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共党史再评价
时间：2021-07-12 12:01: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20世纪上半叶，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之所以能够从曲折转向顺利，从失败走向成功，其主要原因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党对其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而又关键的基本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社会变革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引向了成功。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中共党史；再评价
20世纪上半叶，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之所以能够从曲折转向顺利，从失败走向成功，其主要原因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党对其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而又关键的基本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社会变革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引向了成功。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共党史，当以遵义会议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遵义会议以前，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从总体上讲，曲折多于顺利，坎坷多于平坦，失败多于成功
遵义会议以前，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不当，加之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党的几任中央主要负责人对党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而又关键的基本问题，其认识有很大片面性，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结果导致其所选择的指导思想，特别是选择的制度变革现实目标、制度变革的方式和手段、制度变革突破口和战略基地、制度变革的领导力量、制度变革的动力和依靠力量、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等，严重脱离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以此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具有很大盲目性和风险性。党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从总体上讲，曲折多于顺利，坎坷多于平坦，失败多于成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一阶级属性决定 ，从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发展要求和根本利益出发，党成立之初所选择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变革现实目标，就是马列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革命实践。这在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和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讲得很清楚。在 “一大” 纲领和《决议》的指导下，从 1922年 1月到 1923年 2月，中国出现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二·七”惨案以后，第一次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失败的革命实践证明，党成立之初，在指导思想的选择特别是在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和制度变革现实目标、制度变革方式和手段、制度变革突破口和战略基地、革命动力和依靠力量、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的选择上，是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性的。党成立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要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引向成功，首先要创新思维方法，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工具，确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破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破除对共产国际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迷信，明确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深刻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以及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与此同时，要通过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即要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也即要在指导思想的宏观层面和主题的中观层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不但要有新思路新设计，而且要有新材料新概念新范畴。即要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下的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理论创新，以便在革命实践中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从而雄厚党的群众基础，拓展革命动力和依靠力量。先进社会生产力是相对于落后社会生产力而言的，人民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构成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因素就不仅仅只是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相对于地主阶级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构成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一部分因素；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也是构成人民的主体因素。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是相对于落后的制度和文化而言的。经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和文化，相对于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和文化而言，是先进的制度和文化；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而言，是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重大课题及其涉及的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尚处于幼年并受共产国际指导和控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力所不能及的。所以，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在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吸取 “二·七”惨案血的教训，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上述有关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党的“二大”《宣言》的发表、《最低纲领》的制定和《建立民主聯合战线决议》的通过就是其标志。“二大”《宣言》揭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分析了工人阶级、幼稚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二大”制定的《最低纲领》首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明确了现阶段的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二大”《宣言》、《最低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的正确指导下，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北洋军阀。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北伐战争中途夭折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主观原因，其根本错误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全面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实际上是在共产国际和“二次革命论”指导下，没搞清楚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只主张现阶段先由资产阶级领导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也实际上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对党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走向了右的极端。右倾机会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遭到惨重失败。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27年3月到 1928年上半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被杀害。到 1932年，惨遭杀害的人数达 100万，党员人数由6万减少到 1万。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会会员由300万减少到 7万，拥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打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