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遗产
时间：2021-07-06 12:00: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8年1月11日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校庆110周年。在两个纪念日之际，我们建国前在北京大学就读的许多老校友，缅怀蔡校长对北京大学的丰功伟绩。今天，我们要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国内外一流大学，应当发扬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出掌北大
1916年9月，北京黎元洪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给在法国考察欧洲教育的蔡元培先生发电报，请蔡先生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前清翰林，留学欧洲，富有学术修养和民主精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曾任教育总长，对旧制度教育进行过改革。蔡先生接到电报后对是否回国就任曾有两种考虑，一方面顾虑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改革北大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考虑，北京正需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培养人才。在孙中山先生劝导之下，他毅然决定回国就任。1916年12月回国，1917年1月就任校长，首先对大学定性，他给大学下了定义“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识为天责，不应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蔡先生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他赞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并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鲜明地提出了“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主张，对不同学派实行百家争鸣。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摆在首位，文科学长长期缺人，需要一位有学识、在思想教育界有威望的人士来担任。为了聘请一位思想新颖的文科学长，他请教汤尔和先生和沈尹默教授，两人都推荐陈独秀，并以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十本《新青年》相赠，称赞陈独秀是在“青年中最有影响的指导者”。陈独秀参加过辛亥革命、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者，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之后改为《新青年》，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宣战。蔡元培认识他，很快接受了汤、沈的建议，亲自三次到前门外一家旅馆登门拜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同时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长，不久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马叙伦、陈垣、鲁迅等到北大任教，汇同原已在北大任数的钱玄同、沈尹默、王星拱等，文科教师焕然一新。在法科、理科，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夏元栗、李四光、丁燮林、何杰、翁文颢、丁文江、朱家骅、李书华等名流，一时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对校内领导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各方面进行了改革，推行教授治校和教授会制度，实行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支持师生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探讨真理。当时建立的著名社团有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道德会、地质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在这种教育方针指导之下，北大很快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扫过去暮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旧局面，出现了名流云集、学派林立、人才辈出、鸢飞鱼跃，蓬蓬勃勃，生气盎然的新景象。
在蔡校长支持下，随着陈独秀来北大，《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大，它的编辑、作者群体主要出自北大师生。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在1918年创办了《每周评论》。邓中夏、许德珩、周炳霖创办《国民》。傅斯年、罗家伦创办了《新潮》。他们大力宣传新文化，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提出两大口号：民主和科学。它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胡适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接着提出《文学革命论》，蔡元培赞成推广白话文运动，撰文称：“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他们推广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中国语文的主要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受惠于广大人民的深远影响，对在广大人民中普及文化和新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坚定、勇猛的冲击，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进行了一次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打开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门，形成了中国一场空前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空前深刻、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5月，以北京大学师生为先锋的北京青年学生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归还租界，撤销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这些要求在和会上都遭到拒绝。在讨论德国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利益均应归还中国，而日本竟然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德国在胶州湾的租界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应该无条件地让给日本，英、法、美三国竟完全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提出抗议，而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5月2日，蔡元培校长将这一消息告诉北大学生许德衍、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等。消息传来，引起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怒。5月3日晚，北大一千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开会，商讨进行抗议的活动。当场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通电巴黎和谈代表坚持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市在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推傅斯年、许德珩等20人组织。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十三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到天安门前集会，傅斯年是游行总指挥，许德珩在大会上宣读宣言。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集会群众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接着，游行前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抗议，被军警阻挠，游行队伍转奔东单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了曹宅。游行队伍遭受到军警镇压，北大许德珩等32位学生被捕。5月5日，北京市大中专学生25000人实行罢课。5月6日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5月6日蔡元培校长亲自到教育部、警察所，对被捕学生保释营救。北京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5月7日被捕学生被放，蔡元培校长率领北大教职员、学生在沙滩广场集会迎接。北洋军阀虽然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正义要求却置之不理，而且逼迫爱护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离校，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19日，北京学联发动总罢课，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是表彰被学生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在北京学联领导和号召下，6月3日、4日、5日，几千名大中学生走向街头演讲抗议，有870名学生被捕。在高压之下，学生不屈服，继续坚强斗争，6月6日有多达5000人上街抗议。
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受北京各大学爱国教授，特别是北大的爱国教授的支持和鼓励，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学生密切联系，积极指导、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斗争的关键时刻，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向市民散发他们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声称：“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会场上立刻轰动，群情激愤。陈独秀被逮捕，监禁了三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