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的革命生涯
时间：2021-07-11 16:0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历史课本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时总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博古”。这个名字和王明、李德紧密相连，更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的象征。因为他们的错误，红军丢失了根据地，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又被迫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
如今，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在中共党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给人的印象始终有点模糊不清。党史上，对他的专门介绍也只是数百字。从照片上看去，博古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镜、面容清秀、个子高高的儒雅男子。
博古，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清寒苦楚的少年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出生在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江苏无锡。秦邦宪是北宋词人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其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曾在温州地方审判厅当过刑事庭庭长。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从事律师职业，一度在浙江长兴县担任统捐局局长。
秦邦宪幼年曾在无锡念私塾。9岁那年，他随因病辞职的父亲回到无锡。因家境大不如前，只得卖掉祖居地城中耆英里的老屋，租住在大河上秦琢如家。1916年冬，秦肇煌病逝，秦家从此江河日下。秦邦宪的少年时代可以说是在清寒苦楚中度过的。
为延续秦家“书香世家”之美誉，秦邦宪的母亲依靠含辛茹苦挣来的微薄收入，支持他先后考进了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和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上小学时，他的国文、算术很好，但体育、唱歌成绩较差。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秦邦宪显得深沉、富有头脑。
1921年，秦邦宪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学习。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年仅18岁的秦邦宪不顾身患肺病，以苏州“二工”学生会会长身份，积极参加并领导苏州、无锡等地的反帝斗争。五卅惨案的冲击，使秦邦宪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他在《病榻琐记》杂文中写道：“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不愿赧颜惜命于胡虏蹄下。”
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构成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坚实思想基础。
爱情在莫斯科播撒
从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秦邦宪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期间听了瞿秋白、恽代英等老师讲授的马列主义理论课。不久，秦邦宪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到达中山大学后，秦邦宪被分在四班，第二年5月又进入俄文班。他和王明、张闻天等人是留苏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秦邦宪以一个中国普通留学生身份参加了有关的各项政冶活动。
1927年，世界劳工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秦邦宪俄语水平较高，被聘请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生活翻译。在工作中，他认识了无锡女工代表刘群先。
刘群先，1907年生，也是无锡人。1924年起，先后进无锡庆丰纺织厂、申新三厂、德兴丝厂做工。她为人耿直，敢为工人争权益，深受工友们的喜爱与称赞。1926年5月，她积极参加无锡丝厂女工总同盟罢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1927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中国工人代表团里，刘群先第一次见到了秦邦宪。代表团的翻译秦邦宪，居然是她“中大”的同学！在国内时，刘群先是读秦邦宪主编的《无锡评论》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经接触，俩人居然又都是无锡人，刘群先的一口无锡话使他们一见如故。
大会闭幕时，苏联妇联宣布宋庆龄女士来到莫斯科，妇联下午开欢迎会，各国代表可以去领票。刘群先渴望一睹宋庆龄的风采，聆听她的演讲。但宋庆龄是用英语，而秦邦宪既懂俄语又懂英语，于是，刘群先就恳请秦邦宪留下，和她一起听宋庆龄的演说。秦邦宪爽快答应了。
散会后他们一起步行回“中大”。一路上刘群先向秦邦宪讲了无锡的工人在国共分裂时期与国民党的斗争，无锡人民在国民党屠刀下遭受的深重苦难。秦邦宪向刘群先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和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两人谈得很投机，共同理想使他们之间感情不断升温。每逢刘群先在课余时间或休息日去莫斯科近郊的工厂参观，了解苏联工人的生产、生活和工会活动的情况时，秦邦宪常常陪同她一起去。他们在一起感到很开心，渐渐地感情升华，1928年5月他们决定结婚。秦邦宪送给刘群先一条裙子和一双皮鞋，这是她第一次穿裙子和皮鞋。
1930年回国后，刘群先参加了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继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她被美国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誉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
刚到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博古诺夫”，“博古诺夫”为俄语“上帝”（Бог）的音译。后来回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不能使用真名，久而久之，博古的名字被大家熟记起来。
1929年，博古学习成绩优秀，转入中国问题研究院当研究生，并担任校内工人班政治常识教员兼党的指导员。
稚嫩的“总负责人”
1930年5月，博古回到上海，开始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并参加《劳动报》等工人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一次示威游行的活动中他与王明相遇，开始了与王明的合作。由此他的革命生涯在此后的几年中走过了一个很大的弯路。
1931年，博古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这年4月到6月，发生了顾顺章、向忠发事件，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
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
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担任军委书记，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
博古很吃惊，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博古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王明告诉他，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时年博古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