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价值观2000字【梁启超社会主义观述评】

　　摘要：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来源于对欧美国家的直接观感、进化论的信仰、乃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及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反对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再发展社会主义。梁氏是站在社会改良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主义，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对发展社会主义的看法，则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c）-0109-03
　　
　　近代以来，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风起云涌。近代思想界的翘楚梁启超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一定先声作用。1899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论强权》一文，首度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一词即映入国人眼帘。梁氏一生思想多变庞杂，其社会主义思想只不过是其思想深海中一朵小浪花而已。然而，笔者以为探究梁氏社会主义思想，发掘其可取之处，于今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有裨益。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梁氏的社会主义思想。
　　
　　一、梁启超社会主义观的源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与西方诸多思想学说一起涌入中国之时，梁启超对其予以特别的关注。1902年梁氏发表《干涉与放任》一文，指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与不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梁氏在此处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必将实现的乐观态度。
　　一战后即1919年梁启超到欧洲游历，深入了解战后西方社会的基本现实，社会矛盾丛丛及汹涌的社会革命暗潮。他指出“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1](p258)。他又指出俄国革命的“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1](p269)。梁氏敏锐感受到俄式革命对世界的意义。同时，梁氏也看到社会党日益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的民主主义’要渐渐成为最中庸的一种政治”[1](p269)。至于两派相争，还“不知谁胜谁负”[1](p269)。在这里，梁氏限于他的思想局限性，尚看不出何种社会主义更有前途，但不能否认他对社会主义的赞誉态度。
　　梁氏推崇社会主义，除来源于对西方社会的直接观感外，进化论思想是一个重要理论支撑。众所周知，进化论思想之所以进入国人视野，乃是因严复译著《天演论》宣扬进化论理念之故，梁氏接触进化论也正是受严复的影响。在1896年写就的《自序》里梁氏说“委心任运，听取流变，则日趋于弊；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2](p1)这里即有一层进化论意思在其中，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不断趋于完善的。在《读》里，梁氏进一步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康有为的“春秋三世说”思想，“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3](p25)；又认为“凡天下万物之不能不变也，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也，天理而加以人事也”[3](p25)。在他看来，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不断进化至一个完美世界的。
　　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梁氏强化此信念。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功在天壤”，但未能指明人类发展方向，他说“其于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为归宿，竟不能确实指明。”马克思发现此点，但未能“解难于人”。只有颉德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超越了19世纪的现在主义，而以未来的发展为目标[4](p130-137)。意即是说，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是要让位给未来的新制度，而这新制度当属正在西方兴起的社会主义无疑。这也佐证了梁氏社会主义思想和其进化论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
　　事实上，这种思想并非梁启超所独有。有学者指出康有为“披着公羊三世说的外衣，第一次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5](p81)。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不会对乃师思想没有体会。他在《南海康先生传》指出，其师的哲学是“进化派哲学”，“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日盛”[6](p749)，即社会进化是严格按照“三世”的顺序“日进而日盛”；其师的哲学是“社会主义派别哲学也”[6](p750)。康氏所著《大同书》中蕴含了社会主义精神，然而康有为身上体现的“大同精神”和儒家的大同思想有不同，康氏是将进化论和大同思想联系起来，树立起大同思想在未来而不在过去的新观念，“先生之为此学说，非欲行之于现在，而欲行之于将来”[6](p752)。因此，可以说康氏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梁启超。
　　值得一提的是，在梁氏社会主义认识观中，有传统儒家思想因素影响。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我国古代就具有，如“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1](p281)，并且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7](p207)。平心说，梁氏此论显示出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肤浅。在《序论》中，梁氏更指出，自春秋战国以来，政治思想上有三大主义：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上”不是单独发明也算是率先发明者之一[8](p339)。在这里，梁氏是要极力论证中国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然而，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科学，自相矛盾，因为他明明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7](p207)，这就暴露出他的思想局限。
　　总之，欧美国家的直接观感、进化论的信仰及乃师康有为思想之影响，再加上传统儒家思想的思想基础，构成梁氏社会主义思想之来源。
　　
　　二、梁启超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看法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观点，主要体现在20世纪初其与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两次论争中。
　　（一）孙、梁对社会革命的不同看法。20世纪初，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就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问题，站在各自的立场，展开了一场影响颇大的论争。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民生主义”论述中。孙氏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9]（p167）。而他的民生主义主要内容则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关于节制资本，孙氏在《三民主义》中谈的比较少，他谈得最多的是平均地权，具体办法就是地价由地主来定，“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核定地价之后，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推动地价增长，这增长之地价部分则归国有[9](p199-200)。但是孙氏的这一思想，却遭到梁启超的反对。梁氏认为，“欲解决社会问题者，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且土地问题，虽谓为资本问题之附庸焉可也。”强调“中国今日有不必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可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能行社会革命之理由”[10](p544)。按道理说，梁氏的观点不错，但要看到当时中国的实际历史处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果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而进行的社会革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现代国家也建立不起来。辛亥革命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梁启超还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保护民族资本，而不是节制资本，是生产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11](p341)。在梁氏看来，生产问题关系到国家存亡，只有壮大民族资本，才能与国际资本抗衡、竞争。事实上，孙中山也强调要发展资本主义，亲自制定《实业计划》规划经济发展方案。只不过他认为发展实业要等到国家统一之后，也就是政治革命成功之后，“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9](p202)
　　此时可看出梁、孙二人争论的根本焦点，乃是改良与革命道路之争。梁、孙二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都是持肯定态度，他们的不同在于实现方式的不同，前者强调走社会改良的道路渐渐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后者则认为实行政治革命是前提条件，之后才实行社会主义。
　　（二）梁启超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看法。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讲学。在讲学中，罗素谈到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罗素这一看法得到张东逊的响应。张氏先后在《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撰写一系列文章，赞同且发挥罗素的观点，于是挑起20世纪20年代思想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梁启超著《复张东逊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支持张东逊，参与这场论争。在此篇文章里，梁启超详细阐述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如前所述，进化论者的梁氏虽然极力赞誉社会主义，但却认为在当时中国推行社会主义不符合实际，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认为中国工业生产水平不高，缺乏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认为欧洲之所以有社会主义产生，乃是得益于工业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的发生，导致欧洲“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而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落后的中国“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1](p282)。况且，要实行社会主义，是要将生产机关归劳动者管理，但是在当今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要交付劳动者管理的话，“试问将何物交去”。倘若勉强为之，则只能使一部分在职的工人受益，对全国来说，失业和救济问题并不能妥善解决，对生产力发展来说，则有可能破坏[12](p301)。
