾正秋在台北永乐戏院唱戏，场场爆满，她的戏迷中最著名的当属蒋经国。但顾正秋却爱上时任台湾“财政厅厅长”任显群，两个人悄悄结婚，后来公开出现在了同为一代名伶张正芬的婚礼上。在历经入狱风波后，当局警告任显群不可在公共场合露面。全家便搬去了金山农场，过起隐居生活。这种经历也让任祥有了不同于其他名媛、“太太”的气质。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受到比一般家庭要严格的教育，父母亲有所规定、有所纪律，从小受到比较多的规范、老人家教你这一类话的教育。比如过年吃什么、应该怎么尊重节日、如何和长辈讲话，大概就是大陆带过去的，父母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沿袭下来。小时候听到的老人的对谈，那个礼数，那些很浅的印象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会蹦跳出来。
我还在学走路时就随父母移居金山农场。对这个世界和对父母的最早记忆，都是从金山农场开始的。七十多甲的山地，只住着我们一户人家，除了二哥和堂哥，我没有其他的朋友。那时的父亲是忙碌的农民，每天一早起来就出去巡视农场或者和工人到金山街上采购、办事情。母亲则是一个单纯的主妇，穿得很朴素，也很少化妆，脸上挂着好看的笑容。父亲常逗我们说：“你妈妈是一条蛇（妈妈属蛇），我们住在《白蛇传》中的金山寺，所以我叫这里是金山农场。”然后父亲还假装自己是许仙，一本正经地对母亲一鞠躬，亲热地叫一声“白娘子”！
那时我只知道“爸爸”和“妈妈”感情很好，很疼爱孩子，是一对好父母，还不知道“任显群”和“顾正秋”曾有过怎样的过去。晚上他们也会给我们说故事，但从不说他们的故事。父亲的朋友到农场来，有些人还喊他“任厅长”，我也不知道“厅长”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二哥对我说：“奇怪，我们爸爸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我就说：“大概是吧？”
我也一直相信父亲说的，因为母亲属蛇，所以我们住在《白蛇传》中的金山寺。直到1997年秋天，母亲才在回忆录中说出了真相，原来，他们是被“逼上金山”的，因为有人要他们“不可在闹市行走”，“不可在公共场合露面”，“不可在台北市区做生意”……
但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后悔住在金山农场，也没有抱怨过金山岁月。父母吞忍着那样大的委屈，经营农场也很艰辛，居住环境更是简陋，我们却都过得很快乐。现在回看，父母的快乐是因为走到天涯海角也不悔的爱情，我们的快乐是因为与大自然为伴：变化多端的天空，起伏的山峦，辽阔的农场，潺潺的溪水……每天吃过早饭，只要不下雨，我就跟着二哥和堂哥跑出去，看工人种草莓、除草、摘草莓或到溪边丢石头，玩水。不然就在门前跳绳、跳房子、拍皮球或把门前的七棵榕树当马骑。
我们在金山农场的家没有邻居，半山腰孤零零四五间砖砌的房子，屋顶盖的是茅草，光线也不好。那时候农场没有电，晚上点的是马灯，吃的用的水是用明矾沉淀过的溪水。台风来的时候，妈妈总和爸爸守在窗口，担心屋顶被风吹下来或田里的作物是不是被雨打坏了。
1966年，我已经上小学了，刘枋女士为母亲写的《顾正秋舞台回顾》在《征信新闻报》（今《中国时报》）连载，我才知道母亲曾经有过那么灿烂的舞台生活。但那时我太小，看不懂登在报上的文字背后的意义，只知道母亲的剧照登在报上，好漂亮，好神气。有个同学对我说：“我好羡慕你有那样的妈妈！”那时候的我，是一点也不懂那句话的意义的。我只是说：“有什么好羡慕呢？别人的母亲会做饭、打毛衣，还会给孩子送饭盒到学校，我的母亲可都不会啊！”
我只觉得母亲管教我非常的严格，例如教我们做人不可有“懒相”，行、坐、站都要有个样子；穿鞋走路每一步都要提起脚跟，不可拖着走。如果穿了个拖鞋走路走出声音了，打下去，第二次再打，第三次就罚跪。光是为了走路不可出声，我不知被罚跪过多少回才改了过来。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她对我使个眼色，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地方又做错了。
