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考全球化和民族化的互动关系
时间：2021-07-08 12:06: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全球化和民族化都是全球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全球化是现代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规定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跨国联姻创造了前提，使落后民族可以通过革命或改革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给民族传统以时代性提升。民族化是现代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全球性上层建筑，对世界历史发展进行政治设计和文化牵引，特别是非西方、非资本的民族国家探索本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矫正着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公正、不合理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全球化良性互动。挣脱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循环怪圈，使中华文明获得时代性升华，并推动全球化向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营造有利环境。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15－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1JD710032)；广西文科中心“科学研究工程”项目(YB201103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1M500356)。
作者简介：靳书君(1972－)，男，山东曲阜人，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潘沁(1974－)，女，湖北监利人，哲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全球化、民族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如果说扭转全球化无异于阻止地球自转，那么离弃民族化就如同要人停止呼吸一样不可能。二者的互动被称为“二律背反”，一个“合理的悖论”，这种合理性和真理性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才能看清楚。“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透过历史的深远眼光，人类社会发展在纵向上表现为生产方式兴替，透过世界的全局眼光，人类社会发展在横向上表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全球化和民族化同是社会历史发展合纵连横的产物，世界舞台上的纵横捭阖就是通过民族化的历史能动性影响和推动全球化的自然历史进程。
一、全球化和民族化都是全球性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产物
1913年，列宁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的觉醒，反抗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布哈林在1915年把这两种趋向归结为“民族化”和“国际化”。在这里，列宁和布哈林指明全球化和民族化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产物。揭示了两种趋向的必然性和共生性。资本主义在全球规模上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纵连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越出国界。形成了全球性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形式的重大转变把人类带进了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内部矛盾和全球性矛盾，以及深刻影响全球性矛盾的他国内部矛盾、国家间矛盾，相因相生，相通相融，相反相成，人类历史总体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不再是过去那种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变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率先启动的全球化，并非径情直遂通向大同世界的浪漫之旅，而是以“分”的形式走向“合”的人间离合剧。全球性矛盾不仅不排斥，反而需要以各民族国家内部矛盾作为其运动的前提和形式，两种趋向是全球社会基本矛盾同一母体的双生子，是一对孪生兄弟。
(一)从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看，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是全球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
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大机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国际分工，进而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使得各个国家、民族都卷入普遍竞争和普遍交往。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每个人正在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机会和能力，封闭性、地域性、狭隘性日益被开放性、世界性、一体性所代替。于是，“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现在，全球化的穿透力已经通过诸如世界市场、世界工厂、世界金融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欧元)、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如“托宾税”)、全球互联网等主要方面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展示。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如迪斯尼化、好莱坞化、可口可乐化和麦当劳化)，以及以自由化、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价值理想的汇合，大有“普天下皆一式”的表征。现代大生产力的跨国运动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展开的，是资本为了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而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不能不使资本主义本身无法消除的社会弊病也全球化了，出现了诸如全球环境污染、国际金融投机、跨国犯罪等许多全球性问题。
(二)从全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看，民族国家和民族化是全球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
资本为了主导和推动全球化，需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支持和配合，按照资本的逻辑形成的不平等国际分工是全球经济的核心，构成全球性社会基本矛盾的经济基础。为维护这个经济基础，作为全球上层建筑的现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以之为单位参加全球政治，根据各国综合实力进行全球性的权力分级，维护全球不平等分工体系。同时，本来无所谓优劣高下的各民族文化，也发生了现代与传统、主流与支流的文化分野，世界各地的文化依照资本的旋律汇流成一种全球文化。可以说。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无论如何定义，核心要素都离不开全球范围的生产分工、权力分级和文化分野，承载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民族国家正是适应和参与“分”的基本单位。前现代国家在邦国林立的西方是上帝的国家，在东方封贡体系下的是皇帝的国家，不是民族的国家。个体农民是一袋马铃薯，领主、地主是另一袋马铃薯，前现代国家内部剥削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是超经济的外边安排，剥削阶级和生产阶级的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之间并无共同利害关系。无法形成民族的阶级，被斯大林称为“内部缺少联系的混合物”。“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自然经济条件下民族结构关系的外部联系让位于民族统一市场的经济纽带结成的内部联系，支离松散的部族过渡到具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地域、文化、语言和国家的现代民族，民族利益越来越敏感，民族特性越来越鲜明。马克思指出：“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民族国家使国家的政治性和民族的文化性高度一致，在全球生产力没有达到能够解决全人类的共同富裕问题之前，民族国家始终是全球上层建筑最稳固的形式，世界历史的发展就始终以民族国家为支点。不仅各种非国家实体、超国家实体都不可能离开民族国家作为其发挥作用的基础，今天的跨国公司也仍然是一国资本越出国界驾驭他国资本、利用他国资源的组织形式，核心力量是母国资本。跨国公司与母国的联系，与东道国的联系相比，更为紧密、更为本质，使得跨国公司在法律上、政策上、文化上都深深地打上了本国、本民族的烙印，只有一国的、民族的跨国公司，没有多国的、多民族的跨国公司，更不存在是全球的、全人类的跨国公司。即使在全球化程度特别高的金融领域。大部分存款和股票仍然具有国家性，并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利率标准。考虑到民族国家是全球上层建筑的稳固形式，马克思、列宁都曾明确指出，不仅存在资产阶级化的民族，无产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