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知梦无益，非梦见何期:情之梦无益
时间：2018-12-29 03:35: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弥尔顿的《梦亡妻》以同样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 苏轼的悼亡词着重的是一种感伤的思念；弥尔顿的悼亡诗着重的是思，或幻想，或反思。本文通过对两诗进行比较，从而探寻造成两人悼亡诗差异的文化根源。
关键词： 苏轼 弥尔顿 悼亡诗 文化心理
死亡和爱情都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若以爱情为经，死亡为纬，那么通过诗人微颤的手细密织成的就是一首首痛彻怀想的悼亡诗。爱情中有甜蜜也不乏痛苦，然而最痛苦莫过于与相亲相爱的人生死离别，“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弥尔顿的《梦亡妻》这两首悼亡诗都通过记叙梦境来抒发情感，但两位诗人采用了不同的结构布局，对妻子形象进行了不同的书写，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心理。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 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梦亡妻
弥尔顿（朱维之译）
我仿佛看见了我那圣洁的亡妻，
好像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
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
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污点，
按照古法规净化，保持无瑕的白璧；
因此，我也好像重新得到一度的光阴，
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
全身雪白的光亮，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
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
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
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
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
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
一、背景
苏轼悼念的是他的原配夫人王弗。王氏年轻貌美，知书懂诗，善良贤惠，与夫君恩爱情深，可惜27岁即去世了。王弗逝世后的十年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政治上受压制，心境悲愤；到密州上任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生活上困苦到食杞菊维持的地步。苏轼在政治上是寂寞的，心情是寂寞的，环境也是寂寞的，一切都是那样寂寞无告，于是他想同自己的妻子诉说心中的苦闷。于妻子逝世十年后，苏轼抑制不住久蓄心头的情感潜流，写下了著名的词作《江城子》。然而“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凄凉”这两个字充满着政治上失意的感慨和悲怆。虽是梦中相见，却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诗人此时的心境是一言难尽，欲说还休。［１］诗人寄情于梦，来表达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在对亡妻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得深婉而挚着，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
弥尔顿悼念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凯特琳・伍德考克。他们于1656年结婚，此时诗人已失明，未能目睹她的面容。凯特琳是一位文雅而虔诚的姑娘，对诗人情深意笃，给他带来了安慰和幸福。然而婚后仅十五个月，凯特琳死于产褥。［２］从王朝复辟前后的残酷现实可以想见弥尔顿在1658年创作这首诗时所面临的严峻环境，自己双目失明，心爱的妻子谢世，革命事业面临考验，生活环境危机四伏，诗人在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悲切之感：“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
二、结构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虽说是“记梦”，但直到梦境的只有下片五句：“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而且诗人梦境内外的思想感情是完全一致的。诗人先假设死者的孤独凄凉，以及世事轮转，两人相见应不识的哀伤，表达对亡妻“不思量，自难忘”的深切思念；接着叙写自己在梦境中见到妻子还和当年一样“小轩窗，正梳妆”，两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梦里梦外都弥漫着哀伤凄凉的思绪；最后诗人从梦境返回到现实，料想亡妻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因为眷恋亲人一定是柔肠寸断，言彼及己地表达了自己对亡妻的哀怜和思念。通过现实与梦境的交织，作者将自己对亡妻的思念层层递进地表达出来。
弥尔顿的十四行诗《梦亡妻》几乎通篇都在记梦，诗人起笔就直白地告诉我们：“我仿佛看见了我那圣洁的亡妻。”然后花了大量笔墨来铺叙这个梦：他的妻子借由神力重生了，他怀着失而复得的喜悦仔细端详了妻子的脸色、体态、服饰。在经过十三行诗句的铺垫，欢乐的情绪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诗人突然用短短一行诗将前面辛苦构建起来的幸福梦境全数推翻：“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显然，对梦境的描写虽然在《梦亡妻》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篇幅，但梦境本身却并非诗人想要读者关注的重点，“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才是全诗的诗眼，是诗人倾其全力发出的一声哀叹：梦见妻子的黑夜才是光明快乐的白昼，而失去妻子陪伴的白昼才是悲哀漫长的黑夜。这种陡然下落、戛然而止的结构布局，因出人意外而扣人心弦，产生了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三、意象
