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
时间：2021-06-12 08:01: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本文在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构成和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长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民族工作在内容、范围、方式方面均应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城市民族工作应更注重政策环境的建设，注重法制建设，注重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协调，建立起更有效的机制，从而有效地管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并保障少数民族应有的权益。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民族工作
作者周竞红，女，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白石桥路27号，邮编100081。
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具有时代特色的人口的外部运动。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汹涌于大江南北的“民工潮”，都是对当代中国人口外部运动新状态的一种描绘。从人口的运动方向上来说，无外乎是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但就在这个看似简单的人口运动过程中却包含着中国人口和城市管理的诸多新课题。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人口的运动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同时具有这一时代的诸多特色。本文试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作一初步探讨。
一、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
在讨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之前，需要明确描述中国人口外部运动的两个重要概念，即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人口迁移特指人口为了定居的目的而越过一定地界的移动，即行为人按照相关规定，迁出原居住地并随迁户口；人口流动则指人口越过一定地界而不改变定居地和户口性质，即行为人由于各种原因离开户口登记地，到外地寄居或暂住而不变更户口。1949年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施了一整套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工作的全面发展，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少数民族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被有计划地征集、调动，或招收、分配进入城市，分布在国家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中。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为了控制城市的发展规模，对每年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都有较严的限额指标，与此相配套，人口的迁移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和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所以，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进入城市的人口主要是迁移人口，其增长呈现出有规律的逐步增长，城市政府对迁移人口的控制和管理能力很强。据1953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市当时有38个少数民族，人口绝对数为168，404人；到1964年，民族成份增加到53个，人口绝对数上升为283，524人，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3．8％。这部分少数民族迁移人口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质较高，因在一定的机关、单位供职，所以组织程度较高，除随迁家属外，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这使当时的城市民族工作相对比较容易。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民族向城市的迁移人口大量增加。仍以北京为例，1982年人口普查时，全市少数民族人口为285，000人，而到1990年人口普查时已达414，036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迅猛增加，目前虽然还没有权威部门的调查统计，但一些地区的有关部门的调查研究足以充分说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趋势和状态。以几个城市为例，1998年昆明市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30万人；同年，成都市流动人口200万，其中少数民族约占1％，仅来自藏区的经商者就有5000人；浙江义乌市外来经商务工人员中有10个少数民族，人口近1000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至近10万人；广州、武汉等城市也都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和生活。
寻求良好的生存就业机会和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主要动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绝对数不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第二，从业集中于商业和餐饮服务业，而且小商贩占相当的比例。第三，流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趋势得以加强。近年来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1994年贵州省劳务输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百万，仅进入广东省的就有20多万，其中松桃苗族自治县19万多苗族人口中，就有4万苗族妇女走出村寨进入市场寻找生财之道，她们不仅活动于本县、本省，其中还有3000多人进入深圳、广州、厦门等地。第四，流动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多较低。据上海浦东统战部统计，1998年该地区流动人口总数为349，894人，其中1％为少数民族，所有流动人口6岁及6岁以上者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大专以上的有6336人，占总数1．81％；中专及高中的有29，021人，占8．30％；初中的有198，787人，占56．81％；小学的有94，159人，占26．91％；文盲半文盲的有569人，占0．16％；第五，自主、自愿的经济型流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流。由于城市粮食供应体系的改革，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没有了根本性的限制，加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充分，向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流动成为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良好选择。由于流动人口的决策是由个人确定的，无需政府批准，人口流动有了最大的自由度。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影响日益显现。最为明显的正面影响在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增多，使得城市文化多样性得到加强，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文化活力的重要源泉。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将各民族带有乡土气息的文化带人城市，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的发展，加深了各民族文化在各个层面的交往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之间在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交流是有目共睹的。北京的餐饮业，几乎是各民族饮食的总汇，从南方的傣族、侗族、白族、藏族风味，到北方的维吾尔族、朝鲜族、蒙古族风味，从农村风味，到牧区风味，应有尽有。从服饰来说，最明显的例子是苗族的腊染以其天然的意趣、大方的图案赢得了城市中女性的青睐。而在当代城市流行乐中，可以听到蒙古族牧歌粗犷的韵律，可以听到藏族悠远神秘的韵律，也可以听到傣族、苗族、侗族细腻、甜美的乐章。由此，通过不断加强物流和人流的交换，打破地区和民族间的壁垒，为各民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直接交往的条件，从而在更广阔的范畴、更深的层面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实际上，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关系才是现实而有效的，也才更具“谁也离不开谁”的效应。
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对城市民族关系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使得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低，民族众多，各民族间发展极为不平衡，民族关系本身已经较为复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民族在直接交往过程中，也就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加之文化的差异、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等问题相互交织，使得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有些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一开始并不直接表现为民族关系问题，而可能只表现为一般不同民族成员间的冲突，但是如未能考虑其深刻的背景，处理不当也往往成为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隐患，甚至造成民族间的直接冲突。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性大、文化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