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烙印群体及其就业帮扶政策困境
时间：2021-05-06 08:02: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烙印群体作为一个被社会长期忽视的特殊群体，缺乏制度和公众给予的身份认同，接受了恢复性措施后，他们对于社会生活有着美好的回归需求。然而，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意愿却因其越轨历史被不断打压，长期生活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之中，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问题。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烙印群体，他们同样面对着不平等就业的现实。笔者对烙印群体的内涵及范畴做了具体的分析与界定，并试图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例阐述该群体在社会回归过程中面临的就业难题与帮扶困局，进而对困局的产生机理进行深入挖掘，提出以服务为目的社会政策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方向，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以及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烙印群体；刑满释放；不平等就业；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D6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4-004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参与法治化研究”（14ZDC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保障研究”（14AFX009）；吉林大学廉政智库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决策腐败及其责任追究——以我国党政决策体制为中心的考察”（2017LZZKY002）
〔作者简介〕许玉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超群，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出现了高度的分层与变化，对于社会利益多极诉求的平衡由之成为亟待解决的政策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社会的复杂变化使部分公民难以适应相对高强度的社会竞争，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集体失语，这种现象在近几年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主要分化为弱势群体与抗争群体两类研究。然而，烙印（Stigma）群体作为社会分层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却被社会长期忽略，对于不同群体间权利平衡的持续关注是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如何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保护烙印群体的权益关乎和谐稳定政治秩序的维护和伟大中国梦的最终实现。
一、烙印群体的内涵及特征
一个人一旦走入与主流道德价值观相悖的歧途，就会被烙上“异我”的标签，也就是通识意义上的越轨者（Deviance）。Kai T. Erikson认为，越轨者的身份一旦被公众确立，就会形成社会对该人身份的长期不良认知且难以被推翻，以至于他的其他社会角色皆会被忽略，逐渐走向社会阶层的边缘化。〔1〕Frank Tannenbaum则较早提出了关于不良标签的思考，他认为一个人的不良标签是由公众施加的社会描述，而他会因为无法摆脱标签带来的罪恶（Evil）印象真正变成被描述的人。〔2〕本文中所指的烙印群体便是由越轨者改造而来，恢复性的教育或惩罚使他们在外力的帮助下接受了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 林崇德认为，“所谓社会化就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获得他所处的社会的各种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成为独立的社会成员并逐步适应社会的过程”。参见林崇德《发展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341页。在此基础上，学者周晓虹较早提出了再社会化的概念，认为“再社会化”是“改变原已习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建立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确立新的生活目标的过程”，而后众多学者也基本沿用了这一概念。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61页。即便如此，由于对罪恶的厌恶，在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下，公众依然难以消除对一个人越轨历史的反感，愤恨与恐惧使社会忽视了他们的权益诉求，从而使越轨者在改过自新后依然难以摆脱不良标签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对该群体的身份烙印。按照约翰·布雷思韦特的理解，“烙印是一种威慑物，它是大多数人都想避开的东西”，他进一步将“烙印”研究进行了系统地整合。之后的眾多学者也沿用了其对于“烙印”的认识，布雷思韦特指出，被烙印化的人自然会被社会中的多数人推向越轨者范畴，即使被烙印者自我并不情愿于接受如此认知。〔3〕作为一个被社会长期忽视的特殊群体，被烙印者即使渴望回归社会，还是会被多数人排斥，无法得到公众的承认与尊重，进而逐渐被主流价值文化从社会中剥离出来。因此，作为平等公民的烙印群体并不存在内部的组织化，而是曾有越轨行为历史且存在身份认同困难的部分社会公民集合。
烙印群体在传统的社会分层视野下通常会与弱势群体以及抗争群体相混淆，虽然三者有着外延的交叉，但却存在内涵的完全不同。一方面，烙印群体并非所有人都会出现社会行为上的失能与失力，多数被烙印者接受了恢复性措施后，在社会回归的起始阶段便已具备了融入欲望与能力，他们的生存问题不能被完全等同地纳入弱势群体的讨论范畴，自然也无法含括在弱势群体的帮扶体系之中；另一方面，烙印群体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抗争群体，抗争群体的概念内核在于是否能达成集体行动的抗争集聚 学者应星对“抗争集聚”的定义为：十人以上的群体代表用较为理性、节制的方式聚集在政府门外或其他重要场合表达诉求的方式。参见应星《 “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6期。，被烙印者通常以松散的“个体”形态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群体内部并不具备形成集聚的客观条件。因此，在传统社会结构认知之外的烙印群体有着明确而独特的群体特征，他们的理想诉求是平稳顺畅地重新回归社会，获得全新的身份认同。通过对不同群体的简单区分还不足以形成对烙印群体的明晰认识，因而对烙印群体的特征分析与认证是准确界定该群体的必然要求：
其一，缺乏“他者”给予的身份认同。身份烙印扭曲了烙印群体生存的外部结构，他们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甚至产生自我怀疑，进而被推向社会边缘。差异并不能作为烙印群体不被认同的正当理由，按照Charles Taylor的理解，个人的尊严是在与他人的理性对话关系中达成的，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塑造了平等、尊重和政治团结的社会正义。〔4〕目前对于烙印群体特殊性的不宽容具体表现为社会排斥和制度歧视，前者的行为主体是社会公众，理性公众拥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曾在主流道德体系下犯过错的会被视为潜在的威胁，社会公众往往通过视若陌路拒绝与之接触，群体边界（Boundary）则由此产生，而同情与宽容只会让公众觉察到不安；制度歧视则是对于未知危险进行社会防卫的体现，为了防止烙印群体的二次越轨，制度上不得不对他们的越轨经历进行公开或标记，比如戒毒人员要定期到司法所进行报告、刑满释放人员的前科保留制度等等。此外，制度性歧视甚至会对部分烙印群体的权利自由进行限制，尤其以择业自由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制度歧视实质上都从另一个侧面放大了烙印群体与其他人的身份差异，自卑在被烙印者的内心作祟，进而会降低它们对现行体制的信任与期望。由此可见，缺乏身份认同是社会道德体系与现行制度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烙印群体的重要特征剥夺了他们对于社会的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