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不是无影灯(下)】 无影灯下 电视剧
时间：2019-04-17 03:1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的启蒙是什么？这是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问，中国是不是经过启蒙？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 一种说法是根本没有。如果你说启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事，与其他地区无关，如果你拿西方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当然没有：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有也等于没有，就像崔健唱的，我们一无所有。既然没有，咱们就不用讨论了，倒也省事。
另一种说法是有。启蒙波及全世界，西方的影响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能说没有！比如咱们这个北京城，金元明清是古都，当然有很多旧宫旧苑。但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地坛、日月坛、先农先蚕坛、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玉泉山，民元以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对民众开放的公共设施，不是改博物馆，就是变公园。博物馆和公园就是打外国传入的。
中国的新，有些是全新，比如天安门广场。我见过的汉学家都说是学苏联老大哥。但叫我看，怎么看都像美国的华盛顿：人民大会堂像国会山，中国国家博物馆像史密森学会（围着大草坪一圈的美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华盛顿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像林肯纪念堂。除方向不同，一个坐西朝东，一个坐北朝南，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个广场是中国人的集体设计，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出过主意，根本没苏联什么事。
另一种新是翻新，比如北京的马路。有个法国朋友说，这也是学苏联老大哥。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的设计。你们的马路又宽又直，让人迈开步子就刹不住脚，无心在路边坐下喝咖啡，当然也就无法交头接耳谈政治了。我认识的汉学家，谁听了都说有道理。但中国人，谁听了都莫名其妙。其实，北京的棋盘街，那是古人的设计，近现代只是在上面铺了柏油，下面修了下水道，路边竖了电线杆子和路灯，有些加宽，有些打通，如此而已。
古今的关系，一般是这样，但大家总是分不清，连我们的老师都分不清。
我理解，中国的“启蒙”是个大词，不光是北大、清华，不光是商务、中华，不光是知识分子，不光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它也包括革命，它也包括战争，它也包括全民族的动员和劳苦大众的觉醒。
中国的启蒙运动，过去都说是五四运动。这事在辛亥革命之后，不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西方的顺序不一样。非当革命背景，只能排在另一场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过去，大家都这么讲。
五四运动的背景是战争与革命，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是十月革命。当时，大家的共同点是弃旧图新。弃旧图新是为了救国。其领军人物，既有李大钊、陈独秀这号人，也有鲁迅、胡适这号人。启蒙是为了凿破混沌，但启蒙本身也是混沌。我们和欧洲一样，保守和激进同样来自启蒙，都是启蒙的遗产。中国的启蒙，其实不止一次。“文革”后的启蒙也如此，当时大家都是启蒙派。现在怎么样？左右分化之局已定，剑拔弩张的气氛又出现。
五四运动是个伟大的运动，缺点当然有，而且不少。它也和西方的启蒙一样，同样有阴暗面，但我还是要说，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当年，但丁用意大利文写《神曲》，马丁·路德用德文译《圣经》，这就是他们的白话运动。
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教，儒教没有群众基础，不像基督教，一开始就起于大众，因此根本不是宗教（耶稣会也不认为它是宗教），更不是普世宗教，但它在中国影响太大，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想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影响太大，确实是个主流意识形态，就像马克思说黑格尔哲学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欧洲比较，只有一件事差为近之，这就是打倒宋以来的那个孔家店（注意：不是打倒孔子）。
现在，全世界都风靡保守，我们这儿也一样，闻“左”色变。洋务可以叫启蒙，立宪（君主立宪）可以叫启蒙，“五四”不能叫，“五四”以后不能叫，一九四九年后更不能叫，所有左翼文学和左翼史学都在推翻打倒之列。这股风从台湾来，从蒋家王朝的遗老遗少来，从某些美籍华人学者来，从国际大气候——“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来。
一九五七年，胡适当“中研院院长”，蒋介石祝贺，大骂“五四”，说“五四”导致赤化。胡适当面反驳，说你错了，“五四”是文化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是不是纯粹的文化运动，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蒋介石说“五四”导致赤化，也未必错。但五四运动的主题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弃旧图新、救亡图存。共产党的成立还在其后。如果你连自由和爱国也否定，连胡适本人也搁里边，别说共产党不接受，胡适也不接受。现在，大陆骂“五四”，时髦成风，跟蒋介石一个说法。难怪美国的陶涵（Jay Taylor）写《蒋介石传》，其结束语说，蒋虽赍志而殁，但他的反攻大陆，其实已经成功。