　　第二、认为中国缺乏推行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他认为欧美能够推行社会主义，是因为有无产阶级存在，乃是“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而在中国，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人民工作问题，“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12](p298)。因为在梁氏看来，生产事业发展水平不高，是否有劳动阶级的存在，而没有劳动阶级，又是否真有社会革命发生。[12](p301)。梁氏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都不存在的国家，要实行社会主义，是毫无根据的。而什么是劳动阶级了？则就是有职业的人。“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人形成之”[12](p303)。而这有职业，还特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与劳动阶级相对的是游民阶级，梁氏极力排斥游民阶级，认为“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12](p303)在梁氏看来，有固定职业的劳动阶级去为自己的权益与资本家作斗争是正当的、有意义的，也显现了梁氏反对民主革命的企图，反映了其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实质。
　　第三、缺乏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梁氏认为，倘若将“生产事业归国家或地方经营，则必须“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12](p301)。以他之见，倘若没有一个合理完善的政治制度保障公有事业顺利运行，推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并以国有铁路开发为例，说若这样，则易为“蠹国之徒资利用” [12](p301)。
　　对于梁氏的第一条理由，李大钊予以反驳，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不成气候，但是中国已经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中来，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资产阶级的压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样存在。这样如果中国再要“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则就是“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者世界经济形势是“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要想在这种形势下生存的话，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13](p488-489)。陈独秀也说中国能够实行社会主义，是因为“现代人类的经济关系乃国际的了而非国别的了”，“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14](p535)。李、陈两位既了解中国的国情，又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梁启超的观点虽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他没有看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军阀间互相争斗频繁，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变本加厉地掠夺中国，根本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来保障经济发展。
　　
　　三、梁启超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看法
　　
　　在梁启超看来，在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因此，他极力提倡先发展资本主义。
　　如前所述，梁氏认为劳动阶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而要造就劳动阶级，就要积极发展生产。培养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是发展生产的目的。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辟通商口岸，国门从此大开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挤压中国本土生产势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民族主义的情怀是梁氏思考问题的另一个着眼点。他认为，近代中国政治混乱，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使得国人丧失劳动地位。“我国人之职业，直接为外国劳动阶级之所蚕食，而我国衣食之资，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之所掠夺” [12](p299)。在他看来，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外国资本家，我们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主张分配平均，结果就是这些外国资本势力“曾不感丝毫苦痛”，反而使我们自己受损害，政治纷乱，生产不得发展，而消费又得仰外国资本势力之鼻息，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12](p300)。因此，梁氏的看法是，要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严格遵循一个原则，即“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毫无意义”[12](p300)。
　　梁氏提倡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抵御外国势力的入侵固然没有错，但他忽视近代中国要发展成为强国的一个关键条件，即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充分保障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权存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根本不能提供这些条件来保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梁氏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但认为“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只是一过渡阶段[12](p305)，他在给子女的信中也表示：“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15](p1130-1131)。从这可推知，梁氏对社会主义的真实态度，社会主义是一定要实行的，只不过要走渐进实现的道路，不可一跃而就。
　　资本主义既然是过渡阶段，那么对于资本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梁氏认为应该抱持“矫正与疏泄态度”。“矫正态度”就是“采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于太甚也。”至于手段则可以通过政府立法和社会监督 [12](p305-306)。至于“疏泄态度”，梁氏的意见是，一方面等到政治上条件成熟后，在人民监督下，划出范围，发展国家、地方公营事业；另一方面“以传教的精神”提倡办各种协作社，等到办到有一定成效了再“联合扩充”[12](p306)。可以说，梁氏的认识理论上值得肯定，只是当时的中国无法提供这样的政治前提条件，对现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倒有一定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梁氏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首先予以肯定，只不过以他社会进化论者的立场，认为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以建立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梁氏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致命弱点在于他脱离当时中国实际。在一个国家主权被帝国主义势力严重侵犯，同时国内政治势力林立并且经常处于战乱状态、农业人口又占大多数的国家，要发展资本主义，前提条件必须是要进行一场扫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革命，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两次社会主义论争中，梁与他的论敌们的分歧不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立场，让他反对革命。
　　虽然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一定局限，但我们不能否定梁氏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在中国社会主义认识史上，我们无法湮没梁氏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他的思想意义在于厘清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空想社会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作者：吴晶 (1983-) 女，江西抚州人，2007级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周婷(1986-) 女，江西宜春人， 2007级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
　　方卉（1987-）女，江西乐平人，2008级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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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梁启超.《读界说》.葛懋春 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4]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葛懋春 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5]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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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梁启超.《序论》.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9]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著《三民主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0
　　[10]梁启超.《杂答某报》.陈书良 主编《梁启超选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11]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 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78
　　[12]梁启超：《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葛懋春 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3]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59
　　[14]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五四运动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59
　　[1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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