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文化与现当代东北文学的文化立场:长白山特色文化 萨满文化
时间：2019-01-14 03:26: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东北地区，萨满教是东北诸民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是“一种蕴涵丰富、气氛浓厚的强烈的文化精神，广泛地影响和扩散到东北人的生活方式及民风习俗中，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存在。”萨满文化对现当代东北文学的创作心理、艺术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及文本结构都产生了影响。它“是塑造现代东北文学和文化风貌的最具权威的雕刻者，因而对现代东北文学具有形成性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萨满文化对东北文学文本文化立场的深刻影响。
一 对直接指涉对象不同的文化判断――批判、赞颂与矛盾
在萧红的作品《呼兰河传》中，作者那亦爱亦恨亦悲的如泣如诉如歌的倾诉，使我们又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了我们民族经千年封建文化沉积而衍生的世态人生。那个隐喻了封建文化封闭、保守、自足体系的大泥坑，是呼兰河人思想意识、道德规范和乡俗礼仪结合的一个绝好象征。人们对待大泥坑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因循守旧、拒斥变革的心理以及寂寞无聊、空虚乏味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抹杀个性的社会中，人们的情感变得冷漠和麻木，人们容忍甚至鉴赏残酷，却不容忍有违背传统生存方式和理念的人存在，必欲翦除而后快。围绕着小团圆媳妇的死，我们看到的是被鲁迅先生尖锐批判过的“看客”心理。这些“看客”热衷于刺探、窥视、欣赏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以此来慰藉自己空虚的心灵。在萧红看来，萨满的“跳神”仪式呈现的是人与人之间非人道和非理性的原始野蛮关系，其“吃人”性质充满血腥味。这不仅表现在对弱小者的肉体摧残(小团圆媳妇)，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精神上的毒害。呼兰河畔的小城人民在萨满教原始文化的氛围笼罩下，或者精神惫懒、麻木不仁，或者性格变态、惨无人道。“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萨满教的诱导力和侵蚀性给人以精神上的麻醉，让人难以自拔。例如，这里的人们把能否遵循萨满教观念、借助萨满神事活动来驱灾避邪，视为衡量人们是否符合孝道的重要标准。“一时这胡家的孝顺，居于领导的地位，风传一时，成为妇女们的楷模。”腐朽的道德和鄙陋的乡规礼俗相结合，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文化心理，浸透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以耳濡目染和日积月累的形式代代相承，构成一种浓厚的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社会氛围，令人窒息。即使想突围，也不知从何处出击。这正是鲁迅曾有过的、如同面对“元物之阵”时的难言感受。由此可见，萧红的创作已深入到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纵深层面，显示出思想的成熟与深刻。
而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也广泛存在着泛灵泛神的精神光辉，这与她深受萨满教中魂灵观、死亡观的影响密不可分。萨满教的灵魂观念认为，灵魂是不死的，当一个人一旦死去，他的灵魂立即就投胎转世。迟子建也相信人有灵魂，相信在与灵魂的对话中人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相信灵魂可以让人看清自己的存在，所以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死亡和人灵魂的影子。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最有意味的是她对于死亡的描写。本来死亡是很沉痛的事件，但迟子建却赋予每种死亡以一种牺牲的意义，每一种死亡都有不同凡响的色彩，都是充满着活力的死亡。比如列娜，在早年的一次濒临死亡之时，是一只幼小的驯鹿的死代替了她，所以她最后的死亡也就是实现了另一次的生命回馈。死被赋予了生命的色彩，这样就把悲痛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从而达到“悲而不悲”的境界。在《北极村童话》中，老奶奶的死是安静的，在迎灯的眼睛里，她只是安静地睡着了。因此当迎灯面对死去的老奶奶的时候，她并不害怕，而是留恋地把老奶奶的眼睛轻轻合上。这一描写使生命的沉重感与幸福的短暂感凝固在这一刻，把死亡映衬得圣洁而又苍凉无比。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迟子建作为叙述的主体深受萨满教灵魂观和死亡观影响，这些宗教的影响让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生活可以豁达地接受，面对苦难可以发现生活之美，面对死亡没有恐惧，有的只是些许的感叹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二 形成性影响带来的相同文化选择――坚守平民文化立场
