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后历史教育看中日韩民族历史认识的演变
时间：2021-06-19 00:03: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东北亚历史问题的实质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历史认识主要来自民族国家的历史教育。战后日本历史教育受美国干预，但随着经济腾飞民族主义色彩日益加深，并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进一步加强。韩国因南北分裂，在历史教育中强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民族正统性。中国在建国初期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历史认识，而新时期培养爱国主义的历史认识则成为历史教育的重点。冷战后三国民族主义同时复兴，激化了历史认识上的差异和矛盾。
[关键词]战后，东北亚，历史认识，历史教育，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81-05
东北亚目前存在的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韩三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研究二战后中日韩三国历史教育，以探析三国国民历史认识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方向。
一、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变迁
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后，相继发布四项指令：禁止在教育中灌输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罢免职业军人、军国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占领政策者在教育领域中的职务；规定宗教与教育分离，禁止向儿童灌输天皇崇拜和超国家主义思想；含有浓厚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日本历史、日本地理和修身等课程被禁止开设，教科书中有关神话、军国主义等内容必须用墨抹掉。
在清除旧有历史认识的同时，美国从1945年末开始，在NHK播放《真相是这样的》长篇系列报道，向日本民众灌输“太平洋战争史观”。该史观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和对日本人民的欺骗宣传，但强调美国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的最大贡献。为配合东京审判，美国将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分子定为战争责任者，但同时把天皇、舆论界、财界和部分官员划为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使其免受制裁。至于日本对朝鲜、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抗日贡献，则大多被忽略。“太平洋战争史观”成为美军占领时期的主导历史认识话语，影响深远。“结果使本来就不认账的战争责任者逃脱了法律的追究，更固执地坚持他们的战争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战后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误导了日本国民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责任，并促成崇拜美国、轻视亚洲的战后日本社会风气的形成。”
冷战开始后，美国迫切希望日本成为抵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1951年，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没有参加的情况下，美国为首的49个战胜国对日单独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结束战争状态并正式加入西方阵营后，日本重新成为正常民族国家。时任首相吉田茂曾说：“日本的重整军备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一蹴而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须从物和心两个方面进行准备……只有彻底地向青年进行教育，说明日本的历史是万国之冠，日本的国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这样才能培养爱国心。”
战后日本政府在形式上保留下来，因此统治层中存在着“日本政府的继承性”的观念，出现了为日本战前政策辩护的态度。在历史教育上，1956年文部省制定了“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对教科书的内容和表达的干涉越发严格，其基准被称作是“文部省史观”。把“侵略”改为“进入”、“进出”，把参加“三·一”运动的人定为“暴徒”等干涉，都是直接来源于此。1962年，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因强调《古事记》《日本书纪》非历史事实，记述日本发动的“鲁莽的战争”等，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
60年代，日本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确立了经济大国地位。1966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题为《理想的人》的报告，强调“不要忘记，我们是日本人”，“日本必须强大”，“日本不是任人摆布的国家”。1968年日本政府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明治维新百年庆祝活动，“要以明治一百周年为契机，重新认识作为近代国家飞速发展的源泉的明治国民能源，唤醒新的意识，以利于日本的第二次飞跃”。这反映了日本保守势力对近代的历史认识：明治时代是日本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并进行海外扩张的时代，尽管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仍是值得纪念的时代。有日本学者将其称为“明治百年史观”，是前文提到的“文部省史观”的支柱。
70年代石油危机打击了日本经济，田中内阁“金权政治”的倒台意味着“经济第一、物质万能”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9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人们生活方式开始由“物质追求型”向“自我实现型”转变。在此背景下，80年代中曾根内阁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日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更要做政治大国。1984年中曾根康弘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要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必须从理解传统体制和历史开始”，基础知识教育必须以“日本民族光荣的历史为主要内容。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首次引发中韩等国的强烈抗议，成为影响东北亚的现实问题。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日本进入平成时代。同年，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合写了《日本可以说“NO”》，全书洋溢着在80年代末迷漫于全日本的民族信心。然而，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随之而来是10年经济萧条的“平成不况”。过去因经济繁荣而被掩盖的社会问题再次凸现，“随着国民情绪日益低落，那些令人不安的老问题再次被提出：当一名日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独特性的源泉和本质是什么?”此时自民党内阁频繁更迭束手无策，左翼革新势力因社会结构的变化日益衰落，这些问题只有民族主义才能回答。
于是90年代以来，日本“历史问题”开始甚嚣尘上。1995年和1997年成立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批判战后日本历史认识受到美国“东京审判史观”、苏联“共产国际史观”和中韩“谢罪史观”三股敌对势力的压制，从而形成了“自虐史观”，只能培养“反日的日本人”。进而，这些“历史修正主义者”出版了“体现献身、公共心、勇气、勤勉的(日本人)美德”的《新历史》教科书，并获得文部省批准使用。尽管该教科书的采用率极低，但仍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论并招来中韩两国的外交抗议和民间的示威举动。
二、战后韩国历史认识的变迁
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的权力真空，迅速被美苏两国的分割占领所填补，并相继成立了南北两个对立的主权国家。本文涉及的战后韩国历史认识，仅指南部的大韩民国。
根据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编写的国定历史教科书，是战后韩国国民历史认识的主要来源。美军占领时期，接管了日本总督府设立的“朝鲜史编修会”，改称“国史馆”。1948年，韩国政府将其改组为“国史编纂委员会”，负责对朝鲜史进行研究、编纂、资料搜集和整理出版。韩国规定国史由教育人才资源部组织国史编撰委员会和国家图书编撰委员会统一编写。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对国史教育的全面管理，形成内容高度统一，记述详细、具体，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