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交礼仪巡礼
时间：2021-07-01 16:02: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理智”与情感
国道中落，道光、咸丰两朝再也没了祖宗的威风，咸丰帝不得不在他临死前半年多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应对日益紧迫的国际局势。然而清政府思想上并不能与形式上的开放同步，在外交上的表现便有些不伦不类。
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总理衙门打交道的一些见闻，比如说：“中国的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的外交部完全不同。凡是各国使臣到总理衙门办事，对方一定端上茶果，然后由王公大臣陪坐，边喝茶边说话。”又说：“中国官员虽然有分工，但大臣们仍然不敢各抒己见。每次外国大使问话，大家都会观察别人的表情，大臣看亲王的眼色，刚入衙门的新官则看老臣们的眼色。如果亲王说什么话，大臣们不管对不对，都会轰然响应，连说‘对对对’。如果亲王不说话，诸大臣谁也不敢先说话。”
日记还记载了一桩他亲身经历的事：“一天，我去衙门办事，诸大臣谁也不敢先说话，我等得不耐烦了，便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想到诸大臣谁也不说话，最后还是一个姓沈的老官员打破了沉默，说‘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诸大臣纷纷作答‘今天天气确实好’，之后又没了声音。”
如此“理智”的表现也难怪被西人冠以“儿戏外交”的名号，用威妥玛的话说就是：“总理衙门里的大臣，不过都是一些喃喃学语的小孩子罢了，打他们，他们就会哭，哄他们，又会把他们惯坏。所以，用左手打他们，再用右手去抚慰他们，是对付中国外交家们的最好办法。”
清朝有个驻日公使便经常遭到戏耍，那些外国同行喜欢用手指弹他的额头，一边弹还一边揶揄：“贵公使真是福人福相啊，小脸儿光滑圆润，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接着又扯着他的朝珠说：“贵公使既然有这样的宝物，应该像小孩子得到好吃的一样，每天拿着它玩就行了。”一个俄国公使与总理衙门的大臣交往，则经常会随手扔些零钱，说：“小孩子，拿去买馒头吃吧。”
观察廷枢唐景星因熟悉欧洲事物，于同治初年被选入总理衙门，他对外国公使那副专横跋扈的嘴脸很不感冒。一次威妥玛因一件小事大喊大叫，还拍了桌子，吓得中国官员噤若寒蝉，两腿打战，唐景星却忽然握着拳头站起来，怒斥道：“威妥玛先生，你凭什么拍桌子？”威妥玛更加生气，说：“你凭什么这样没礼貌，敢直呼我的名字？”唐景星说：“这是办公场所，你居然敢拍桌子，怎么要求我对你有礼貌呢？”威妥玛一时语塞，气势顿减。
情感的外露与个性的张扬向来是中国官场的大忌，外国人不敢拿唐景星怎样，清廷却容他不得。那些唯唯诺诺的上司们怕他多事，到底找了个理由把他调出了总理衙门。
喧哗与骚动
1866年，总理衙门以英国人赫德为向导，准备派出一支赴欧考察团。然而对于这种现在看来露脸的事，当时的大小官员却避之不及，纷纷以乘船“眩晕”为由推却。只有赫德的中文秘书、年届63岁的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慨然愿往”。
斌椿被临时授予三品文官衔以提高考察团的身价，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清朝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但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却毫不含糊地表示，该团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而只是搜集情报的观光团，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官方性质。考察团回国后，详细记述了诸如风土人情、高楼大厦、电梯、机器、煤气灯等欧洲见闻，对政治制度则一笔带过，还真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旅行观光团。
1905年12月，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游历欧美15个国家，全部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有红毯铺地，民众欢呼，国家元首亲自迎接。热闹的迎宾场景却催生了载泽的自卑，在他看来，这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是强者对弱者怜悯的优待，是居高临下的外交。并由此顿悟：只有改行宪政，那些“鄙我者”，才能“转而敬我”。
清朝试图适应世界，却走得异常艰难，好似一乍见天日的软体动物，始终不能挺起身板。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人员也只能靠一些小聪明来弥补外交上的大缺憾了。有次李鸿章接见俄国使节，想临时学几句俄语，孰料这俄语极绕嘴，一时半会儿掌握不了。李灵机一动，便在纸扇上写了几句俄语的音译，以应不时之需，如“请坐——杀鸡切细”、“谢谢——四包锡箔”、“冷——好冷得哪”、“好——好老少”、“再见——达四维大理也”。俄国人听后居然连夸地道。
1896年的7月13日，李鸿章访问法国，法国外长汉诺威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按照法国礼仪，在检阅仪仗队时，两国首脑要高唱各自的国歌。中国当时没有国歌，李鸿章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一段家乡合肥的小戏庐剧：“三河镇十字路开了门面，东边卖的是瓜子，西边卖的是香烟，中间卖的酒和面。针脑线头样样全……”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同治帝六岁即位，按例应接受外国使臣的拜贺，可外国人始终不肯磕头，清朝也早没了强制他们磕头的底气，这事就有些难办。总理衙门征求意见，两江总督曾国藩主张尊重外国人的习俗，免除跪拜礼，却遭到保守派大佬们的坚决反对，说不能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祖宗的规矩。最后争执无果，总理衙门只好以皇帝年龄尚小为由，拒绝外国使节觐见。
觐见一拖再拖，直到1872年同治帝大婚都未解决，当时为了回避礼宾，各国的外交官均未在邀请之列。翌年同治帝宣布亲政，各国使节再三提出觐见请求，总理衙门实在搪塞不过，只好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最终同意外使入觐可行鞠躬礼而不必磕头。
清廷为了维护面子可谓极尽能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成为常态。可官员们却大玩文字游戏，对赔款，不论公文还是私信，心照不宣地以“抚恤”二字代替。中日甲午开战后，湖南巡抚吴大澂慷慨誓师，在檄文中提到1842年和1884年的两次赔款，说中国军队战胜了外夷，但出于大国恩威，最后出钱“抚恤”他们。此檄文被上海 《申报》 引用，几家外国报纸也进行了翻译转载，英、法领事看到后，马上致书清廷质询：“你们‘赔款’的文书都还在呢，怎么反成‘抚恤’了？”清政府赶忙解释，说这是个误会，并委派苏松太道专门致函道歉，这事才算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