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战略战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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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途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战役，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关键词]四渡赤水；战略；战术
[作者简介]高秋惠（1988-），女，汉族，河北乐亭人，中共乐亭县委党校教师，本科双学位，助理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8）05-0016-02
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尽了千辛万苦，突破了重重围剿，终于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前途。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
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战争不仅是力与力的对抗，更是智与智的较量。正确的谋略比任何手段都能更好地击中敌人要害，引起敌方心理震撼。下面，就四渡赤水战役中使用的战略战术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着眼长远、谋划全局，不计一时得失
战争并非仅仅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更为重要的是双方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直接较量，其战略思维的优劣，将直接体现在对战争全局的控制上。①四渡赤水战役就是毛、蒋二人在战略谋划上一次较量。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其兵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元气大伤、弹药奇缺，补给匮乏；而蒋介石在湘江重创红军后，又集中40万重兵进行围堵，双方兵力悬殊。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凭借优势兵力在红军可能突围的沿线布防，以逸待劳，从战略上讲，这对红军极为不利。但是，蒋介石在实际作战指挥中，过分追求一战一役的胜败，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对我军的紧追不舍，这实际上是舍本逐末的战术行为。与之完全相反，毛泽东牢牢握住跳出包围圈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不在意一战一役得失，因势利导，牵着国民党军队鼻子走，让国民党军队东奔西跑、疲于奔命。最后，红军胜利了，蒋介石失败了，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和毛泽东的思维层次、能力素质不在一个水平上，毛泽东的思维属于战略级的，蒋介石的水平更多属于战术级。战略和战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以针对某一具体事项判定孰是战略孰是战术。战略是目的、核心和理论；战术是方法、手段和技术。通俗点说，战略是面，战术是点。
二、红军的战术运用
（一）迂回战术在军事上的解释是指避开敌人强劲的正面，攻击敌人较为薄弱一面的一种战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有自己的软肋，“拣弱的打”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作战原则，这也是长期敌强我弱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一条基本生存原则。从创建人民军队之初我们就在敌人重兵包围、夹缝中生存，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一点，他用民间通俗的语言风趣地比喻：“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二）人海战术，是一种以数量和巨大的消耗换取其他方面优势的战术，包括时间、空间、进攻或防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以多打少，以众欺寡。它的基础是集中优势兵力，以数量增加整体的实力。国民党军40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属于明显的人海战术。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最担心两个方面，一是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中央红军东返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于是，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方向上严加布防的同时，对红军死追不放。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会“舍近求远”，指挥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队防守较为薄弱地区实施战略大迂回，长驱云南、抢渡金沙江。由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主力和红9军团实施巧妙的配合行动，使他长时间无法确切判明中央红军渡河地点，因而一再分散追击兵力，只能无奈地听任中央红军全部安然渡过金沙江。由此可见，毛泽东正是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充分分析战场态势，在运动中寻求敌人弱点，避实击虚，灵活运用迂回战术，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使红军北上抗日战略得以实施。
（三）情报战。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靠的是什么？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红军已经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机密——军事情报。对情报的重要作用，刘伯承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敌军密码破译法。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的傅钟回忆：“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众所周知，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四个字：敌变我变。在敌众我寡的战场上，“我变”的前提必须是确切掌握“敵变”的具体情况，为此红军时刻在紧张侦听对手每支部队的通讯。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的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②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是多么严密地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