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腐败产生的根源探析
时间：2021-07-08 16:05: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抑制政治腐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由于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分离，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以及人的趋利性，使这一课题成了一道现实难题。
关键词：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政治制度化；趋利性
中图分类号：D9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10-0035-02
一、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分离为政治腐败提供了条件
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第一要义。在现代民主国家。一般在理论上和法律上都承认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但由于人口众多、分布较广、民众参政议政能力参差不齐，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即人民不可能直接地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力，管理国家。因此各民主国家都实行代议制，通过定期选举产生代表机关，再由代表机关组织政府和司法机关行使国家权力。
代议制的产生发展反映了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和国家事务日益复杂化的客观需要。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哪一个统治阶级，只要实行民主政治，都普遍采取代议制的形式，只是具体方式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议会制、三权分立制，议会独立行使立法权，并与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与平衡。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代议制。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立法权、监督权、决定重大事项权、选举和任免权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力由它自己行使。同时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把人民委托给它的一部分权力授予由它产生的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分别行使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这就意味着在国家权力的持有和行使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离。
从理论上说，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都是人民所赋予的，它一经产生，就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必须用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在现实性上，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个人的性质。国家、政府、公共权力本身不过是抽象的存在，代表国家以政府名义行使公共权力的都是具体的个人，是以国家、政府的名义行事的代理人，这就使公共权力不能不受个人意志和利益的影响。因而这种“分离”的状态，极有可能“引起政治失控一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一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权力的异化倾向，导致政治腐败和专横，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
尽管人们设计出最完善制度，以确保权力行使者不背离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事实上，这种努力是有限度的。只要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分离状态存在，客观上就为权力在现代民主国家的蜕变和滥用提供了条件。在这种“分离”状态下，如何使那些以政府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的个人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运用这些权力，至少是以不损害人民利益的方式运用这些权力，已经是现代国家共同面临的—个的政治问题。
二、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为政治腐败提供了机会
制度是分析社会政治腐败的—个重要视角。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当前日益高发的政治腐败现象，有句话说得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从制度上找原因。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是导致政治腐败根本原因。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化有两个重要因素，即该社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组织和程序与政治制度化水平成正比。“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得稳定的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程序都可以依据它的组织和程序及所有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的协调性来衡量”，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是不高的。
从组织上看，我国政治组织的适应症、协调性还不够好，这里的政治组织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不仅仅包括国家机关、各党派、各政治社团。各种政治组织具有稳定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组织的适应性、协调性还有待提高。比如，党中央一再强调，无论是党的领导机关，还是政府机关党组，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但各地执行起来千差万别。从制度层面看，制度不科学、不配套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中国是—个有着强烈人情观念传统的国度，重人情、轻法理，制度观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在密切的人际交往中，制度常常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制度缺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利益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这必然要求制度上有所反映，制度供给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
蔡定剑教授在其所著的《国家监督制度》中说：任何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都应具备权力性、外在性、平等性和独立性、强制性、权威性和制约性六个特征，这些特征既是权力监督的内在规律，又是科学监督权力的客观要求。以此来审视我国监督体系，突出表现在，无论是我国党政机关内部设立的党的各级纪检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同时受同级党委或政府和上级监督机关双重领导，以横向领导为主，纵向领导为辅，监督机构的人事权、财政权、领导权掌握在同级党委或行政领导手中，形成一种附属型的隶属关系，这种监督主体和监督客体地位不平等，必然导致监督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显然，这样的监督是难以奏效的，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使监督权的部门所处的位置和拥有的条件与其担负的任务不相称。
在实践中，这种监督一般用于对下级和一般党员干部监督颇为有效，而对同级党委或行政首长很难实施监督，或监督比较乏力。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监督权在行使过程中纵向上的失控和横向上的失衡。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步伐的社会大转折时期，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为主要形式的腐败现象，正处于一个高发、多发期。可以预计，在种种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在短时间内不会明显减弱。正如江泽民指出，在商品经济开始趋于活跃，而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尚未通过法制形式严密规范的时候，权力和金钱的交易等腐败行为最容易滋长蔓延。
三、人的“趋利性”为政治腐败提供了基因
对于人的趋利性，自古以来就为中外有识之士所认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认为，“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荀子则提出，“好利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韩非则更明确地指出，人人都是自私的，都“喜利”，“好利恶害”。司马迁又进一步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西方对人趋利本性的认识，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经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