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时间：2021-07-05 04:01: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主要表现在战略步骤不明确、战术不明确、缺少动力源、启动机制缓慢、缺少制衡机制、知识分子的求新癖与超越癖模糊了方向、缺少民众的支持、缺少公民文化的支撑,以及体制内部人决断能力不足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甚至成为经济扭曲变形、政治民主难以推进、文化大国虚化、社会活力不足、道德滑坡的总病根。政治体制改革只有以宪法为底线、以民主为原则、以维权为重点、以构建公民社会为基础、以官员财产申报等为重要内容,才可能真正取得成效。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 滞后 原因 路径
作者 张爱军,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连:116029)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如果说这30年中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展,那是失之偏颇。如果说30年中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则未免夸张。政治体制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而言是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表现主要有哪些?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何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政治文明?所有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必要。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
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在对民主作用的认识上不断提升,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这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不动摇,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方向不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是方向上的滞后,而是具体措施的滞后,主要表现在:
1. 政治体制改革缺少明确的战略步骤。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战略步骤,比如经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国家的生活水平,并且有比较明确的时间限制。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要实现什么,第二步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最终要使中国政治发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每一步的时间节点在哪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战略部署。邓小平认为普选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但在迈向普选的步骤上每一阶段的时限在哪里并不清晰。上个世纪80年代他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措施即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能否把这些理论转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步骤则值得深入研究。
2. 政治体制改革战术不明确。从经验的角度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刺激—反应型为主的改革,其刺激反应源主要来自于外部的群体性压力,这就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战术必然是被动的、不明确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改革的战略战术分为费边主义、闪电战和暴力三种。改革的最有效方式是将费边战术与闪电战术配合起来使用,亨廷顿的这种观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并备受倾慕。只是中国的学者低估了中国政治体制形成的特殊国情和改革的难度,在没有明确改革步骤的前提下探讨改革的战术问题无疑有些操之过急,是政治浪漫主义冲动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国人有意无意地遮掩或屏蔽了亨廷顿提出的改革中出现的暴力有效性的观点及相应的暴力战术,把亨廷顿的三个改革战术观不自觉地变成了两个改革战术观。
尽管没有人愿意看到暴力的出现,但暴力几乎是进入现代化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亨廷顿指出:“没有哪一个社会的重大的社会、经济或政治改革不是伴随着暴力或暴力行为一触即发的险恶局面。”“在大多数国家里,国泰民安不能没有某些改革,而改革也不能没有某些暴力。”[1]暴力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暴力对改革并不是完全消极的,有时甚至是积极的。暴力发生的事实“可以被改革者有效地用来推行那些否则就不可能实行的措施”[2]。他认为,一部美国的改革史——从杰斐逊的民主派到废奴主义者、人民党人、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混乱事件,但正是这些暴力事件触发了政府政策的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群体性事件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暴力,一些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与群体性事件有着密切关系。如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黄静的裸死引发中国网络第一大案、史上最牛钉子户成官民博弈的范本、厦门PX项目成为典型的“民意的胜利”,瓮安的危机公关使信息公开成为化解危机关键。但是,人们至今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还没有从改革的战略战术的高度上去分析和提炼,这是不应有的缺欠。如果不是从理想主义出发而是从现实主义出发,就应该认识到群体性事件是暴力战术在中国的非自觉应用和意外收获。
3. 政治体制改革缺少动力源。政治体制改革既缺少物质动力又缺少精神动力。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因素,一个是利益,一个是信仰。利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信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动力,这两个动力缺一不可。相比较而言,利益具有优先性的考虑。但中国政治体制内部的人,往往缺少内在利益的驱动,“改革使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3],改革之后他们权力小了,利益少了,甚至利益失去了,特权集团就不会支持改革。于是,那些有信仰的政治改革家,或者被利益者裹挟最终被迫放弃改革,或者被体制内的特权集团驱逐到权力的核心圈子之外。何况,中国已经进入了世俗化社会,信仰呈现相对严重缺失的状态。
4.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机制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启动思路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双向互动。中国共产党在十三大就明确提出了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命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就推进党内民主提出: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机制。这三个具体制度的提出和实施,有利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实效性,为人民民主提供了范例。但与经济体制相比较而言,其间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毕竟改革开放才30年的时间。
5.政治体制改革缺少制衡机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缺少内在的制衡也缺少外在的制衡。主要表现在:绝对权力的滥用、腐败的较大面积出现、官员的设租寻租、强征土地与强制拆迁、黑社会在不少地区大量存在。这些众所周知的现象都是因为没有权力制衡、缺少权力制衡或权力制衡不彻底造成的。与此相适应,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极为缓慢又极为脆弱,制衡权力的外部力量极为有限,强政府、弱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现实。
6. 知识分子的求新癖与超越癖自觉或不自觉地抽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虚化。在不少情况下,连民主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都没有搞清楚,有些学者就提出了诸如协商民主、审议民主、财政民主、网络民主等,这不但不利于民主的建设,反而会使民主误入歧途。没有以选举为起点的民主,没有人民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些民主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只有一个,那就是具有宪法约束的人民民主,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
7. 政治体制改革缺少民众的内在支持。从宏大的角度来说,民主是时代潮流,这应该成为中国公民的共识。但具体到中国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人身上,看法和做法也有着诸多的不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会带来直接的看得见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即使带来利益也是相对比较长远的利益。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往往与普通公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因此,当政治体制改革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利益时,普通公民通常不会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当政治体制改革给普通公民带来利益时,既得利益集团则会设置障碍反对改革,从而影响了普通民众改革的积极性。赢者通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零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