死亡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恐惧，它与生俱来，无所不在，是笼罩在生命之上的巨大阴影，神秘而幽深。死亡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死亡恐惧的恒久性。人类的一切恐惧皆可随着空间的位移、时间的延伸得到缓解和转化，唯有死亡的恐惧难以排遣。［３］
在中国有关“生死”的观念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的生死观十分鲜明：只有通过生活的时间，才能去体验和思索生命与死亡的价值意义。［４］道家与儒家的观点不同：“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注重生死两忘，与道为一，忽略了个体在死亡困境中的悲剧性体验。佛教禅宗强调如实认识生命奥秘，发现生死轮回之道，从而超脱相对、有限的世界，进入“佛”的境界，［５］以对彼岸世界的终极性的仰慕姿态，回避了现实人生死亡的困境。虽然他们都涉及了死亡的问题，但主要讨论的是人应该如何理解生命、安顿生命，并没有直接面对死亡本身。中国人对生的倚重是基于对死后世界和灵魂观念的淡漠，很少有人认真设想人死后灵魂是否存在或何去何从。“人死犹如灯灭”，所以面对死亡的事实只能是置身于一个睹物伤情、企盼亡人有朝一日返生的渴望境界里。
因此中国的悼亡诗的意象选择带有一种极普遍的特征，多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中国悼亡诗乃是由景到人，物我统一，“以亲心为己心”。诗中多是景的描绘，情蕴于景，情景交融，物我不分。同时在描写对亡妻的思念之时，亦采取“亲心”为“己心”的方式，即将己方的抒情角度转换为对方的抒情角度，从而“心与心通”，融入我内外于一体，达到“亲心”“己心”之间的同构感应。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纵使相逢应不识，泪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在己心与亲心（妻心）间的回环往复，衬以“千里孤坟”，“小轩窗”，“明月夜，短松岗”等景物，景凝聚着诗人的情，含不尽思念与无限悲凉于其中。［６］
在西方文化中则有乐生恶死和乐死恶生两种基本价值走向。乐生恶死的传统，比较系统的阐述当始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伊壁鸠鲁有一句名言：“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其论据是：对于生者而言，死亡还没有到来；对于死者而言，则死者本人已不复存在了。人类行为的目的，就是从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中解脱出来，认真追求快乐。而乐死恶生观念正如上帝对亚当所言：“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19）人类的一生将是罪孽深重的一生，生命即是原罪，原罪即是苦难，解脱之道，唯有寄托在死亡之后的那个彼岸世界。［７］西方文化认为，在世界的另一头存在着一个天国，那是一个比尘世要美得多的世界，人死后是能在天国里会面的，由此，对于死似乎不应过多地悲伤，反而应该向往。
因此，西方的悼亡诗意象多用幻想、想象性意象。意象选择自由，选择范围极广，想象丰富，诗中涌动着一种期盼，一份美丽，一个面向未来的幻想。在诗中诗人对生命作了哲理性的思考：死亡并不可怕，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和屈服，而是生命的最后的，也是最悲壮的一场战斗，随之而来的将是宁静和光明。弥尔顿想象他与亡妻的会面将是在天堂：“我仿佛看见了我那圣洁的亡妻，好像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弥尔顿没有见过亡妻的容貌，却能在梦中清晰地见到爱妻“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他们在天国里相逢，心爱的妻子那么贤惠，那么圣洁。他把相爱的永恒从此岸延伸到彼岸，他们认为，爱人去了天堂，那是在彼岸守候，总有一天两人会得到永恒的聚首。这样心中就燃起了希望之火，相思的悲苦也就得到了缓解。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待死亡旷达、超脱、满怀信心的态度［６］。
综上所述，两位诗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和年代，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我们在他们的诗作中却可以看到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尤其是他们对亡妻的那份爱足以证明“情感是没有国界的”。同时，通过中西这两篇悼亡诗的比较，我们还可以欣赏到它们各自的独特魅力，看到它们所折射出的中西文化的差异。
参考文献：
［1］孙金杰.抚存悼亡 感今怀昔――苏轼与弥尔顿悼亡诗比较［J］.昌潍师专学报，2000，（8）：45.
［2］苏煜.英国诗歌赏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44.
［3］付飞亮.论中西悼亡诗的文化差异［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61-62.
［4］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6.
［5］姚新中，焦国成.中西方人生哲学比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35.
［6］黄柏青.中西方悼亡诗之差异及文化根源［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2）：67-69.
［7］陆扬.死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