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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传统侦查行为准则

    时间:2021-05-04 20:0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因古近代各朝代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每一个历史时期侦查行为具有不同的发展与表现,但作为侦查行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则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本文通过对具体侦查行为和传统侦查行为准则的文化基础的分析,解读中国传统侦查行为侦查准则。
      【关键词】侦查行为 行为准则 文化基础
      每一种社会现象都有其形成的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其产生有历史的必然,其发展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中国古代侦查蓬勃发展的势头到近代日趋减弱,虽然侦查技术已写入新刑事诉讼法中,但我国侦查依然面临巨大挑战,现代侦查科学并未在华夏大地上滋生。在侦查理论和方法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中国古近代侦查发展中,侦查行为无疑是重点。
      一、浅析具体侦查行为——传统侦查措施
      在传统侦查运行过程中,从《折狱龟鉴》中的因痕识奸、拷皮知主到《棠阴比事》里的狼简校正可以看到,具体侦查行为即侦查措施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侦查实验
      唐时袁滋通过“秤金”的侦查实验,成功地侦破马蹄金失窃案。在案件侦破中,袁滋通过秤金实验的方式展示其侦查智慧。古近代侦查实验过程中还经常使用类比实验的方法,比如张举烧猪。传统侦查实验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规则:尽可能地使用犯罪实施过程中的原物,并且在原来的犯罪行为地点进行实验。
      (二)检验检查
      秦汉时期,检验、检查措施在传统侦查领域中备受重视,睡地虎秦墓竹简中的《封诊式》几则案例则为明证,在“贼死”“经死”中都有检验尸体、头部、流产子、疠病的记载。传统的检验和检查展现了古近代中国较为发达的检验技术,发展出了包括物证检验、尸体检验、活体检验等在内的发达体系。
      (三)侦查辨认
      在古近代侦查过程中,为了积极吸收民众参加侦查辨认,也为了使侦查效率实现最大化,往往采取公开辨认,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司马悦视鞘”案件侦查过程中,司马悦组织了有关人员进行了公开的辨认。再者在古近代侦查实践中,辨认往往反复进行,比如在唐时的“张鶩括字”案中,侦查人员让犯罪嫌疑人对文书进行反复辨认,以此验证侦查推理。古近代侦查辨认往往混杂进行,如明朝的鲁穆利用混杂辨认方法,破获了“周允文侄侵占财产罪案”。
      (四)控制赃证
      控制赃证是侦查过程中经常使用的常规性侦查措施,它经常性地适用于“盗案”和其他涉财性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在具体实施时,由侦查主体对赃物的隐藏、转移、销售、毁灭、使用等环节进行严密的控制,从赃证查获犯罪嫌疑人。唐代“张鷟去辔”案即反映了控制赃证的侦查措施。
      (五) “名捕”通缉
      “名捕”即现在所指的通缉逮捕,这种侦查措施很早就存在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名捕”即“指其名而捕之”。在出土的汉简中,即有通缉人犯的“名捕”文书,它对在逃犯的描述相当详细:嫌疑罪名,嫌疑人姓名、肤色、体型、头发、年龄、身高、逃亡时交通工具等,这些刑事信息的提供有利于缉捕工作的顺利开展。 《大清律例》对通缉的规范集历代之大成,规定了通缉令以及相关文书的格式,对通缉令的流程也进行了规范确立了通缉期限,通缉始于“文到之日”,至年底即为第一段时限,可以重新起算时限再行“接缉”。
      二、中国传统侦查行为准则的文化基础
      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有各自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其与不同的文化模式相融合,孕育和发展出了不同的侦查文化;同时,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权又孕育了各具个性的侦查文化。中国古近代侦查行为因受各个时期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其行为准则都以古近代侦查文化为基础的特点趋同。
      (一)中国传统侦查文化中的“重经验轻科学”
      中国传统侦查非常注重经验的积累,并发展起较为丰富的传统侦查措施体系和谋略体系。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发展出了“五听”讯问法。到秦朝时,中国又进一步发展出 “笞掠为下”、不提倡拷讯的取证策略。传统侦查人员十分注重侦查经验的总结和整理,目前的传统侦查名著有五代和氏父子汇编的《疑狱集》、宋代郑克编撰的侦查名著《折狱龟鉴》、宋代桂万荣编写的《棠阴比事》,最具有影响力的要数南宋提刑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这是“13 世纪产生于中国的一部著名法医学著作”, 更得到千古流芳。虽然中国传统侦查有多项技术曾一度居于世界前列,但整体而言,中国传统侦查对科学技术并不重视,侦查科学水平相当有限。首先,自然科学水平限制了传统侦查的科学化发展;其次,即便在有一定科技含量侦查行为的运作过程中,侦查人员也不能深刻认知其所包含的科学性;最后,在绝大多数中国传统侦查著作中,科学性和学术性都略有欠缺,难易得到一定的体现。
      (二)中国传统侦查文化中的“民本主义”
      传统中国传统侦查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依赖,充溢着对人的关切,造就了一个高度关注“人”的侦查文化,并型塑了一个以言辞证据为中心的传统侦查措施体系。对“人”力量的充分认识,使得传统侦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高度关注,突出表现为在其引导之下现场勘验、检查体制日渐发达的结果。早在秦汉时期,就发展起了较为完整的现场勘验检查制度;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本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
      (三)中国传统侦查文化中的“专制集权”
      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秩序,而这种秩序是等级制的,其中心问题和最高原则是确保专制王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传统侦查文化中的“专制”与“民本”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制衡机制,而中国传统社会虽历经数千年王朝更替、世道轮回,却从不曾摆脱君主制集权专制的宿命。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专制”才是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根本品质。第一,“民本主义”在制约“专制主义”的同时,又沦为“专制主义”的工具;第二,在传统中国的侦查文化中,权力因素很早就侵入侦查权力配置领域,并内化为传统侦查文化中的专制品格;第三,中国传统侦查文化中虽没有出现过发达的、典型的法定证据制度,但并不意味着侦查职能官吏拥有较大自由裁量的空间,苛严的侦查责任机制构成了专制权力控制侦查的最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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