台湾意识形态，逃于共者归于蒋，逃于蒋者归于美，出不了这两类。“五四”不是启蒙，你说什么是？是不是只有宋明理学加美国基督教才是。比如蒋介石夫妇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国民党理解的启蒙运动。新生活运动，下场如何？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他自己都说了，停办。咱们这儿倒好，有人接着办。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叫“救亡压倒启蒙”。此说影响很大。他俩争发明权，我们不必管，重要的是，它迎合了中国的文化气氛。这本图录，中方学者高毅和徐前进对此说有评论（见图录133—134页），属于委婉否定，读者可参看。其实，这话搁当年，大家听得懂吗？我不明白，列强瓜分中国，日本侵占中国，中国人起而反抗，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
现在卖后悔药的，吃后悔药的，真是扯得没边儿。英国人疼皇上，日本人疼皇上，疼也不是替中国人疼。凡是想回大清朝的，日本人早就把皇上请回东北老家去了，你直接回满洲国得了。
有人说，现在应该重新启蒙，我说对呀。我看，中国的启蒙运动，时间可以放宽，范围可以拓广，就是讲到现在也不过分。
问题在于什么叫“蒙”。是不是这一百年，中国人都是糊涂蛋，现在才活明白。还是相反，大家又糊涂了，应该重新启蒙。
启蒙，读书很重要。
中国的出版物，有三本书影响很大。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八二三），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八五九），都是十九世纪的书。 这三本书，《战争论》传入最早，一九一○年从日文翻译，起名《大战学理》。此书是欧洲的《孙子兵法》，中国的讲武堂和军校很重视。《物种起源》是一九一九年翻译出版，讲生物战争。《共产党宣言》是一九二○年出版，讲阶级战争。这三本书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其作者都是斗争哲学的先知，人呼“三卡尔”（英文的查尔斯就是德文的卡尔）。其中两卡尔都是德国人。
《物种起源》本来是讲博物学的书，但影响超出自然科学。此书不仅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国也是石破天惊。它的译出虽然晚一点，但介绍却在前头。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早在一八九七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当时引起轰动，主要不在宗教，而在救亡。这是中国和西方的大不同。
救亡图存也是启蒙，而且是很重要的启蒙。
欧洲启蒙，前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是复古运动。现在研究艺术史的，都很重视复古艺术。历史上的复古多半是托古改制，文艺复兴也是。蒋百里说：“人类曷为而有复古运动？曰：对于现状求解放也。复古者，解放之一种手段也。”（《欧洲文艺复兴史》）
欧洲复古是针对宗教专制。宗教改革也是。提倡理性的启蒙运动更是。科学和历史是启蒙的两大主题。这本图录，科学是第二章，历史是第三章，都是理性之发扬。德国，哲学是一大特色，但图录没有专门的章节，只有第八章的一幅画（图版192：康德纪念碑）和一双鞋（图版194：一双男士皮鞋），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双鞋。
他们的启蒙是转圈启，意大利影响英、法，英、法影响德、俄，也包括美国。自由女神像就是法国送的。当然，仇俄论者并不承认俄国经过启蒙。
中国的启蒙和欧美各国有关，八国联军，全是我们的老师。
别的不说了。中国从德国借过什么光，值得想一想。
德国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革命和战争。比如马克思对共产党，希特勒对蒋介石，影响最大。
中国的十年内战（一九二七——一九三七），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是五位德国将军，最后一位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罗泰教授的远亲。红军的顾问也是德国人，名叫李德。
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影响只在知识界。
歌德的书，郭沫若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他在《浮士德》第二部的“译者后记”中说，他译此书，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像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起运动’（Sturm und Drang）”。中国的左翼文学团体，不仅郭沫若的创造社受它影响，高长虹的狂飙社，就连名字都来自这一运动。我父亲也参加过这一运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投身革命。
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不论学杀人（军事）的，还是学救人（医学）的，往往都兼学德文。如蒋百里就是先在日本后在德国学军事。中国的大文豪，鲁迅、郭沫若是学医的，他们都学德文。我在鲁迅博物馆看过鲁迅的藏书，不是日文书，就是德文书，英文书很少。鲁迅和德国，缘分很深。
延安有个读书会，毛泽东组织红军将领读恩格斯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他请何思敬从德文讲授。何思敬也是在日本学的德文。
中国和德国的关系与日本有关。德国的大炮和陆军对日本影响很大，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大得不得了。
现在的青年已不读歌德。万圣书园的楼下摆着《歌德全集》，属于贱价处理，罗泰教授看了，很痛心。抗战期间，陈鲤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剧的前身是田汉的独幕剧，故事的原型是改编自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歌德对中国影响最大，其实就是这个剧。
现在，启蒙该怎么启？有人说，中国必须大卸八块，才叫现代国家；中国缺宗教，赶紧立教（立儒教为国教），才能向西方看齐（或与之抗衡）。
这叫启的哪门子蒙？你跟中国历史比一下，这是倒退。你跟欧洲历史比一比，也是倒退。
小孩有人权，但没有选举权。大人打小孩不行，他可以报警。有个法国学者抱怨，小孩打老师，和精神病患者一样，没辙。他们没选举权，有，得等他长大。那时他再打人，就好办了。
