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1947—1949年阜阳新解放区的禁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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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9-0011-02
清末民初,阜阳地区是安徽省种植鸦片最早、最多的地区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因而阜阳等地的鸦片种植又开始泛滥,这一局面直到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后实行严禁毒品政策,鸦片种植得到遏制。1913年柏文蔚因参与“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撤职。1920年后,安徽长官马连甲、刘振华等纵容种植鸦片。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暂时遏制了这一地区的毒品泛滥之势,但并没有彻底消灭这一毒害。据1947年不完全统计,仅阜阳城内就有烟馆21家,吸食者3 780人,吸烟成瘾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5%。临泉城内有烟馆10余家。亳县一带毒贩也较多[1]1。
1947年,阜阳地区一部成为新解放区。中共豫皖苏边区在阜阳西北部的界首、临泉、太和等地建立了人民政权,开始着手铲除这一危害人民的毒瘤。鉴于本地区种植、贩运、吸食鸦片较严重的情况,人民政权建立后,从禁种鸦片入手开展禁毒工作。首先发布禁毒告示,要求民众自动铲除鸦片烟苗,改种农作物;指示各区乡村干部利用开会、集市演讲、写标语等宣传办法,把政府禁毒决心和措施以及种毒、吸毒的危害讲清楚,使农民家喻户晓。1947年5月和10月,豫皖苏边区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两次发布禁烟训令,要求种植鸦片烟苗者立即拔除,否则严惩不贷。
一年之后,人民政权辖区内的民众对政府的禁毒法令并没有严格遵守,不但种植鸦片的没有减少,而且吸毒和制毒等现象亦有所抬头。1948年10月,豫皖苏边区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称,“近风闻本区部分群众复拟于今秋大量播种,更据调查,目前竟有不法之徒,开灯私吸及秘密提炼毒品”。因此该专署再次颁布禁烟令,要求各级政府切实重视禁毒工作,采取得力措施大力开展宣传工作,要求各级工作人员深入到群众中间,利用各种场合和方式,“作普遍宣传(开大会,在集市演讲,写墙字标语,尤以村干领导禁种),以期对法令之贯彻执行”[2]。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阜阳地区全区获得彻底解放。各级人民政权继续发布禁烟令,禁止农民种植鸦片,收购民众手中的存烟,查禁鸦片交易和各种吸食毒品的行为。从1947年到1949年10月,阜阳解放区人民政权经过两年的禁烟活动,取得了不少成绩,种毒、贩毒、吸毒的现象大为减少,例如1944年仅阜阳1个县鸦片种植面积达100多万亩,到1949年秋阜阳专署所属9个县私种鸦片还不到1万亩。不过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本地区的种毒、贩毒和吸毒现象并没有彻底禁绝。据1949年11月,统计整个地区尚有7 000多亩大烟种植,辖区各县种植鸦片亩数具体为:颍上县为200亩,亳县为
5 000亩,太和县为1 000亩,蒙城县为500亩,阜南县为40亩,涡阳县为1 000亩[3]。
阜阳新解放区为什么没有完全禁绝毒品呢?在笔者看来,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历史和习惯
阜阳地区自晚清以来,就是种毒和贩毒的重点区域之一。据合肥市志记载,清同治十一年,安徽长江以北地区出现罂粟种植,尤以合肥、亳州、阜阳、涡阳为最。而到了1906年清政府大力推行禁烟政策时,阜阳还是属于安徽罂粟种植最多的县之一,“其种烟最盛区域,向以宿州、涡阳、亳州、阜阳、太和、蒙城为尤甚,颖上、凤台、怀远、定远、灵璧次之,霍丘、凤阳、五河、泗州又次之。”
