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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3.0

    时间:2021-07-12 12:02: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编者按]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普适性的全球运动和全球价值。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时代与不同的国情相结合,产生了不同的内容样式。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则是与近世中国的工业化历史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60多年的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并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融合。
      但是,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越来越深入,市场经济逐步消解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而贫富分化、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现实,也让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说不清楚。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面对着极其尖锐的挑战,各种各样“去社会主义”的思潮相互激荡,已成为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强大潜流。
      为此,从理论上说清楚社会主义,便成为当代思想界面临的最艰巨挑战。
      2014年初,修远基金会设立“社会主义3.0”课题组,试图从历史、现实及未来三个维度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时代1.0版本社会主义、邓小平时代2.0版本社会主义作出合理的解释,并对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时代未来的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索。
      本报告即是该项研究的初步成果。为飨读者,本刊予以发表。期待它能够成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开端。
      一、为什么要谈社会主义
      在今天,“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似乎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分裂的表征,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相互攻讦。这些争论往往只停留在观念的层面,用破碎的历史片段和教条的理论话语编织出各自的“社会主义”想象,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是伴随着工业化以来的一场漫长的社会运动。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工业化危机的另一条道路选择,它以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对更为平等的追求、在伦理与文化层面上对于共同体理想的探索为特征 ,既催生了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在西欧也以“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化”的方式产生过深远影响。但是,随着上个世纪末苏联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与生产方式都需要进行系统反思和自我革新;如今,福利国家又重重危机,表明在当下复杂的物质生产形态的变革下,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理念也需要进行新的解释和修正,需要探索激活其内在的政治能动性的实践方略。
      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球运动式微的时候,只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以改革开放完成了社会主义的自我转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否还有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存在着种种疑惑。面对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回避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陷入概念的论争,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攻击,而是要将社会主义看做是进入工业化以来,面对物质生产模式的全新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人们为了追求更为公平、更为正义的生活的持续努力。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的未来形态,要将“社会主义”置于真实的历史过程之中,置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化大生产的历史背景中,分析平等的理想与现实生产过程之间的复杂互动形态;我们也要将其置于中国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加以考察,理解作为一种外来政治理念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内在传统之间的复杂融合过程,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更进一步,我们更需要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物质生产形态变革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中,探索全球化和新型工业化图景带来的社会组织模式、生产要素聚集类型和劳动结构的变化特征,并以此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未来方向。
      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面对当前巨变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理解作为一种政治资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性,思考中国未来前进的道路。
      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尝试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描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1.0版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概括为社会主义2.0版本。在分析当前新的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下,我们试图指出,未来的中国需要发展出一种在继承和扬弃社会主义1.0版本和2.0版本基础之上的3.0版本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1.0版本
      1.社会主义与救亡意识的历史碰撞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在19世纪末期,各大非西方古老文明,都普遍面临来自西方的全面冲击,对于这些文明中的精英阶层而言,这带来了一种文明被彻底碾压和毁灭的焦虑和挫败感。由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军事力量,不仅彻底击溃了传统农业帝国维持秩序所需的脆弱的军事骨骼,也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国家丧失了俯视“诸夷”的文化优越感。被坚船利炮打出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逼迫着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做出回应。当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以工业化的强大物质力量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张时,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戏规则”被塑造出来。这种世界秩序的变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旧不再可能。
      面对工业化武装起来的西方,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思考如何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以之自保乃至自强。就在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苦苦探索工业化道路的同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也逐步从自由贸易时代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严酷逻辑日益凸显,欧洲各国内部的劳资阶级冲突日益激化,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这些情形深深地震撼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阶级。一战的爆发,更是使得很多学人开始深刻反思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对于中国近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转化以及富强目标;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分化产生“天然的”警惕情绪。比如严复、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一方面,他们因为“开眼看世界”而拥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了解进步与变革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依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观念层面依然受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悠久潜流——“大同理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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