我想这和她小时候在梨园界的教育有直接关系。我母亲的老师是梅兰芳，梅兰芳在别人面前是不咳嗽的，要咳嗽、清嗓子，梅兰芳一定进到里屋去。之后再出来面对客人。现在看多可怜，多压抑，日子过成这样，但他们一代一代就是这样过来的，所谓家学，点点滴滴的，大概就是这一些。
记得我快20岁那年，有个长辈过大寿，家人替他办庆生会，我也被点名上台，表演我学过的“凤阳花鼓”，又要唱又要跳。我穿上领口绣花的蓝色凤仙装，舞鞋上系个小球，跳起来会在半空中闪呀闪的，好不热闹，台下的长辈们都带着微笑看我表演，我也忘掉紧张尽情地唱跳着。后来有个优美的过门动作，头由上方随着旋律的节奏转向观众，眼睛要妩媚有神地落到观众席的一个定点。好巧不巧，我的眼神那一刻刚好落到我妈的脸上，我看到几百个人带着微笑，却只有她脸上全无笑容，用严厉的眼神看着我，我脸上的笑容马上僵住了，心想是哪里出错了吗？身上也吓出汗来。
等我卸了妆来到她旁边用餐，所有人都赞美我表演得好，我也规矩地站着向他们一一举杯敬谢。我知道母亲从不轻易夸奖我，坐下来后就找个空当侧过头问她：“妈，还好吗？”她没有用正眼看我，只轻声说了一句：“调门太低了！”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妈妈的眼神。我想对于艺术工作者而言，不能犯错是最基本的法则，他们一直是用挑剔的眼神看待自己的“作品”，对母亲而言，我也是她的“作品”。到现在为止我都怕我妈妈，她要是真的不高兴起来，我比什么都害怕。我觉得父母应该有这样的威严在。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人怀疑传统的价值，但母亲对她师承的传统，从来不疑。这点我真的受她的影响很深，所以我的朋友都叫我“裹小脚的”，我也不以为意。
“花头”永远不嫌多
顾正秋没有想到女儿任祥会做这么多事情，她在《传家》的序中写道：嫁给仁喜后，她突然变成个管理主管，我真替她捏把汗：自己都没管好，还要管人？不会做账，哪能管账？只见她每天抱着电脑，说有新的程式可利用，常常弄到半夜三更，过一阵子，又做起室内设计，没日没夜地在工地监工，整个办公室堆满了材料。这小姐就是“不嫌多”，东西越多她玩得越来劲。一样玩过换另一样，每样都玩得很尽兴！我常常问她：“你玩儿的过瘾吗？”
我就是喜欢学这学那，我们家在这一点上很宽松，随便我学什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要学古筝、吉他，都没有意见。有些家庭觉得小孩子功课一定要很好。我上初中时成绩不太好，考试常常倒数第一名，有一次学校老师请爸爸去，我觉得让他没面子，担心他会数落我，没想到他一进门就说：“老师说你很爱笑，我听了很高兴！女孩子就是要笑眯眯的，将来先生累了一天回到家，太太臭个脸，那怎么行！我告诉你呀，笑眯眯跟好成绩，我当然要你笑眯眯的呀，只要60分及格就好！”
那时候我就整天抱着个吉他，16岁的时候也出了两张专辑。唱歌是我的兴趣，家里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只要晚上10点钟进门就对了。有一次我10点半才回家，完了，我妈妈站在楼下等着我，吓死我了。我们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有一些规矩千万不要触碰。
当时出唱片是年轻的时候一群朋友们在一起玩一玩，不可能为职业。我妈妈是不会答应我的。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她严格地跟我说不能走上这条路。演艺工作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能做真实的自己，我想这是她自己这么多年得来的经验。
我去美国念的是服装设计，当时做发表会我设计的都是时尚中带有中国边疆民族特色的衣服，很夸张的。我的家庭给我的好处是让我可以比对。年轻的时候也觉得美国自由自在的气氛很好，吸一口空气都是自由的，好棒。但是回来之后，还是觉得人是要有一个范围的。
