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探寻那闪光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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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金秋10月，根据红岩革命纪念馆全年的业务工作计划，在厉华馆长的部署下，我和孙志慧(保管部主任)、李四年(摄影师)、钟意(影像助理)四人组成赴南方专题调查采访和征集拍摄小组，重点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破坏南方局地下党组织的“鄂西事件”、“南委事件”、“七九事件”以及在这些事件中被捕牺牲的何功伟、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张文彬等先烈的英勇业绩作进一步的深入采访和发掘，征集那些体现着红岩精神的历史文物。
幸存的亲历者抱病回忆
我们第一站是南宁。20日上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大院内的区党史研究室那栋小红楼里，樊东方处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抗战期间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副书记苏蔓和“七九事件”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在南宁市的采访线索，并亲自为我们即将去的桂林、昭平、钟山和梧州等地打电话联系。
62年前发生在广西桂林的“七九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组织的“南委事件”的后续，目前在南宁的亲历者只有两个人了，即当年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的夫人、时任桂林市委妇女部长的邹冰和省工委特派员、桂林市委组织部长黄嘉，均是八十以上高龄，且邹冰躺在医院病床上多年，已几近植物人，根本不可能采访，唯黄嘉身体还好。为赶时间，当天下午我们就在区党史研究室小莫的带领下跨进了黄老的家门。
85岁高龄的原广西区人大副主任黄嘉，是“七九事件”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位烈士生前的亲密战友。当他得知我们是专门从重庆红岩赴邕采访他时，黄老十分高兴。有着南方老人精瘦身材的他特意取消了当天下午去医院就诊的安排，在家里热情接待了我们。老人家十分健谈，以至我们的采访从下午3点多直到晚上7点。
黄老是目前仅存的几位“七九事件”亲历者之一，我们感觉他对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等当年战友一往情深，他和苏蔓、罗文坤接触交往的很多细小的情节，他回顾起来都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他说：1942年7月9日下午，正是由于他和钱兴的接头，使钱兴及时离开了交通站，从而避免了接踵而至的特务的抓捕，当天晚上，钱兴就告诉他，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出事了。钱兴安排他在桂林组织疏散撤退等善后工作。当他讲到苏、罗、张三烈士集体自缢时，85岁高龄的黄老不禁语气哽咽，悲从中来。对他当年参加革命初期的老领导苏蔓和罗文坤，黄老是由衷的敬佩，他高度赞誉苏蔓、罗文坤是“最早、最标准、最规范、最合格的四化干部”。他们三人的集体自缢是“以身殉党，壮烈牺牲”。
在南国邕城的苍茫暮色中，我们辞别了这位慈祥的革命老人，又匆忙赶往新阳造纸厂宿舍，采访了歌乐山革命烈士何雪松的女儿何丹昵。
南宁有一位健在的《新华日报》老同志钟纪民，离休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广西日报》社长，20多年前我与他在北京、南宁和重庆见过三次面，采访他也是我们这次到邕堀的目的之一。巧的是第二天在他家里我们竟与4年前在北京访问过的另一位《新华日报》老同志冯廷雄不期邂逅，熟人异地相见，更显分外亲热，他们的革命经历和我们的工作内容联系在一起，大家有谈不完的话题。中午了，冯老毫不客气地从钟老家橱柜里拿出一瓶五粮液，说是要庆祝我们在南宁相遇。在干休所大院旁边的一家酒楼里，两位高兴的老同志喝起了五粮液，尽管钟老有夫人在一旁控制着，80多岁的他还是喝了两小盅。老人家两夫妇都是四川人，说我们大老远从重庆到南宁不容易，要我们尽兴多喝。还有两年才满80的冯老体魄健壮，满面红光，性格开朗。他是广东人，抗战时期与钟老同在重庆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工作，钟老是他的老领导。这次他是来南方旅游探亲，在钟老家与我们邂逅，老人十分高兴，连称我们有缘。
隐没在山间的纪念碑
采访“七九事件”，要到此事的发生地桂林。10月23日星期六早上八点钟，我们踏上了去桂林的火车。20年前我曾因开会在桂林小住过半月，20年间也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的同志多有接触，原本不想麻烦他们，所以10点多钟在火车上我才想起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中午1点钟当我们步出桂林火车站时，该馆侯馆长率办公室王主任已在站外等候多时了。承侯、王二位把我们接至桂林粮贸大厦。行装甫卸，在王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即去了桂林图书馆，意欲查得1942年7月14日国民党《广西日报》或《扫荡报》上污蔑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烈士自缢为“桃色事件”的新闻报道原件，结果图书馆里根本没有1942年7月14日前后的上述两种报纸，我们大失所望。
这时天色尚早，而且阳光很好。想到昨晚听天气预报说明后日可能变天，我便决定立即去尧山拍摄苏、罗、张三烈士纪念碑。
尧山在桂林市东郊，由于没有去纪念碑的指示路标，40多岁的女出租车司机虽是本地人，却不知道纪念碑的具体位置，她一边打手机问在桂林工作的儿子，一边不时停车询问遇到的几个小孩，在尧山脚下转来转去。我被窗外尧山秋天的景色所吸引：干净的柏油公路，浅褐色的喀斯特地貌峰峦，一片秋色中偶见路边打着××农家乐或××特色菜的醒目红黄招牌，密林深处有几座木楼小房，一路上少有人迹。
当我们正在埋怨桂林市交通局怎么在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设路标时，还是年轻人的视力好，钟意望见了远处尧山下露出树梢的绿色纪念碑顶。司机循着方向，驶下正道，小心翼翼地慢慢开进一条仅有一米多宽、两边全是灌木藤蔓、枝条横溢的小路，遗憾的是这条小路还是到不了碑下。于是我们扛着器材，弃车而行，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丛和草地，我们就站在了久仰的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三烈士纪念碑的脚下。
这座纪念碑建于1988年，占地3000平方米，缓缓的3层约宽10余米的数十级台阶之上，是高大挺拔、气势雄伟的白色纪念碑身，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觉。十几年的风雨，虽使这里约显沧桑，但却丝毫不减它的庄严和大气。我望着高大的纪念碑，脑海里叠化出三位烈士年轻的容貌，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影像师李四年出身于摄影世家，不用我说，早早地就架起了脚架，安好了摄像机，从各种不同角度开始了拍摄，小钟则帮他不时转运着器材，受烈士精神的鼓舞，大家的激情十分高昂，工作起来都十分卖力和认真。
慢慢地我们登上了第三层平台，这时，一群在附近“农家乐”聚会了的中年桂林游人来到碑前参观游玩，当我问及他们是否知道苏蔓三烈士时，众人竟答“不晓得”，只是听说这里有座纪念碑，聚会完了出来走走，顺便看看。聪明伶俐且好安排的李四年忽然灵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