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的儒学与民主比较研究
时间：2021-07-03 16:03: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海外儒学的研究中心。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儒学与民主理论的比较研究是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大致分为研究起步、提出新研究模式和开展多层面研究三个阶段。研究重点集中于对儒学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比较阐释。研究范式的更迭和演进是战后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批判性的解读和创造性的“误读”是贯穿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研究的两条主线。
关键词：美国历史与文化中国研究儒学民主
美国学界对儒学的研究已有百余年，到20世纪下半期更进一步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这一时期，全方位、多层面的儒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得以广泛开展。在战后政治哲学研究复兴的影响下，儒学与民主的比较研究成为美国中国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言，美国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讨既有政治或社会经济角度的研究，也有哲学层面的探讨，这两方面的研究共同促成了美国儒学研究的繁荣。
一 儒学与西方语境下的自由、民主之辩
战后，美国学术界对儒学与现代民主理论的比较研究初步兴起，并成为战后西方政治哲学研究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和地区传统汉学研究的新特点。首先，在研究主体上，出现了两大派别的分野。一派是承继传统汉学研究的汉学家，以顾立雅(H．G．Greel)为代表；另一派是战后兴起的外交史学的承继者，代表人物是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哈佛学派。这两大派别的学术分野实际上是传统的汉学研究(Sinology)向现代中国学研究(China Study)转化的重要体现。“汉学”本指汉代的训诂之学，到近代被用来指海外学界对传统中国文化，如文字、音韵、历史等的研究。海外研究传统汉学的中心是西欧，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战后，美国对中国研究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他们虽然认为“‘汉学’应该是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但美国的汉学研究已逐渐向以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y)为特征的中国研究转变，其标志是“注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相互关系，而对中国古代文明只作背景介绍。”①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费正清“追求打破传统史学‘单科独进’的研究方式，引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行多学科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趋向”②。这种研究方法的引入，使西方的儒学研究开始走出象牙塔。在研究内容及核心概念上，儒家文化与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民主有无相通之处，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一)顾立雅：儒学是西方现代民主的思想源泉之一。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主要研究孔子和中国的文化教育。代表作《孔子与中国之道》(Con 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被美国学术界誉为“研究孔子或孔子哲学的一种主要英文参考书。”③该书的第15章，顾立雅以“儒学与西方民主”为题展开了论述。他认为，启蒙哲学发生在17和18世纪期间，正是儒学在欧洲为学术界所认知和传播的时期。耶稣会士们将儒学介绍到了欧洲，对欧洲启蒙哲学的发生和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时人对于儒学与民主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民主思想产生的催化剂。有学者通过对孔子思想、特别是《论语》的研究认为，“中国思想的确对于民主哲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过贡献。”④这种贡献主要是通过对启蒙哲学的影响实现的。在他们看来，“启蒙哲学与儒学有着一些非常突出的相似性。”①孔子的个人哲学和最早的儒学“在气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并倾向于民主方向，于是被欢呼为另一个世界的革命的福音书。”②许多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弗朗西斯·魁奈等都受到儒学的影响。以魁奈为例，在阐述其重农主义学说的政治原理时，他依据其自身的理解对中国政治进行了说明。“在他书的‘导论’中，魁奈谈到‘与一个已经建成的良好政府相一致的自然原理’，并且认为这样的自然原理只能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这样的学说值得为所有国家奉为楷模。’”③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儒学的价值并不认同。理由有两点：一是当时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的儒学是否真实。他们发现，当时传教士们译介的儒学思想并不是17和18世纪在中国普遍流行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而是较早的儒学原生态。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出于各种需要，耶稣会士还有意删掉部分内容。二是一些启蒙思想家虽然受到儒学的一定影响，但否认儒学能够成为民主思想萌芽的温床。孟德斯鸠曾断言，中国的政治实际上是“专制政治”。法国革命的先驱者费内隆在其《死者的对话》一书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费内隆在书中让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与孔子这两位圣贤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此揭露孔子的儒家思想迥异于孕育着民主思想萌芽的古希腊哲学，因此儒学不能催生出民主精神。在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之后，顾立雅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诸多原因之中，有一种是“精神的革命”。“在17和18世纪，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精神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④顾立雅认为，儒学也对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表现出来。”⑤美国的两位重要民主思想家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曾受到法国重农主义的影响。而且，“杰斐逊的一封信明显地表现出他意识到了重农主义与中国之间的联系。”①但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注重传统延续的儒家文化已经不能唤起正逐渐步入近代的西方国家的兴趣，所以无论是杰斐逊还是富兰克林都没有对中国儒学做过研究。但顾立雅发现，将杰斐逊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进行一番比较还是很有趣的。杰斐逊与孔子一样，都坚持基本的人类平等，对所有人(包括奴隶)表示最起码的尊重，并且关切穷人反感富人。杰斐逊提出“整个治国之术由真诚的做人之道组成”，这与《论语·颜渊十八》中的孔子的论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极其相似。杰斐逊的教育思想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某些方面也是相通的。如他将教育视为国家的首要关切，对学生进行多层次的挑选，以及在政治中实行选贤任能而不是关注门第出身的原则。这些方面既构成了杰斐逊民主教育思想的主体，也是近代民主思想的重要体现。这些思想的内在精神与儒学是相通的。顾立雅最后提出，虽然这些比较中的相似性不能直接证明杰斐逊的治国思想曾受到儒学的影响，但“却有一种受到这种影响的明显可能性。”②
(二)费正清学派：现代性视野下的儒家专制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