现在大家讨论虎妈，我想应该要参考其中好的价值。我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小虎妈，虽然对我的功课上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拿个B回来就要禁足之类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不要看小孩子的优点，要看自己孩子的缺点。美国的整个环境是拿了一个B回来，妈妈说，很好啊很好啊，不会对孩子有一个A的要求，永远在保护丸子的状况。我觉得美式的教育是鼓励性质的，可如果考个C回来还鼓励什么啊？
刚开始接触美国的教育会很兴奋，觉得他们好棒，好人性。但后来发现也太过分了，太没有章法也不行，同时也感受到我们自己有这么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子。刚去美国的时候就感觉到中国的食物更好吃，和同学相处，发现他们的家庭关系比较薄弱。他们其实也很羡慕中国孩子，不管怎样，父母亲横竖还是照顾着你的，但是美国人过了大学就切断脐带，要面对工作、生存的压力。当然这是他们的文化，欧洲人不会。
毕业之后我并没有做服装设计。家族事业开始没几年，我就和我先生一起创业。他做建筑设计，一定有很多附加的室内设计，于是我就开始学做这些。这是时代的需求，从不会变到会，我自己不亦乐乎。
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我们接到一些大的工程，眼界比较开。我自己做室内设计，有的没的，也会叮叮当当做一些工艺。中国人一年四季送礼，端午、中秋、过年三个节，还有圣诞节，每一个节日我和我先生都会收到亲朋好友送来的礼物，因为要回礼，去百货公司看，发现看得上眼的买不起，买得起的又送不出手。因为这是每一季都会面对的问题，干脆自己进行礼物设计。因为我的资源很多，可以找人做车缝之类的加工，所以我设计的礼物不仅止于纸张进行表达，看起来琳琅满目，其实是每年做个四次，累积起来20多年的成果。后来我在这一块也有了一点名气，大家就在那里等着，看看今年送些什么。我喜欢做的东西和生活有关，能够用上的。比如中秋送月饼，我会在盒子上花很多心思，希望对方可以把盒子留着。工艺这部分是我的最爱。
我自己不常戴珠宝首饰，却很喜欢做闪闪发亮的美丽珠宝，那跟京剧里的服装头饰有很大的关系。以前看着妈妈在舞台上穿绫着缎，一顶头饰上不知缀着多少亮晶晶的珠宝，真是好不神奇。那印象一直跟着我，使我迷恋华丽的造型，鲜艳的色彩。
小时候在金山农场的经历造就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和一大片土地、和山在一起，所以我喜欢种菜，因为做《传家》这本书，我开始自己种菜、养鸡，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现在一天不摸摸土都不舒服。现在我自己家也在山里面，我很喜欢安静，小时候也没有什么玩伴，就是和那个土地玩啊。我常常独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让你比较有空间思考事情。
我喜欢插的花也是越大越好，我经常到山里去找枯枝，觉得好过瘾。山里的每一片叶子都要找阳光，有独特的线条和姿态，是山里面最美的东西。因此我插的花特别大，有100多公分，要的就是一个姿态。
《传家》与“家传”
《传家》是任祥写给三个孩子的书，起因是一次略有挫败的沟通。没想到写完之后自己都被感动。她最开心的是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对方说本来不打算要孩子的，读了《传家》之后决定要生了，因为发现有那么多可以传承给儿女的东西。
我的小孩都生在美国。回到台湾本来想去念中文学校，大女儿姚姚去的第一天，在课堂上要写孝顺的“顺”字，她当时连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会写，台湾就在写“顺”字了。这样跟不上，一直落后。我先生干脆说，转学！所以一直念台湾的国际学校，只能去美国念大学。
