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张贴的国家史
时间：2021-07-05 16:04: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9年11月,英国伦敦,布伦斯拍卖行(Bloomsbury Auctions)开始新一轮中国文物拍卖。参加拍卖的有多种政治宣传画,其中反映中国声援越南对抗美国入侵的海报,估价10万至15万元港币。
近年来,海外掀起一股“红色大潮”,政治宣传画频频突破价格标尺,成为海外收藏家心仪的中国藏品。但是,不是每个收藏者都单纯为了投资与消费。荷兰汉学家及收藏家斯特凡•兰茨伯格(Stefan R Landsberger),作为当今世界上新中国政治宣传画最大的私人藏家之一,把自己近40年的收藏都直接用于中国现当代历史、政治的研究与教学中,在所有自称“中国迷”的老外收藏家中,别具一格。
“极权主义艺术”的田边
斯特凡•兰茨伯格有个优雅的中文名字:田思。这位荷兰人把自己解读为“在田边思考”——用他自己独有的方式观察并思考着中国这块孕育了千年历史的沃野。
田思的收藏愿望最早开始于他的高中时代。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对“极权主义艺术”着迷。冰冷、铁血、崇尚秩序、狂热的个人崇拜——表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艺术品使尚在学习世界历史的田思好奇。尽管“极权主义艺术”多种多样,但在田思看来,中国“文革”政治宣传画让他最感兴趣。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那个年代的苏联艺术品精致却太过昂贵;“纳粹”标签的艺术品往往会带来一些政治问题,“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怀疑你是一个纳粹的同情者”。而在这个时候,田思发现激进的荷兰左派书店开始销售以复制品形式制作的中国政治宣传画艺术品,价格非常便宜。田思就在那样的环境中悄悄给自己的收藏之旅定下“中国”的方向。
田思还记得见到第一幅中国政治宣传画的时候,正是在36年前的中国“文革”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书店接触到山西户县的农民画,那些画在当时曾得到江青的极力赞赏,认为它们代表了农民的创作精神。
青年时代的田思就这样渐渐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宣传画所着迷。他乐此不疲地奔波在书店、艺术品商店,找寻那些被人带到海外流落至荷兰的中国“文革”政治宣传画,尽管那时还不完全明白这些政治艺术的真正含义。
从“极权主义艺术”开始的收藏之旅,使田思渐渐洞悉了其中的玄机:极权主义意味着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达成,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国家主义高于一切,这在宣传画里都可以解读出来”,田思始终认为自己的收藏是为了更好地解读和反思历史:“二战”后的全人类都在反思极权主义带来的灾难,而中国“文革”使极权主义的幽灵附体在中国艺术中,并把其改造成宣传专制的机器。这些图像是历史的存证。
在收藏了大量中国“文革”政治宣传画之后,田思慢慢拓展了方向,开始关注中国历史更多的截面,收集的政治宣传画种类也越来越多。1980年,田思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还记得当时走入一家书店时的情景,“简直是海报和政治宣传画的天堂”,田思说,“我的大部分收藏品都是在上个世纪收集到的,但在那时,中国人把我当成疯子,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海报既不美观又并非艺术品”。直到80年代后期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他的严肃性。
听听宣传画说的话
刚开始田思对中国政治宣传画的狂热是被人所误解的,而他却坚守库尔特•塔克尔斯基说过的一句话:“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
正如同样引用了库尔特•塔克尔斯基这句话的《图像证史》中,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所论述的那样,图像、图片作为可视的叙述史和历史证据,不同于文本证史,图像证史以视觉化的方式提供了更多具体的“证词”,微小而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往往在画面的每一个缝隙里。
“图像能说话,能告诉我们更多”,田思面对墙上张贴的宣传画总是不自觉地停下来,“想听听宣传画说的话,它们不只是说历史,也在说中国社会狂飙突进的变化”。
很显然,田思的藏品已经自成一部中国当代史。单是画面上的中文口号,便可窥见一斑:“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狠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新高潮”,“伟大的胜利人民的节日”,“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工业生产新高潮”……田思所收集的2500张宣传海报中,最古老的收藏品出自于1937年,是23张当时的国民政府呼吁人民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海报,目前已经成为限量级珍品。按照田思自己的话说,根据年代索引,他的中国政治宣传画收藏之旅也是跨越了从1937年到2009年的时光之旅。
这其中,田思尤其喜欢的是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宣传画。在他看来,当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也渗入艺术及宣传画创作领域,千百万群众被调动投入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见证了中国政治宣传画的生产顶峰,同时在内容与形式上其艺术表现亦登峰造极。特别是在“文革”中,政治剥夺了其他任何话题而成为首要地位。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这个时期唯一可能的主题”,田思认为,这是宣传画更加盛行的年代,通过对它们的动态解读可以呈现更真实的20世纪的中国社会演进。比如他最喜欢其中21张来自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海报,现在看来正记载了当时中国人思想的最基本状态:高度秩序化、政治狂欢化、物质匮乏导致的精神贫瘠化。
田思把他所有的收藏品按不同主题划分成32个系列,比如:毛泽东崇拜、“文革”运动、祖国统一、“大跃进”、法律知识、人口政策、“三个代表”,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党和国家领袖”这一系列涉及毛泽东、孙中山等20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田思希望今后能够收集到更多有关领导人的宣传海报,“人物越多越好,因为他们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博物馆”。在“英雄和敌人”这一系列中,共有30多位人民英雄以及15个人民敌人的人物宣传画,其中宣传雷锋的作品数量最多,田思说:“这很正常,因为他从1963年起就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图像所见证的历史往往蕴藏在细节里。
田思所举的例子是他最大的一张藏品。那是一张长2.25米、宽1.10米,有3张普通尺寸宣传画加在一起大的巨幅海报。据田思介绍,这张2007年12月购进的名为“建设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海报创作于1998年,画上兴高采烈的人们身后是一个拥有图书馆和广播电视大楼等各种现代设施的新农村。“看到画的左下角是什么吗?那是一台送给‘双文明户’家庭的IBM牌电脑”。田思为自己在图像上这一细致的发现高兴不已。
宣传画要说的“话”还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是见证当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伟大变革。对于田思来说,就像福楼拜说“上帝就在细节里”那样,当代中国要说的“话”也在政治宣传画的每个细节里。
一去不复返的“墙上国家史”
除了狂热的收藏者,田思还有另一重身份。他不仅是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中国当代史的教授,还是阿姆斯特丹大学艺术、宗教与文化研究院的中国文化研究专家。
在作为研究者的他看来,政治宣传画绝不仅仅是宣传画。尽管宣传的功能迫使大部分画面呈现了一场红色的狂欢,但它们用可视化的语言连接了不同历史断面的中国,并且透视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他一边默默地收藏,一边关注着中国人自己对这些宣传画的态度。
在那个政治并未完全退出日常生活的年代,收藏这些政治符号甚至是不安全的。
田思曾经在中国买了一张1976年“批判邓小平”的海报,宣传画的销售人员当即告诉他,即使在当时20世纪90年代,这种材料也被认为是危险的。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他购买另一幅宣传画时——这是一张印制于20世纪40年代日军侵华时在中国做宣传的海报。令田思感到有趣的是,经过这么多年,中国早期政治宣传画竟然被保存得超乎想象的好。可见过去卖这些政治宣传画的人在担着政治风险的同时也已经意识到它们的历史价值。田思在与形形色色的卖宣传画的中国人交流之后,这样总结道:中国人的敏感和睿智往往聚焦在对政治的关注上,他们懂得解读中国政治符号超乎特定语境的延续性意义,并且付出一定行动使其保存、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