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领导人做慈善有一定的必然性”
时间：2021-06-13 04:01: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对于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而言，从事慈善事业并非其退休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2008年3月，许嘉璐在退休前夕面对媒体的提问时表示，退出公职之后将有更多时间投身学术。
不过，在退休一年后，经民政部斡旋，许嘉璐出面担任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领导职务。据许透露，在退休后他本来面临两个基金会的聘约，但他最终选择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据称，最初是一名大陆赴港发展的女企业家刘婷志愿发起组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并依例向民政部提出注册及挂靠申请。刘婷本在香港经营彩票发行公司，而许嘉璐本人在港台地区走动较多，口碑颇佳，刘通过民政系统与许嘉璐联络商议后，再经某民政部门主官（系许嘉璐当年在校时的门生）游说邀请，许嘉璐在可供选择的两个基金会中选择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在这个基金会中，许嘉璐担任理事长，商界人士刘婷、耿志远（前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之子）担任副理事长，理事中不仅包括潘石屹这样的商界明星，还有媒体主持人以及政府公职人员，如民政部现任社会救助司司长米勇生。基金会挂靠在民政部下属社会救助司，接受政策指导。日前，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亦受邀出任副理事长。
许嘉璐在接受《凤凰周刊》独家专访时表示，他一步步从初级干部做起，做到了国家领导人一级，曾因工作所需去过很多贫困地区，每次都有“不料当地如此贫困”之感，也常心怀自责，于是思考怎样为他们做一点事情。直至退休后进入慈善基金会工作，令自己得偿所愿。
这也是大陆国务院副总理级别退休领导人，第一次向媒体袒露慈善心路。
《凤凰周刊》：您现在投身慈善事业，是否与退休之前的从政经历有关联？
许嘉璐（以下简称许）：其实分散的、无计划的慈善，从古到今都有。我小时住在北京，要饭的人很多，但都很有礼貌，只在门外不迈进门槛。每次我母亲听外面来了乞丐，虽说家里也艰难，都会拿出窝头或盛上一碗米，让我拿出去，那乞丐就会鞠躬说声“谢谢少爷”。那时，乡间的士绅也会经常施粥。这些对我个人都会有影响。
真正有慈善的想法是在从政以后。因为工作需要，会常常到偏远地区和农村去接触各种现实问题，每次碰到困难家庭，腿会走不动。可是我在任上也不能全心去做这个（慈善）工作。退下来之前，民政部请我去做基金会，所以我去了。
（基金会）初始资金的大部分都是刘婷女士提供的。她和民政部商量后，一拍即合，于是就物色我当理事长。
《凤凰周刊》：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会如此热衷促成慈善机构的组建？
许：在这个基金会之前，我在中华慈善总会担任过名誉副会长。但是参与实际工作更多是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开始的。
民政部每年在社会救助方面经手的资金有180亿元，可毕竟都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的一个特点是：无论什么问题，都必须采取“—刀切”的办法。可是，单个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是参差不齐的，我们的基金会就可以运用社会力量来具体细致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对政府行为算是查漏补缺。
在基金会里，有的理事长专门负责项目基金，有的理事长专门负责外联，有的负责宣传，有的专门负责民营企业募捐。比如刘婷副理事长，她主要负责项目，“爱心列车”、“英雄模范”等，因为她在项目运作上非常有经验;耿志远主要负责与港台地区的联系，比如我们与台湾慈济基金会有密切联系。大家各有其长，分工合作，至于钱到底怎么花，就要一起决定。
下一步我们想请国企的老总进来，目标人选基本上也已选定。我只有感性经验以及一些想法，没有具体操作的经验，所以就一起讨论，然后就和社会救助司、社会团体司等相关部门反复讨论。很多想法我择善而从，最后大家定出一部章程出来运作。
《凤凰周刊》：在实际运作中，慈善机构与政府会保持怎样的关系？
许：我们基金会是民政部下属的两个基金会之一，所以我们建立这个基金会时，充分依托民政系统的资源。
依托它们，意味着不仅包括信息资源的分享，还有来自民政部门对我们工作的配合。比如我们资助建立11个敬老院，委托当地民政局选择地点，我们审核;你来找人做设计，我们看图纸;民政部门负责工程建设，但建的过程中得给我看（施工）照片，最后我们要验收。这个事情只能靠当地的民政部门帮我们做。它们也非常愿意做，因为这个也是帮助他们做当地的民政工作。所以，基金会和民政部门是互相依托的。
每个基金会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得依靠政府来公布这个资源，每个基金会都去建立一个自己的资源网络，那10年也做不成事情。所以说，政府的资源本来就是大家可以共享的。比如宋庆龄基金会，就和全国妇联、共青团它们结合得很紧，这样其实是相得益彰，双赢。慈善机构既做了事情，又帮了政府的忙。
《凤凰周刊》：目前大陆慈善机构的成长会遭遇一些困境，比如公信力问题，在您的理解中，慈善机构应如何自我修复公信力？
许：我曾经资助某个贫困地区15名孩子读书，当时就要求当地教育部门给我提供15个孩子的名字，这样我就按照一学期的费用给他们汇钱过去。后来，一个孩子给我来了信，我还写了回信，但其他的孩子都没有。到第二年我要给他们汇钱时，让秘书打了个电话，希望当地教育部门把孩子名单寄过来，可是我们发现这次名单上的姓名跟之前那次不一样啊。我想，他们可能是随便拿个名单来要钱吧。只有那个回信的孩子我能肯定他收到了我的钱，其他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这就是慈善的公信力问题。公信力不解决，所有的基金会都要受怀疑。
我们基金会有一个网站，将来所有受资助的人的资料将全部在网上，把资料全部公布出来，你可以自由选择要捐赠的方式，捐给基金会或者直接捐给当地人，也可以自由选择捐给哪一个人。你捐赠后，由当地的民政部门给你回执。所有资料都会在网上查到。
这就是所谓的“透明化运作”。我们基金会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
《凤凰周刊》：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大陆退休领导人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慈善事业，您如何看待大陆退休领导人群体对于慈善事业的推动作用？
许：我在位时，别的同事在做慈善的事我是不知道的。后来，当上这个基金会理事长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么多老同志在做，觉得挺有意思。
我觉得退休领导人做慈善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任何的慈善事业，它的目的是凝聚社会上的爱心，凝聚是需要一定的感召力。如果本身有感召力，他本人也愿意做这方面的事情，那就是不谋而合了。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总统、首相在任的时候，都由他们的夫人做慈善;从领导位置退下来后，他们自己也开始做。
说老实话，成规模的、有组织的慈善事业，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直到现在也缺乏中立的、全面的法律法规，也没有成套经验。我估计在未来10年，当国际国内法规、文化等主客观条件慢慢成熟起来时，慈善事业会有大发展。
编辑 涂艳 美编 庞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