进入民国以后,经过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击,阜阳的毒品问题虽有所好转,但还是非常严重。据1945年的记载:“烟毒最盛时,仅阜阳城内就有鼎新、兴盛、协和等5个土膏行,全县5个区,种植面积在最高年度的1944年、1945年高达12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9%,专门贩制毒品集团51个,共351人,单帮贩158人,一个月统计贩制大烟土(即鸦片烟膏)4 626两,海洛因(老海)7 872两。农村中贩制毒品集团126人,单帮贩240人,制大烟毒品664两,老海267两”[1]1。
从晚清到人民政权建立近百年的时间里,种毒、贩毒已经成为本地区部分农民的习惯。解放初期,虽经人民政府再三明令禁止,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影响过深,一时尚难根除。民众对政府的禁毒法令置若罔闻。1947年10月10日,豫皖苏边区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训令指出:“查本年禁种鸦片,已严申于5月间民字第101号布告,不意近复有人一意牟利,竟仍以大好农田种植毒物”[4]。1948年10月,阜阳县城刚解放时,为了给黄泛区的农民以活路,暂时还允许他们种植鸦片:“除黄泛区允许种少量大烟外,其他地区一律不准种大烟。”[5]225到1949年初本地区已经获得全面、彻底解放的情况下,阜阳全县尚有143户种789亩烟苗[1]2 。
二、特殊的拉锯环境造成新解放区基层政权比较薄弱,法令贯彻不力
阜阳新解放区的特点是,本地区战略位置重要,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从1947年至1949年初,国共双方军队在阜阳地区长期处于拉锯状态,战争环境变换不定,不仅众多乡村在国共之间反复易手,阜阳境内的所有县城也在国共军队之间反复争夺过,如亳县1947年2月至1948年2月的一年中易手六次,阜阳、临泉、蒙城均易手三次。这种拉锯局面直到淮海战役结束后才最后消失。
在这种局势变换不定的特殊环境下,人民政权建立和巩固也是几经反复。如时人回忆:“人民解放军一来,地方县、区、乡政权建立,解放军一转移,上级要求区不离区,乡不离乡,依靠老百姓与敌人周旋。国民党军队一来,国民党区乡政府随之返回,拉丁派款,搜刮民财,国民党军队一走,区乡政府立即撤出跑到未解放的城市观望,等待时机。”[6]19这种拉锯和政权几经反复的形势造成人民政权的禁烟政策缺乏贯彻执行的优良环境,自然法令效力递减很多。因此人民政权只得反复申令。如豫皖苏边区第三行政区公署1947年5月颁布了禁烟法令,到当年秋种时节,还有一些农民违反政府禁烟法令,继续种植鸦片烟苗,政府只得10月份再颁布禁烟令,“禁种鸦片已于5月间训令,查近有牟利之徒,竟仍以大好农田种植毒物,似此,如不及时严加禁止,则问题便必会扩大。于文到后即由各级政府根据布告向群众切实宣传,以期在我地区根绝毒品之种植”[4]。
除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处在拉锯环境下几经反复外,阜阳新解放区人民政权面临的另外一个严重的困难就是干部极度缺少。据时任阜阳县委副书记的陶健生后来回忆,“当时干部缺少,本地干部更少,城里没有积极分子,农村积极分子也少”[5]37。因为干部数量严重不足,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和工作的初步开展,只得临时利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长担任基层干部。王忠烈回忆说:“1948年10月间,由于阜阳刚解放不久,只能派出区一级干部,再向下派不出干部,因而市委要我们暂时利用旧保甲人员,并在其中物色好些的作为过渡性乡干部。……如洄流区有30万人口,划分为10个乡,除两个乡的乡长是从部队抽调的以外,其他8个乡长皆是利用的旧人员。”[5]100
由于新解放区基层干部少并且素质不高,来源复杂,思想复杂,对党的政策理解不够,宣传和执行不力。这也是造成人民政权禁烟不能完全奏效的原因之一。1948年11月5日,涡阳县民主政府在《再申严禁种鸦片大烟苗的训令》中指出,“查我乡禁种鸦片大烟苗曾经三令五申严禁,而我各级政府执行不够彻底,除发现不少大烟苗外,仍有不少群众想继续播种”[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