姚姚在休斯敦读大学时，我先生一直不愿意让她有车子。我虽然很早就开车，也了解在那好似沙漠的休斯敦，没有车等于没有脚，但是想到她有车以后，可能像翅膀硬了的鸟儿完全自由自主，就很自私地也不愿她有车。 在姚姚念大一的暑假，我和她花了四天三夜的时间，由旧金山开着我的老爷车到休斯敦。这也是我最后检验她的翅膀是否真的硬了的刻意安排。我像个严格的驾训考官，只要她头没回，习惯不好，就像鹦鹉一样地说，“头一定要回！”“不要快！”“小心！”一路上我俩天南地北地聊天，共同回忆她的过去，也聊她的未来，课业、环保、政治、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剧本以及朋友、家人、男人……我竭尽所能地想一口气告诉她什么是好男人，要怎么选未来的丈夫，希望把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都告诉她，提醒她要注意的种种。最后她下了结论：“再怎样都不可能找到像爸爸这么好的男人。”她还很泄气地说她大概不会想结婚了，因为她不能忍受男人不像爸爸那么好，或是男人比她笨，“干脆就不要结婚了！”
糟糕，这还了得！赶紧转移话题！于是我又花了大段的时间跟她宣扬传统中国女人相夫教子的道理，好的伴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定也是相互成长的。像她爸爸，结婚前租屋在外，几乎不回家陪父母过节，还说过“有不动产会阻碍我的自由”这样的名言。哪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有了房子，还开建筑设计事务所，为许多人的不动产服务。我们结婚前，母亲来巡视他租的公寓，看到自己女儿小鸟依人无怨无悔地偎在他身边，只好叹口气说：“洗衣机你总要买吧？冰箱也换个有冰柜的，否则半夜饿了没东西吃呀！”
我俩结婚后，是从那样的自由潇洒，慢慢一点一滴建立了“家”的概念；从只养一只狗的雅痞，到拥有三个孩子的热闹家庭。我也告诉她，夫妻之间是从两个不同的环境与概念慢慢相互影响缩小距离的。如果天上掉下一个十全十美的，那往后还有什么戏好唱呢？我妈当年也不可能知道她以为会受委屈的女儿，后来也终于拥有了冰柜等电器。
不过我也再三提醒女儿，能干要收起来，别露在外面把先生给淹没了。“有些女人是能干容易温柔难呀！”我把我的裹小脚道理告诉她：将来有了孩子，千万别让先生背那种软质的车棉尿布包，“因为那是女人的事情。”男人在外面要带兵打仗，不可以被琐碎的家务影响了气质。而且，男人的气宇轩昂也不尽然是天生的，大部分还得靠后援部队的整齐，使他能够比别人有把握，走起路来干干练练的。你想要有服帖的另一半，端看你自己怎么培养了，或是端看你自己怎么收敛自己了。否则，就算你找到一个如你所愿比你强的男生，而你跑得这么快，他成长不够你快，你大概没多久也会乏味的。
我万万没想到，在我的女儿翅膀硬了要飞走的前夕，我急切唠叨的，居然是这种古老的三从四德话题！跟我母亲当年告诫我的一样，居然一点进步也没有！当年我只觉得落伍，八股，不可思议，因为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呀！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会用同样的心情，想塞入女儿羽翼中的，尽是前人流传下来的老话。也许，不管世界有了多大的变化，中国女人的传统还是根深蒂固地在我们血液里吧？
抵达休斯敦后，我坐飞机回旧金山，在机上感慨哭得不成人形。隔壁旅客与空中小姐都来安慰，以为我发生了什么大事。知道我是为了女儿，反而嘲笑我，说你女儿离家上大学已经第二年了，你这个做妈的怎么还不能适应呢？
这就是《传家》这套书的缘起。我不是专业作家，以后也没有其他的写书计划。这套书的出版，完全是一厢情愿，独自摸索筹划完成。它不是我的梦，而是一件我认为该做的事。我的出发点纯粹是想要提倡“家庭”的价值，想要传承、分享以及贡献。
现在还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在读这个书，我希望能多和年轻的孩子讲，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这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文化的冲击。他们血液的DNA里有这些，他们原本是如此有质量的人，这是之前没有办法认识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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