萨满教把“凡是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都列入了神灵的界限”。由此，萨满教形成了庞大完整的神灵体系。由于古代先人还不了解事物之间的类属关系和系统联系，只是从各种事物的独立性来认识的事物。因此，在这个庞大的神系中，神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更没有统治与被统治、服从与被服从之说。”“各自独立的万物之灵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差别，均受到平等的虔诚崇拜。”受萨满教神际平等观念的影响，东北文化与以儒家伦理观念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不同，它崇尚张扬生命的自由自在，少有封建等级观念、等级秩序和贵族意识，在家族中受到普遍尊敬和崇拜的往往是创业者，而不是家族中的年长者。萨满文化对生命的崇拜意识很强，对后世精神文化影响也很广泛。例如，萨满教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包括自然界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等事物都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它们和人一样都是有情感、有生命、有意志的。“万物有灵论是萨满教文化的核心思想，东北作家普遍具有这种泛神泛灵思想意识。”这使得现当代东北文学具有特别关爱和尊重普通、弱小、卑微生命的独特生命观和平民文化立场，还包括具有宗教色彩的悲悯情怀。受此影响，现当代东北文学作品更容易从平民的视角出发，以平民来担当叙事的主体，从日常生活小事和生存状态展示作者对描写对象的关注，把深情的注目和人文关怀倾洒在普通民众的身上。
翻开萧红的小说，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画卷。东北黑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蚁子似的生活，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不仅如此，还要“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之下”，生与死如同四季交替进行。《生死场》中的人们麻木、呆板、愚昧、龌龊，与动物极为相似。例如，麻面婆“眼睛大得可怕，比牛的眼睛更大”，说话总是发着猪声；二里半“面孔和马脸一样长”，他伏在井上喝水，“像是马在喝”；而老王婆脸发绿，眼睛圆而大，说话时，“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像只“可怕的猫头鹰”等等。人和动物的并列和互相比喻，意味着人与动物没有区别的生存和生命，然而更令人心惊的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也与动物无异：在这个人兽不分的生死场上，本应浪漫美妙的青年男女的情爱活动，也变得粗暴野蛮、痛苦不堪。成业见到金枝，只有兽性的本能和冲动，而没有作为爱的意识存在；生育与动物一样盲目且频繁。在“刑罚的日子”一章中，在女人们分娩生产的主旋律中，时时闪现猪狗鸟雀下仔的协奏乐章；死亡在他们看来也十分平常，用稻草扎着、胡乱扔弃在荒野的死孩子到处可见，这和动物的死又有什么两样?死亡对于他们如同秋天的落叶一样，毫无知觉。原始而苦难的生活，使得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模式已降低到了最基本、最粗糙的动物状态。面对中国乡村生活中如此蒙昧死寂的生存本相，萧红只能发出这样的悲叹：“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这些句子 充满了精神死灭的焦虑。正是在这些牲畜般的小人物身上，萧红贯注了自己的大同情与大悲悯。萧红通过挖掘积淀在他们身上、导致他们悲剧命运的传统文化与心理根源，从而将批判之锋芒指向整个封建文明。
与萧红一样，迟子建对各种生命的生存状态没有居高临下的审视与裁判，而是真实而自然地展露。当她同时代的作家纷纷转向先锋写作和女性主义的私人言说时，她站在民间文化立场上，对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报以真诚的关注和温情的宽容。尽管他们是备受生活摧残、混沌未开的人物，但作家总是以自己清澈、温煦的目光穿越现实，把众多渺小的生灵引渡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中。因而她笔下的乡民们如精灵一般优美、健康、自然，具有神性的光辉与灵性之美。《亲亲土豆》正是这样一篇饱含诗意与浪漫、表达美好人情人性的温婉之作。礼镇上住着的是“热爱土豆的人们”。在这片氤氲着土豆花气息的土地上，对土豆有着对生命一样热情的秦山夫妇遇到灭顶之灾：秦山已到了肺癌晚期，但他没有被病魔撂倒，硬撑着在家收了最后一次土豆。在撒手离去前送给爱妻李爱杰一条宝石蓝色的软缎旗袍。李爱杰一个人为秦山守灵，在屋里穿着那条宝石蓝色的软缎旗袍，守着温暖的炉火和丈夫，由晨至昏，由夜半至黎明。出殡的时候，她用五麻袋敦敦实实的土豆陪棺，使礼镇人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葬礼：“土豆一袋袋倒在坟上，只见那些土豆咕噜噜地在坟堆上旋转，最后众志成城地挤靠在一起，使秦山的坟豁然丰满充盈起来。雪后疲惫的阳光挣扎着将触角伸向土豆的间隙，使整座坟洋溢着一股温馨的丰收气息。李爱杰欣慰地看着那座坟，想着银河灿烂的时分，秦山在那里会一眼认出他家的土豆地吗?他还会闻到那股土豆花的特殊香气吗?”在这些作品中，普通人身上表现的宽容、关爱和亲情深深打动着读者的心灵。诗评家谢冕在为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致授奖辞时说：“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陇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迟子建的这种精神高度和唯美倾向使众多生灵拥有了自足的人格魅力和足以抗衡尘世的心灵力量，从而也带动读者进入一个静美的、诗性芬芳的世界。
综观萧红和迟子健的创作，可以发现萨满文化是她们作品中的重要因子，并在文本中呈现出复杂状态。显在的意义和潜在的影响接受构成了文本主题与风格的矛盾，体现了萧红和迟子健小说对传统文化继承的意义，并且和谐统一，形成这些作品中独特的张力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