人，女人占一半。男人，小人是大多数。没有这些人参加，民主只是一句空话。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打仗是男人的恶习（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男贵族的恶习）。这个道理可推广于国际。有些国家特macho，中国话叫“雄赳赳”。他们理解的民主，主要是给战争投票。国内投票是办这个手续，联合国投票也是办这个手续。
启蒙并不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即使今天也仍有意义，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
小孩需要启蒙，大人就不需要吗？女人需要启蒙，男人就不需要吗？小人需要启蒙，君子就不需要吗？
我们要知道，即使“聪明国”里的“聪明人”，也一样有他们很糊涂的地方。比如很多美国精英，很多欧洲精英，他们对“糊涂国家”的看法就很糊涂。
奴隶，大家都以为是过去时，属于上古时期，其实一直都有。读读溥仪的书吧。偌大一个故宫，上上下下几千人，除了皇上，都是奴才，不是女人，就是太监。太监就是典型的小人。明代，太监监军；东厂，则是秘密警察。
美国，聪明绝顶，天下第一民主国家，但它打立国之初就有畜奴传统，废奴只是不久之前（一八六五），种族歧视一直有。
美国人都承认，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是以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为先声。这两个运动就是为了解放他们的“女子”与“小人”。
奥巴马就是这么解放出来的。
这是美国的启蒙运动。
养者畜也，畜奴的畜是借自养牲口，译为奴役，无所不通。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老板眼中的人，天下就两种，养人者和被养者。被养者又分有工作没工作，不是打工仔，就是失业低保待救济。打工仔，甭管吃喝穿戴如何，是不是出有车，食有鱼，就不在奴役之中，我一直很困惑。
美国南北战争，工人和奴隶，谁过得更好，美国人也困惑。
埃及考古，爆一新闻，说过去都以为，修金字塔的是奴隶，不对，他们全是古代的工人阶级。理由是他们吃面包、喝啤酒，还有自己的老婆、孩子和房子。但什么叫奴隶？奴隶也不都是一丝不挂关在笼子里。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汉·辛延年《羽林郎诗》）霍家奴还是奴，地位再高，也是个奴。
仗势欺人者，都是“势”的奴。
“文革”后有个时髦说法，中国应该反封建，而不是反资本主义，我们只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才有资格谈资本主义。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其实根本站不住脚。我们要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上早就没有什么化外之民。再不开化，也不属于历史，照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历史就活在你的脚下：贫富相依，苦难和幸福在一起。
上帝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吗？天堂和地狱，本来就是配套设施。你把地狱拆了，天堂往哪儿摆。
图录最后，第九章，题目是“艺术革命”，内容直奔前卫艺术。作者说，作为启蒙运动的直接遗产，“艺术家需要有革命的勇气”，“直到十八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欧洲艺术家一再投身于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个青年艺术家小组参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像政党一样公布了自己的革命宣言。但他承认，“自十八世纪以来，艺术家并没有做出革命的壮举”。
为什么没有？
原因很简单，强大的资本世界有自己的灭火器，就像我们当年的科举制，利禄所在，趋之若鹜，天下英豪，尽入彀中。纵你有天大本事，也跳不出如来掌心。
市场化的艺术叫创意产业。你是前卫也好，先锋也罢，创意的结局是产业，无伤大雅而有益卖钱。“革命”也可以卖钱。卖钱的“革命”不可怕。不但不可怕，还是娱乐大众的工具，好得很。
作者说：“艺术家在这个世界是否真能起到革命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棘手问题。也许艺术家们自己应该寻找答案。”可见没有答案。
我与两位美国“老左”聊天。他们都是一九六八年校园运动的参加者。说起“占领华尔街”，他们很自豪，“模式还是我们的模式”。但话题转到中国，他们却说，我们也反资本主义，但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我们已达到后资本主义，你们还在前资本主义。
我说，不，不对，你们早就把我们拖下水了。你们是世界体系，我们不是，我们一直是你们那个体系的一部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吃也好，被吃也好，欢迎吃也好，拒绝吃也好，其实都在同一个水池子里。你们不要忘了，如果没有食物链的末端，食物链的顶端就会饿死。一个人，没有身子，没有腿，脑袋往哪儿搁？咱们可不是历时关系，而是共时关系呀。我们和你们是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时间表里。
我对很多左派的印象是，他们老是高高在上地反资本主义，以奥威尔叫“上等人”的态度反资本主义。他们反污染，反奴工，保护地球，保护动物，保护同性恋，就是不保护落后国家的落后人，也不反对美国对他国的金融掠夺和穷兵黩武。反金融掠夺，仅限于保自己的饭碗；反穷兵黩武，仅限于反本国人送命。
这对启蒙是最大的讽刺。
我们这个世界，美国是龙头老大，为什么龙头最爱咬龙尾巴，而且是转着圈地咬？我问他们。
《浮士德》讲人和魔鬼打赌，不知满足的浮士德，最后成了魔鬼的俘虏。它的最后两句很有趣，郭沫若的翻译是“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
现在，世界上的很多领导都换成了女士，希拉里是，默克尔也是。
问题是，她们领导我们往哪里走？
二○一二年一月十四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补记：本书“致辞”出自德国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Christian Wulff）。二月十七日，他辞职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启蒙的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99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