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模型：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一种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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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行动逻辑的角度来研究基层治理较有代表意义的是政府的“不出事”逻辑和民众的“闹大”逻辑，这两种逻辑分别从单向主体入手展开研究，只能就基层治理中社会冲突的一个侧面进行解释。“不出事”逻辑是政府的行动逻辑，“出大事”逻辑是民众的行动逻辑，而社会冲突往往是双方甚或多方互动的结果，并且行动主体还将根据形势变化来调整行动方式。鉴于此，在详细比较和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冲突理论、胡克定律的基础上，将“不出事”逻辑和“出大事”逻辑通过弹簧模型这一理论模型有机整合起来，提出了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弹簧模型”。弹簧模型包括一个核心概念、两大行动主体、三种条件因素、四点理论假设。
　　[关键词]弹簧模型;弹性定律;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社会冲突
　　[中图分类号]D4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2-0071-11
　　[收稿日期]2014-09-20
　　[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征地拆迁冲突治理机制研究”（2014JDY007）。
　　[作者简介]谢正富（1977-），男，湖北枣阳人，湖北文理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城乡基层治理研究;赵守飞（1975-），男，安徽怀远人，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城乡基层治理研究。
　　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所提出的一套理论分析工具，一项研究的展开必须确定合适的分析框架。在基层治理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冲突理论，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主要用于宏观的、大背景的研究，对于中微观层面的基层治理研究则需要进行适当修正;理性选择理论主要侧重行动主体的行为方式研究，忽略了行动主体间关系的研究;社会冲突理论更多地是侧重冲突的功能以及冲突如何化解的研究。所以，单纯使用其中某一种理论来分析基层治理行动逻辑都会与实际有所脱节，为了更加贴近事实、深入分析社会现象，必须在借鉴吸收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并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来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一）有关“不出事”逻辑的研究
　　“不出事”逻辑概念最先由贺雪峰、刘岳在《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一文中提出。最初的“不出事”逻辑具体指地方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消极和不作为，也即遇事情不讲原则的策略主义和有问题消极不作为的“捂盖子”之举[1]。贺雪峰、刘岳将“不出事”逻辑运用的范围只限于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认为是地方政权治理能力弱化而承担的维稳压力强化的产物。该文认为“不出事”逻辑是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还认为“不出事”逻辑的形成原因一方面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改变所导致，另一方面是国家治理策略的缘故。贺雪峰和刘岳也明确指出“不出事”逻辑导致的结果就是“出大事”。
　　钟伟军在《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一个分析框架》一文中将“不出事”逻辑拓展为一个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行为。另外，钟伟军将“不出事”逻辑的时间范围拓展到改革开放以后，将空间范围从农村基层治理拓展到整个基层社会治理。钟伟军认为，“不出事”逻辑是社会管理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它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了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任务底线;二是体现了社会管理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三是体现了概念的相对性，不出事是相对而言的，并非绝对。[2]钟伟军运用“不出事”逻辑分析社会管理，认为其行为特征表现为攫取式、高压式、策略式。钟文还对“不出事”逻辑进行了制度分析，认为“不出事”逻辑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原因。中央政府控制着治官权，地方政府掌握着治民权，中央政府只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行使相对独立的管理权，而“不出事”是地方政府交给中央政府基本的政治答卷。钟伟军最后也在文中指出“不出事”逻辑将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爆发，最终会出大事。
　　“不出事”逻辑的既有研究，一方面将其称为政府消极不作为的行动规律，另一方面将其视为一种分析工具，用来分析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行为，认为“不出事”逻辑的最终结果是“出大事”。
　　（二）有关“闹大”逻辑的研究
　　“出大事”逻辑的研究基础是“闹大”现象及逻辑的研究。韩志明是学界较为系统研究“闹大”现象及规律的学者。韩志明在《闹大现象的产生逻辑、社会效应和制度情境》《能力短缺条件下的双边动员博弈——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及其关系》《行动的选择与制度的逻辑——对“闹大”现象的理论分析》《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等文章中提出的“闹大”现象，并对“闹大”给出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还分析了闹大现象的产生逻辑、社会效应以及治理机制等。韩志明认为“闹大”现象广泛存在于公共治理的各个领域，“闹大”逻辑是公民抗争的行动逻辑，“闹大”理论可以解释现实中的诸多社会问题。他还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议程设置三个方面对“闹大”逻辑进行描述性分析，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来探析“闹大”的规律。夏学銮在《且说社会转型期的“闹大心理”》一文中对“闹大心理”的功能作用、产生根源以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夏学銮认为，“闹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通过体制内渠道无法实现利益诉求时向社会发出的申诉和呼救。从功能作用意义上讲，“闹大”有组织功能、行动功能、舆论功能、机会功能、通天功能。从根源上讲，“闹大”心理形成的相关因素有缺少话语权利、沉默等于灭亡、一不做二不休、制度渠道缺乏、闹大容易成功。李军鹏分析了“闹访”的特点、“闹访”与官民关系嬗变、地方政府应对“闹访”的方式等，并提出要理性看待“闹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现有的研究更多是对“闹大”现象的描述分析，虽然韩志明也试图将“闹大”抽象为公民抗争的行动逻辑，但是缺乏对行动逻辑形成的深入分析，也没有将“闹大”逻辑与政府的“不出事”逻辑联系起来，这为本文“出大事”逻辑的提出预留了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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