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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

    时间:2021-07-02 00:04: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公共外交;顶层设计
      [摘要]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中国在话语权问题上仍存在着多重困局。着眼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唯有对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从多个方面进行精巧的顶层设计,方能更好地实现、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4-0062-09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这一提法在历届党代会报告这种纲领性文件中尚属首次,因而预示着公共外交有望成为今后拓展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抓手”。而迈入新世纪伊始,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正上演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冷战已毕而冷战思维未清、恐怖主义沉渣泛起甚嚣尘上、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公共危机流毒天下等等,整个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最为复杂的经济大动荡、社会大发展、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之中。当此情境之下,国际话语权上的争夺较量愈加迫切地呼唤公共外交能有更大作为。
      一、话语权的基本理念
      从语义的层面来看,“话语权”这一概念内含有两个基本语素,即“话语”和“权”。进一步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话语权”一词是一种偏正结构,“话语”是限定词,而“权”则是中心词,包含有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的双重内涵。话语、权利、权力等基本概念早就为人们所广泛使用,但将“话语权”明确作为一种理念提出并融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却是新近的现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上的“语言转向”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领域对于语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话语”(dis-course)概念正式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并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1926-1984)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从话语中发现权力本质,或将话语作为权力来源理解,话语权理念从其思想渊源上明显可以看出福柯“话语即权力”这一著名命题投射的影子。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次演说中最早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在福柯看来,“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知识)”。话语与权力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即所谓话语权。
      当然,对于话语权的观念认知并不只限于福柯一人,有国内的研究者将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的话语权观大体分为三大流派:一派是以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的话语权观,他们拒斥本质主义的、元叙事的、主体性的、罗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关注个体的、碎片化的话语权;一派是以葛兰西(Antonio Gramsd)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话语权观,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或主张争夺话语权,或倡导话语民主权;一派是以萨义德(Edward W.Said)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权观,他们深受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反对帝国主义或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主张平等包容,消解西方话语霸权,认为弱势群体也要发出自己真实的话语。这三大流派之间或相互承接、或相互批判,砥砺融通,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话语权理论。
      话语权具有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双重内涵,话语的权利表达的是对话语运用的“资格”和“好处”,话语的权力则表达的是对话语支配的“能力”和“程度”。较之话语权利,话语权力无疑才是话语权的关键内核。根据“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话语一般具有以下三项功能:第一,话语是情景性权力的载体,能在人与人之间分配权力,因而具有塑造社会关系的功能;第二,话语是结构性权力的载体,能够蜕化成习惯、惯例和制度,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第三,话语为权力的根基进行辩护时,就将涉及意义的建构和真理的生产,超越话语的简单“工具性”而强调其复合“功能性”。以此来看,话语权并不是指一国的语言(language)被作为外语的普及程度,而是指通过话语(dis—course)所包含的概念、逻辑、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许多西方强国非常注重积极创设一种能在事实上保证领导国或社会的领导阶级持续的主宰的国际秩序,试图通过谋求话语霸权而将自己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其他弱小之国,以便使自己的国家意志得到更大范围的体现。相形之下,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过程中,不少弱国在“话语霸权”面前处于“失语”、“无言”状态的现象并不鲜见。
      从国家层面看,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决非哪个国家的实力弱就一定没有话语权。“当今世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其所在国家的国力也都不是很强,但说出话来也很有人听,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话语权和国力并无必然联系的佐证。”同此一理,也并非哪个国家的实力强就理所当然地拥有话语权,这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扰。
      从国际层面看,话语权与国际环境是密切相连的,国际话语权通常“主要表现在有国际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立场和主张,其反映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体现了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知情、表达和参与的权利运用。纵观历史、环视世界,跨过21世纪门槛的国际话语权竞争较量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诸多新趋势、新特点:第一,国际话语权竞争已进入战略领域,成为决定国家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已从战略理念变成了战略现实;第二,国际话语权竞争的议题、内容不断更新、升级,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第三,世界各国争夺国际话语权优势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使用的技术手段和装备也越来越先进;最后,在国际话语权竞争角力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争斗更加阵线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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